摘要：相同或相近的生活方式是民族融合的重要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中华茶文化的基础和主干是茶饮文化，其中在世界上出现最早、延续最久的“羹饮法”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特色之饮。
中华大地是世界茶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利用茶和将茶向世界传播的民族，考古发掘和文字记载都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茶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成果，伴随着中华民族成长的全部过程，对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茶文化促进了中华各民族间生活方式的交流和交融
相同或相近的生活方式是民族融合的重要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中华茶文化的基础和主干是茶饮文化，其中在世界上出现最早、延续最久的“羹饮法”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特色之饮。
中华茶饮到了先秦两汉之际,“羹饮法”成为主流。“羹饮法”标志着茶的角色的转变——由药物转变成一种食饮结合的饮料。这种茶饮方式遍及各民族地区，流传到当代。虽然从唐代陆羽主张“清饮”开始到宋代之后“清饮”成为汉民族茶饮的主流，但“羹饮法”一直保留在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茶饮习俗之中。即使是喜爱点茶清饮的苏东坡也在诗中说：“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洪皓《松漠纪闻》记金人宴罢，“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以粗老或档次低的茶加 乳酪煎煮而饮，可见金人也追随宋人，精茶点饮，粗茶煎煮。羹饮法至当代仍在各民族地区保留：吴越地区的“熏豆茶”，以“熏豆”（烘烤干的青黄豆）和绿茶为主料，拼配胡萝卜干、桔皮、桂花、芝麻等一起冲泡同饮同食；傣族的“烤茶”、湖南的“擂茶”、云南的“米糊茶”等，都是在冲泡茶叶之后,再加入椒、姜、桂、盐、炒米、花生、芝麻或调和、或捶碾而成的。藏族、蒙族、维族等西北、西南民族地区的奶茶，也都保留了浓郁的“羹饮法”习俗，在主料茶和奶之外，总要加点各色香料、植物、粮食辅料。如今非常普及的新式茶饮、新式“奶茶”，追根溯源，也往往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羹饮法”的创新版、升级版和地方风味版。
普洱茶也是一个由古代云南地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特殊茶品，经过历史的长河，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所爱。唐代樊绰《蛮书》记录了它最早的名字——“银生茶”。宋代,南方的大理国设“茶马市”，开始形成普洱至西藏的“茶马古道”。明代万历年间的谢肇淛所著《滇略》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普洱茶与其他中华茶一起，历唐宋元明清，自古喝到今。虽然古代边疆很多民族都爱喝奶茶，内地汉族多爱清饮，但随着茶文化的深度交流和交融，汉茶边饮、边茶汉饮已渐成风气，享有民族团结茶的盛誉。元代至明清时,普洱茶还随蒙古人北上而进入俄国。
二、茶文化促进了中华各民族间人口的交流和交融
商业活动是促进社会结构、生活结构变化的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中国古代几条重要的“茶路”对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交融厥功至伟：“丝绸之路”“西南丝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中国大运河”。它们既是丝路、瓷路，也是茶路等贸易之路，其中有旱路，也有水路。这些茶路不仅通过南茶北运、东茶西运对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还直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
首功者当属活跃在商道茶路上的各民族商人。在西北茶路上主要活跃着汉族、回族、维族的商人，他们率领马队、马帮、背夫、脚户，常年往返这些地区，民族间的通婚成为常态，不少流动人口则渐变成当地的永久性居民。在茶马古道上，西去的终点是西藏。清乾隆年间，西藏拉萨就居住着大量的各族商人及其随行人员，以汉族为主，其中滇商民族成分就很丰富，此外还有回族、白族、纳西族等，长住者达两三千人。到民国初年，根据刘赞廷在其《昌都县志略》中的记载，在西藏昌都“凡康定县及云南阿墩子巨商均于此设有分号，如陕邦之‘毛盛福’‘广和盛 ’‘春发源’，云南之李洪兴等，皆数十万元成本。购诸川茶、绸缎、糖、布以及各种杂货运此，分销类伍齐、三十九族、波密以及野人地方，调换土产输至康定县出，行以为常”。其中许多商人逐渐在当地定居下来，与其他民族通婚，既经商也从事农业、畜牧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带有明显民族融合特点的“康定人”的一部分。
中国历史上这些著名的商道茶路，还造就了不同民族间的“嵌入式”居住格局——在各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由于经济活动、生活便利而形成了“你居住在我们中间，我居住在你们中间”的居住格局和生活格局，时间长了即融为一体，极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融合与团结。
三、茶文化促进了民族心理的交流和交融
民族心理是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凝结起来的表现为民族文化特征上的心理状态，通过民族物质和文化特点表现出来，如建筑、服饰、语言艺术等，在民族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历史发展基础上形成，有时候在宗教信仰、民间信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比如，茶自古以来就在中华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心理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所以茶神崇拜非常普遍，云南古老的德昂族、与巴人同脉的土家族、把茶神崇拜刻在3000多年前的岩画上的佤族人，都保留了茶神崇拜的风俗。有趣的是许多民族往往崇拜的是同一位茶神，其中“神农氏”是中华民族最普遍崇拜的茶神。“神农氏”是中华民族从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的一个代表，传说中的人身牛首的形体特征就带有多种民族的特点，因为亲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成为茶的第一位伟大发现者和利用者，被公推为茶神，得到中华各民族的爱戴，源源不断的祭祀纪念活动一直延续到当代。如果说神农还是传说中的人物，那陆羽则是由真实“茶圣”而被各民族奉为中华茶神祭拜千秋的。三国时期蜀国名相诸葛亮因为对西南民族植茶制茶用茶有诸多贡献，也被封为西南各民族的茶神、茶祖而享祭礼和纪念，在云南南糯山一带还有少数民族把茶树称为“孔明树”。东南的福建和台湾至宋代茶业已很兴旺，茶叶的海运靠船老大的智慧，也敬畏老天的力量，于是海上保护神妈祖也同时享受茶神的待遇。妈祖崇拜在宋代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从宣和五年（1123）宋徽宗赐“顺济庙额”开始，朝廷陆续赐妈祖封号达十几次之多。在闽台地区，茶叶和茶工自然离不开海上运输，于是妈祖又成了闽台地区各民族茶工、茶农和茶商供奉的茶神。茶神崇拜借用“天妃”妈祖始于宋，盛于元，流传至今。现在，福建仍保持“茶帮拜妈祖”的习俗，而台湾茶人也仍以妈祖为行业保护神，祭拜时称“茶郊妈祖”，祭拜日定为农历九月二十（相传是茶神陆羽的生日）。
人类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精神生产具有同等的重要作用，因此婚姻礼俗成为反映民族心理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全部礼仪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礼记·昏义》便说：“昏礼者，礼之本也。夫礼始于冠，本于昏。”这是因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宋代以后，茶与婚姻仪礼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南方一些多民族地区还形成了“三茶”婚姻仪礼：相亲时的“吃茶”、定亲时的“下茶”或“定茶”、成亲入洞房时的“合茶”。加上《仪礼·士昏礼》所说的“六礼”，便形成婚姻礼仪的“三茶六礼”俗语流传后世。即便是退亲，亦被称为“退茶”。所以，清代李渔《蜃中楼·姻阻》中有“他又不曾有三茶六礼行到我家来”的话。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也谈到了杭城婚俗：“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
不仅汉族地区风行婚姻茶礼，少数民族地区也如此。陆游记载过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男女青年在恋爱、婚姻上比汉族更为自由开放的风俗：“辰、沅、靖州蛮有犵狑，有犵獠，有犵榄，有犵，有山猺，俗亦土著……男女聚而踏歌……其歌有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盖竹枝之类也。”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性格就是在这些共同的精神性活动中日积月累积淀而成，因而具有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茶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多民族的茶文化交流的最早文献记载当属汉代《华阳国志·巴志》:“自西汉至晋,二百年间,涪陵、什邡、南安(今剑阁)、武阳皆出名茶。”“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丹漆、茶、蜜……皆纳贡之。”秦始皇在一统华夏之后,也曾将六国的俘虏迁到巴蜀地区。这样一来,中原地区和当时地处偏僻的巴蜀地区就有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向巴蜀地区的茶文化敞开了传播的大门，说明巴蜀地区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人工种植的茶园,并将茶作为进献给周天子的贡品。明末大儒顾炎武也在他的作品《日知录》中提供了旁证：“自秦人取蜀后，始知有茗饮之事。”巴蜀地区茶文化的盛行,最直接的证据可以从西汉王褒所写的《僮约》中找到“烹荼尽具”“武阳买荼”两条记载。由此可知,饮茶不仅在当时的四川地区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茶叶也成为市场流通的商品。中华民族对茶的情感之深既来自物质生活“无异米盐”的必需，也来自精神生活的追求。
中国古人喜欢将茶比作品德高尚的君子，将佳茗比作美丽高雅的女子。陆羽主张真正的茶人应该奉行“精行俭德”的原则，做事像做茶一样精益求精，做人像茶品一样节俭质朴。首倡“茶德”的是北宋杭州人强至。他既赞美建安之茶，“茶生天地间，建溪独为首”，又反感背离茶德的奢侈浪费，批评“南土众富儿，一饼千金售。公立须南官，好居众富右。俸钱未到门，已入园夫手。买藏惟恐迟，秘之逾琼玖”。认为“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冷泉，性若不容垢”，面对现实，他感叹道：“古若有此茶，商纣不酣酒。”强至的茶德人品统一论实质上是强调茶文化的教化功能和德治作用，并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这样的认识产生了久远的影响，逐渐积淀为中华茶文化的一种优良传统，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伦理价值观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比如，在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中据有核心地位的“和”，一直是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的基本准则。“和”同样是中华茶文化的核心内容，潜心做茶、安心品茶，茶反映了真善与和美的生活态度；以茶奉亲、以茶敬客，茶架通了人际关系和谐的桥梁；茶为国礼、茶叙外交，茶成为和平外交的使者……
茶促民族之和在中国宋辽夏金时期具有突出的表现。宋辽夏金时期，多民族政权并存，有交手交锋，也有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融合、发展的时代，由于辽、夏、金都因为饮食关系而特别需要茶，于是无论是茶叶边境贸易还是各民族对茶叶的生活所需，茶和茶文化都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茶叶边境贸易既包括官方的茶马互市、榷场贸易，也包括民间贸易，都是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通道，人流物流带动了经济流、文化流。宋辽两国共存165年,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时和时战,后期基本和平相处。无论何时，茶都是主角：关系好时，榷场开放；关系交恶，走私不停，茶都对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起到了桥梁作用。在宋夏关系中，由于西夏人“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壬申，盐铁使王明向朝廷建议：“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双方无论是战是和，茶叶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金在灭辽和北宋之后迅速汉化，汉人、女真人、契丹人等杂居、通婚，而且都爱饮茶，饮食的趋同性成为民族融合最有利的条件。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一直对宋采取友好国策，茶叶的官民贸易和文化交流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状态。到元代，结束了多民族政权并立的状态，实现了国家的大统一，持续到明清以至当代，茶和茶文化交流不但不再受到阻隔，而且更普及和深入到各民族生活之中。
从唐代陆羽倡导“精行俭德”的茶人精神到当代庄晚芳先生等将中华茶德概括为“廉美和敬”，将当代茶文化核心理念概括为“清敬和美”，都受到了各民族的广泛认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的以茶为媒的表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涵和精神实质上是高度一致的，中华茶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大融合、大团结已经作出还将继续作出贡献！
作者：陈永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来源：斤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