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教授除了在校内上课，有时也能接到校外授课的邀请。校外授课的报酬差距非常大，高的可以达到天文数字，低的则毫无分文。一位学者被邀请到西部讲课，他说你们那里太困难，讲课费就低一点吧，十万就可以了。另一学者的讲课费远远高于市场水平，具体多高无从了解，但从一件小事可

来源 | 法学教书匠的日常

作者｜谢立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除了在校内上课，有时也能接到校外授课的邀请。校外授课的报酬差距非常大，高的可以达到天文数字，低的则毫无分文。一位学者被邀请到西部讲课，他说你们那里太困难，讲课费就低一点吧，十万就可以了。另一学者的讲课费远远高于市场水平，具体多高无从了解，但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有单位想请这位教授讲课，找到了他的同事，同事问这位教授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的讲课费多少吗？不知道的话就别撮合了，此事就此作罢，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其讲课费的水平。

在国内顶级的出场费，已经和国际最高水平接轨了。有一次，国内一个单位邀请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参加一个研讨会，赞助商向每位参会者支付了四十万人民币，这是我了解到的出场费天花板，应该与卸任外国政治家的出场费相比毫不逊色。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下台以后，因为莱温斯基事件支付了很多律师费，欠了一屁股债，后来他在世界各地演讲，收取高昂出场费。

对于讲课费，大学教授通常采取三种做法。第一种是只要有人请，有时间就去讲课，对方愿意给就给，不给也行，给多给少都可以，一切随意。

第二种做法是与邀请方讨价还价。有的教授为自己设定了标准，如果有人来邀请就会和对方协商，如果对方的报价达不到标准就予以拒绝。这种处理方式其实也没太大的问题，因为精力有限，如果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讲课费而到处讲课，必然影响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而通过设定一个较高的讲课费标准，让很多人知难而退，就能够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从事本职工作。双方讨价还价的时候，很有艺术。有一个同事比较逗，为了不让自己太忙，提出了一个较高的标准。如果对方说要价太高了，这位同事本着谈不成也好的心态会接着说，对啊，而且我还只是个副教授呢。这句话往往让对方破防，在风中凌乱^_^。

第三种做法是想办法利用各种手段来提高自己的讲课费，自抬身价，成功之后则到处吹嘘，沾沾自喜。一个相对常见的做法是接受乃至授意学生家长邀请讲课，收取高额的费用。有一次好友 C君告诉我有人是这么做的，他对此非常不屑。他自己也有学生在外地当一把手，多次邀请他去讲课，他都婉拒。他认为，这种邀请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学术交流比较少，只是进行隐蔽的利益输送，实在没有意思。

讲课费的高低为什么相差那么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专业领域的学者去讲课，所提供的知识能够直接为企业创造不菲经济效益，因此讲课费自然就高了。除此以外，还需要考虑讲课本身对讲者是否有取酬之外的意义。对此可以区分三种情况。

一是学者有机会去宣讲自己认同和信仰的学识，讲课的机会本身对他就是一个回报，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接受无偿讲课，如果对方还愿意支付报酬则无疑锦上添花。如此一来，对方愿意给就给，不给也行，给多给少都可以，一切随意，也不提前问。有一次，H老师收到邀请，讲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二话不说，坐飞机去了，下了飞机坐了四小时车，加上往返，一共四天时间，最后对方给了2K，平均一天是五百元。目前我也属于这个类型，在校外传播点宪法案例分析的知识，乐在其中，讲课费零元起，考虑到差旅等成本甚至可能倒贴。尤其是今年以来，有点丧心病狂变本加厉，不是应邀就是硬要去一些大学讲宪法案例分析，或许已经达到了人见人怕的程度。需要说明的是，我只讲、也只会讲宪法案例分析，所以并不会拉低讲授其他课程的市场价格水平——否则罪过可就不小了。

二是有学者只把讲课视为一种盈利活动，与自己的信仰无关，讲课就是和农民种地、工人做工一样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与对方根据市场经济原则讨价还价，往往能够就相当于市场价的讲课费成交。

三是学者内心并不认同他讲的内容。去宣讲自己并不认同、但存在市场需求的内容，是一件痛苦的、甚至导致人格分裂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高额的报酬来弥补其精神上的损失，相应的报酬必然是较高的。如果大家关注一下老年人常看的视频，可以发现经常有一些人穿着白大褂推销没用的保健品。这些人自己也知道产品没用，违心地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至少一开始内心可能是痛苦的，超额的报酬就算是某种精神损害抚慰金吧。这种情况下的讲课费，自然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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