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不久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一句：汽车行业的‘恒大’已经出现。好似一把利剑，直接开了国内汽车行业的天门。一时间众说纷纭，大家都玩起了狼人杀，到底谁是汽车行业的“恒大”？而汽车行业“恒大”背后更是隐含着另一层深意，中国汽车行业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而这个巨大的问题，其

前不久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一句：汽车行业的‘恒大’已经出现。好似一把利剑，直接开了国内汽车行业的天门。一时间众说纷纭，大家都玩起了狼人杀，到底谁是汽车行业的“恒大”？而汽车行业“恒大”背后更是隐含着另一层深意，中国汽车行业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而这个巨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的汽车产能积压而无法打穿国际市场，无法将天量的汽车产能释放出去。

而这种问题的不断演变，最后具象化在一个深刻的词语上——“内卷”。

中国汽车市场，这个曾经全球增长最快的引擎，如今正深陷一场前所未有的“内卷”浪潮。价格战愈演愈烈，车企利润空间被持续挤压，产能过剩的阴影也日益显现。据行业观察，2024年中国30家上市车企的净利润总和仅为377亿元，这一数字甚至不及丰田汽车一家公司利润的零头 。这种“增收不增利”的困境，与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息息相关。武汉汽车行业协会会长陈斌波曾指出，中国汽车行业的“卷”是必然的，原因在于产能过剩、供大于求，以及各家车企都希望通过竞争淘汰对手。

“国内的车卖不出去”已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部分车企面临的真实写照。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尽管2024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达到3140万辆，但其中约586万辆为出口，占总产量的近19%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市场消化能力的瓶颈。持续的低价竞争不仅损害企业利润，更可能导致研发投入缩减，形成“降价-减配-竞争力下降”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直至产业链和市场被内卷摧毁”。

在此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向海外拓展市场、释放过剩产能、寻求新的增长点，已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选择，而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正如Automobility在分析中国汽车产业全球化路径时指出的，国内销售放缓已迫使中国汽车制造商优先考虑出口，以提高其现有产能的利用率 。然而，出海之路并非坦途。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汽车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复杂挑战，并尝试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为国产汽车的全球化突破寻求可行路径。

历史的镜鉴：工业强国海外市场拓展的逻辑与手段

纵观世界工业发展史，主要工业强国在自身产能达到一定阶段、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无一例外地将目光投向海外，运用各种手段拓展市场空间，这几乎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早期的殖民扩张到现代的全球化布局，其核心逻辑始终是为本国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竞争力服务。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初期，西方列强凭借其先发的工业和军事优势，通过炮舰政策、不平等条约等手段，强行打开亚非拉国家的大门。它们掠夺原材料，倾销工业制成品，建立起以宗主国为中心的殖民经济体系。这一时期的市场扩张，带有浓厚的强制性和掠夺性，为本国工业化提供了原始资本和广阔市场。

正如《中国日报》在一篇分析西方现代化路径的文章中指出的，西方国家通过持续的侵略和扩张，将亚非拉国家纳入其殖民体系，通过商品和资本输出掠夺财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经历深刻变革。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着手构建以体系化、规则化为特征的新国际秩序，借此拓展全球市场与影响力。

马歇尔计划（官方称 “欧洲复兴计划”）是战后美国援助西欧重建的重要举措。1948 至 1951 年间，美国向西欧提供超 130 亿美元援助，助力其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稳定经济秩序。该计划不仅为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生产设备等商品打开广阔的欧洲市场，还促进了欧洲内部的经济合作与贸易自由化，为后续欧洲一体化进程奠定基础，并巩固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

1944 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体系在战后初期稳定了主要工业国汇率，为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营造了可预测的金融环境。其固定汇率制降低了贸易中的汇率风险，推动国际贸易显著扩张，使汽车等西方工业品更便捷地进入全球市场。尽管该体系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瓦解，但其确立的国际金融合作框架与理念影响深远。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后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始终致力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通过多轮谈判，各成员国逐步降低关税壁垒、削减非关税壁垒，并建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这为汽车这类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创造了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推动了汽车产品的全球流动及跨国车企全球化生产布局的形成。

在战后建立的国际经贸体系下，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工业凭借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和全球化战略，成功实现了崛起，成为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力量。20 世纪初，美国汽车工业以亨利・福特开创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为标志，率先实现汽车的大规模生产与普及。

福特 T 型车和奥兹莫比尔 Curved Dash 作为首批大规模生产且大众可负担的车型，成为这一阶段的代表。这种生产模式革新，结合美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及相对开放的信贷体系 —— 制造商向经销商现金销售、经销商再售予消费者的模式，推动美国汽车工业在 20 世纪上半叶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二战后，美国汽车工业进一步发展，并向欧洲、日本等地区扩张。

日本汽车工业起步于 20 世纪初，早期主要模仿欧美车型，服务于工业和军事需求。二战后，在美国扶持及自身努力下，日本汽车工业迅速发展。1970 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汽车凭借燃油经济性、可靠性及精益生产优势，成功打入并大规模占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市场。丰田、本田、日产等品牌通过持续技术改进、严格质量控制、高效成本管理及针对目标市场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建立全球性生产和销售网络。例如，丰田卡罗拉自 1966 年推出以来，已成为全球累计销量最高的车型。

作为现代汽车发源地，德国汽车工业在二战后迅速恢复。梅赛德斯 – 奔驰、宝马、大众等品牌依托技术创新、工程质量优势及在豪华车、高性能车领域的品牌塑造，结合积极的全球化生产与市场布局，在全球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车企在 80、90 年代经历高速增长与国际扩张，通过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建厂提升全球市场份额。至今，德国汽车工业仍被视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产业之一，研发投入巨大，2023 年德国汽车企业内部研发支出超过 303 亿欧元，占德国经济总研发支出的 34%。

历史经验清晰地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国内市场逐渐无法完全吸纳其产出时，向海外拓展市场便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这不仅是为了消化过剩产能，更是为了获取更广阔的利润空间、更丰富的资源、更前沿的技术以及更强的国际话语权。

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强国会综合运用政治影响力（如推动贸易协定、施加外交压力）、经济手段（如投资、并购、补贴）、金融工具（如建立有利的国际货币和结算体系）、技术标准（如主导行业标准制定以形成壁垒或便利自身）、乃至文化渗透（如品牌塑造、生活方式输出）等多种方式，积极开拓和塑造海外市场，以支撑本国产业的持续发展和维护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领先地位。这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常态化运作，也是大国之间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博弈的重要体现。

现实的困境：中国汽车出海面临的“玻璃门”与“旋转门”

尽管中国汽车产业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浪潮取得了显著进步，并在出口量上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 ，但在全球化的征途上，中国车企正遭遇一系列复杂且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有明面上的关税壁垒，也有隐性的技术法规、地缘政治、文化差异以及企业自身能力等构成的“玻璃门”（看得见却难以进入）与“旋转门”（进入后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运营难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崛起和出口规模的扩大，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试图延缓中国车企的进入步伐。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欧盟和美国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行动。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可能征收额外关税。例如，有分析指出，针对比亚迪的额外关税可能达到17%。美国政府则宣布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从25%提高到惊人的100%（或102.5%），这几乎等同于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完全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这些高额关税无疑将直接增加中国汽车的出口成本，大幅削弱其在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对市场准入构成严重障碍。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曾表示，欧盟的反补贴调查缺乏充分证据支持，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 。

隐性壁垒：技术标准、认证与法规的挑战

除了关税，更为复杂和隐蔽的是各类技术标准、认证要求和法律法规。这些非关税壁垒往往以保障安全、保护环境、维护数据主权等名义出现，但客观上对后来者构成了较高的进入门槛。

欧盟市场以全面严格的法规体系著称。通用安全法规对车辆安全功能提出强制性要求，自 2024 年 7 月 7 日起，所有新售车型必须满足相关规定，特别是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等方面。

网络安全与软件升级方面，UNECE R155 和 R156 法规分别针对车辆网络安全管理体系（CSMS）和软件更新管理体系（SUMS）提出认证要求。虽然中国并非 UNECE 1958 协定的强制执行国，但出口到欧盟、日本、韩国等签约国的车辆必须符合这些法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香港也宣布从 2025 年 4 月 1 日起，对具备 OTA 功能的新车型实施这两项法规。

数据保护领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存储和跨境传输有严格规定。智能网联汽车会收集大量用户及环境数据，中国车企面临如何确保数据处理符合 GDPR 要求的重大合规挑战，尤其是数据跨境传输至中国研发中心等情况。新电池法规对电池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监管，涉及碳足迹声明、回收材料使用比例、电池护照、尽职调查等方面。例如，电动汽车电池需提供详细碳足迹声明，包括制造商信息、电池型号、生产地、生命周期碳足迹等。

自 2024 年 8 月 18 日起，不带 CE 标志的电池将在欧盟市场禁售，这对中国电池企业和依赖中国电池的车企构成严峻考验。此外，REACH 法规对化学物质有限制，未来可能出台的《数据法案》（Data Act）和《人工智能法案》（AI Act）也将对智能汽车合规提出更高要求。

美国市场同样存在显著法规壁垒。《通胀削减法案》（IRA）通过提供高额税收抵免，激励消费者购买在美国组装、且电池组件和关键矿物满足特定来源地要求的新能源汽车。其中 “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等规定旨在排除中国供应链，对中国电池企业和整车厂进入美国市场造成巨大障碍。

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FMVSS）是进入美国市场必须满足的车辆安全标准，涵盖碰撞安全、乘员保护等多个方面，其认证流程复杂且耗时。

尽管法规壁垒可能不如欧美市场严苛，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车企也可能面临标准不统一、认证流程冗长、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例如，在东南亚市场，虽然对中国品牌接受度较高，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性能和价格依然高度关注，中国车企需要克服消费者对NEV认知不足等障碍。

这些技术法规和标准不仅增加了中国车企的研发和合规成本，延长了产品上市周期，更在客观上起到了限制市场准入的作用。特别是数据安全和跨境传输问题，已成为智能网联汽车出海面临的“卡脖子”难题。除了政策法规层面的硬性壁垒，中国车企在海外还需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深刻的文化差异以及艰巨的本地化运营挑战。

“水土不服”：地缘政治、文化差异与本地化难题

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国家安全审查日益收紧，这给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运营带来极大不确定性。比如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就可能波及汽车产业。同时，中国品牌在海外市场的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普遍不高，与深耕多年的国际品牌存在差距。若想赢得当地消费者，需根据不同市场的文化背景、审美偏好、消费习惯和用车场景，精准地对产品设计、功能配置、营销策略进行本地化调整。像比亚迪在海外市场，如德国，车型定价远高于国内，削弱了其价格优势，使其要直接与大众等本土品牌竞争。

而在本地化运营方面，挑战众多。供应链本地化是一大难题，在目标市场建立稳定、高效且符合当地法规的供应链体系，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涉及成本控制，又关系到供应的及时性和抗风险能力。人才与劳工问题也不容小觑，招聘、培训和管理本地员工，理解并遵守当地复杂的劳工法律法规，处理可能出现的劳资纠纷，是出海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在拉美等地区，还需关注当地对人权、劳工权益保护的特殊要求。

此外，基础设施差异对产品适应性提出要求，在许多新兴市场，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尚不完善，道路条件、燃油品质等也存在差异，直接影响电动汽车的推广和用户体验。售后服务体系更是关键，建立覆盖广泛、响应及时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可以提升用户满意度和品牌忠诚度，但新进入市场品牌需要为此付出巨大前期投入，某品牌在拓展海外市场过程中，就曾遇到因 12V 电池问题导致车辆无法启动的质量控制等一系列挑战。

以吉利汽车为例，其通过收购沃尔沃等国际品牌，并积极拓展中东、亚太、非洲、拉美和东欧等市场，实现了从产品出口到全球化研发与生产的转变 。然而，吉利也曾因全球汽车行业“严重产能过剩”而宣布暂停新的工厂扩张计划 。长城汽车在开拓墨西哥等拉美市场时，则需要综合考虑政治友好度、产业政策、市场规模以及20%的关税等复杂因素 。

内部挑战：中国车企自身的问题与“内卷”外溢

除了外部环境的制约，中国车企自身在品牌建设、海外运营经验、竞争模式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品牌力不足是中国汽车品牌出海的一大难题。虽产品力提升，但在国际市场，与有百年积淀的国际老牌车企相比，在品牌溢价、消费者信任度、文化认同感上差距明显。海外市场经验欠缺也是短板。对目标市场法律法规的细节，消费心理、渠道特点、媒体环境，以及劳资关系、工会文化等的了解和应对能力不足，易陷入困境。

此外，同质化竞争与价格战问题不容忽视。国内低价竞争策略可能被带到海外，若中国品牌在海外陷入恶性价格战，不仅损害自身盈利能力，还会拉低 “中国制造” 形象。

质量与服务一致性面临挑战。出口产品质量要达标甚至更高，并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售后服务和用户体验。比亚迪在欧洲、中东车型曾因质量问题被曝，警示中国车企扩张时需严控质量。

破局之路：中国汽车产业全球化的战略思考

面对国内市场的“内卷”压力和海外市场的重重壁垒，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化之路注定充满挑战，但也并非无迹可寻。唯有深刻洞察历史规律，精准把握时代脉搏，并结合自身优势进行战略创新，方能突出重围，开辟新局。

西方工业强国历史上的海外扩张，无论是早期的殖民掠夺，还是战后通过构建国际规则体系、推动产业标准、进行资本和技术输出等方式，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例如，马歇尔计划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客观上为美国产品和资本的全球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和德国汽车工业的成功，则在于其对技术、质量、成本的极致追求以及灵活的市场适应策略。

然而，时代背景已然不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中国汽车出海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多元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简单复制历史经验已无可能，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超越，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特点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全球化新路径。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国家如何运用国家力量支持产业发展、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更要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共赢性的方式融入全球市场。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核心技术是立身之本。中国车企必须将技术创新置于战略核心地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争在关键领域形成比较优势乃至绝对优势。

聚焦核心技术突破，在新能源汽车 “三电”（电池、电机、电控）系统领域，重点攻关固态电池、高能量密度电池、高效电机等前沿技术。在智能网联领域，大力发展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智能座舱交互系统，加快车规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研发与应用，同时确保技术成果符合 GDPR、UNECE R155/R156 等国际数据安全法规要求。

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通过技术创新与精益制造，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增强品牌溢价能力，逐步摆脱对低价竞争的依赖。麦肯锡《中国汽车消费者洞察 2024》报告显示，中国市场大量具有竞争力的新款智能电动汽车不断涌现，消费者注意力正持续向中高端车型转移。

积极构建全球价值链，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深度参与全球汽车产业链重塑。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和关键零部件工厂，与当地优质供应商开展合作，全面提升在全球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中的话语权与控制力。

海外市场的开拓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有打持久战的战略定力和持续投入的耐心。品牌建设更是百年大计，是中国汽车真正立足全球市场的根本。

不应追求短期销量暴增或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张，而应着眼于可持续发展。要对目标市场进行长期深耕，逐步建立品牌认知、用户信任和渠道网络。 将品牌建设提升到企业战略的核心高度，系统规划全球品牌定位、品牌故事和传播策略。通过持续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参与当地社会公益事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塑造负责任、可信赖的中国企业国际形象。

中国汽车的全球化，不应仅仅是产品的输出，更应是技术、标准、品牌、服务乃至中国先进制造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输出。通过全方位的价值链出海，深度融入全球汽车产业生态。

结语：历史的回响与未来的抉择

中国汽车产业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国内市场日趋激烈的“内卷”态势，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将中国车企推向广阔而陌生的海外市场。这既是挑战，更是中国汽车工业从“大”到“强”的必由之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一次工业强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其产业力量向全球的辐射与拓展。从早期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到二战后美国主导下国际经贸体系的建立，再到日德汽车工业的全球腾飞，无不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国工业产能发展到特定阶段，其寻求海外市场、参与全球竞争便成为一种内在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然而，历史的经验也警示我们，海外市场的开拓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汽车出海所面临的关税壁垒、技术法规、地缘政治、文化隔阂以及自身品牌力、运营经验的不足，都是横亘在前方的现实障碍。这些“玻璃门”与“旋转门”考验着中国车企的智慧、韧性和战略远见。西方国家历史上为打开市场所采取的手段，无论是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规则体系，还是通过技术和资本输出塑造市场格局，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批判性借鉴。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汽车产业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全球化道路。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能源和智能化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拥有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和潜力。从比亚迪、吉利、长城、上汽、奇瑞等先行者的探索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品牌在技术创新、产品迭代、本地化运营和品牌塑造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初步成效。

展望未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征程，需要国家层面的战略引导和支持，更需要企业层面的持续创新和精耕细作。这不仅是一场关于市场份额的争夺，更是一场关于技术标准、价值理念和品牌文化的较量。唯有坚持长期主义，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合作，以坚韧的毅力攻克难关，以创新的精神引领变革，中国汽车才能真正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全球化”和“价值链引领”，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市场中乘风破浪，避免陷入国内“内卷”的消耗战，最终实现产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汽车工业的繁荣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尼古

编辑：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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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狗商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