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即使到了19世纪，哈佛大学仍然是一个沉闷死板的教学机构。直到20世纪中期，录取率仍然超过50%。尽管白宫批评哈佛大学的学生群体过于国际化，以及其对多元化的过度强调，但哈佛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犹太申请者持谨慎态度，并且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

几十年来，哈佛大学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如此突出，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将其误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典范。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其历史比美国本身还要悠久。

此外，世界上很少有大学，甚至没有哪所大学的录取率比它更低，师资力量却比它更杰出。哈佛大学53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比近100个国家的GDP还要高。

尽管哈佛大学声誉卓著，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执意要将其制服，但世人所认识的哈佛大学却出人意料地只是个新创大学。

即使到了19世纪，哈佛大学仍然是一个沉闷死板的教学机构。直到20世纪中期，录取率仍然超过50%。尽管白宫批评哈佛大学的学生群体过于国际化，以及其对多元化的过度强调，但哈佛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犹太申请者持谨慎态度，并且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对非裔美国人关闭大门。

这些细节均出自威廉·C·柯比（WilliamC.Kirby）所著的《思想帝国：从德国到美国再到中国的现代大学建设》。柯比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和哈佛商学院教授。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的核心理念是：“一个长期富裕的国家通常不可能拥有贫穷的大学。”正如书中所言，哈佛大学目前的卓越地位——以及美国世界领先的大学体系——并非理所当然。

柯比的书写于特朗普全面推行反大学运动之前，这无疑加剧了人们对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地位的担忧。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大力度对哈佛大学施加前所未有的政治控制，美国能否维持其国家财富和实力的问题已变得刻不容缓。

欧洲发明了我们如今所知的大学。新的学习机构首先在博洛尼亚、牛津、萨拉曼卡和巴黎等城市兴起，随后传遍整个欧洲大陆，最终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起来。当然，这些大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尤其是在希腊。

然而，柯比所认为的现代大学诞生于德国，柏林大学自19世纪初便树立了典范，直到下个世纪才在全球范围得以效仿。德国大学，尤其是柏林大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摒弃了迎合“职业人”（Brotstudium，意为“事业心人”）或“面包生”的旧传统。

他们认为，大学的任务应该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体，而不是狭隘的、单一目标的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将文科教育置于本科学习的核心来实现的。

柏林大学还有另外两个新特点。

一是研究与教学的结合，即要求教师不仅要教学，还要积极地在其领域内创造新知识。在此之前，大多数教授教授的课程相对固定，要求学生掌握过去的学习内容。

柏林模式的另一个支柱，也是在当今美国引起最大共鸣的支柱，是政治自由和学术独立。“教学自由（Lehrfreiheit）和学习自由（Lernfreiheit）成为根本上交织在一起的原则，”柯比写道。“国家在大学问题上的角色是保护其自由，而不是阻碍其自由。”

凭借这些支柱，德国成为大学环境下现代科学研究的诞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德国贡献了诺贝尔奖的三分之一，其中一半来自柏林大学。正如已故思想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所言，德国“如果没有进步，就一无是处”。柯比写道，在战前时期，“美国没有可比的机构，进入英国大学也受到严格限制。”

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是在哈佛大学，其浓厚的德国影响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当时，哈佛大学会先派一位教授到哥廷根深造，然后再聘用他。这为许多美国学者树立了一个杰出的榜样，其中包括WEB杜波依斯，他们在德国完成深造后，回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

在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WilliamEliot，1869年至1909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领导下，哈佛大学开始了认真的转型。艾略特在就职典礼上宣布了哈佛大学自此以来一直与之相关的雄心壮志，公开誓言要提升哈佛大学在所有学科领域的学术地位。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他建立了文理学院，授权设立学术系，并允许本科生选修课程——所有这些都是在效仿德国模式。

随着美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崛起并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德国大学日益被纳入国家谋求全球强权的计划之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大学几乎完全被纳粹政权控制。这使得它们走上了相对衰落的道路，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元气。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则从德国的自我毁灭，尤其是对犹太人的迫害中获益匪浅。流亡的知识分子推动了美国知识生活从科学到艺术领域的发展。

随着20世纪的进展，美国日益崛起的大学体系与强大崛起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变得十分明显。

据柯比所述，正是1933年至1953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布莱恩特·科纳特将哈佛大学引向了成为伟大研究型大学的道路。科纳特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如果我们大学的每个系都拥有尽可能杰出的教师，我们就不必担心未来。”确实如此。

一项关于1925年至1982年间研究生院学术排名的研究显示，哈佛大学在全国所有排名中均位列第三以下。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美国馆的参观者被问及想送儿子上哪所大学的人数，选择哈佛大学的人数是排名第二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两倍。

除了培养知识领袖之外，科纳特还监督了本科课程的改革，制定了通识教育要求，并致力于培养“学生对社会的共同理解”。然而，即使在科纳特任职期间取消了限制犹太人入学的非官方配额，对犹太人的歧视依然存在，非裔美国人的入学率仍然极低。

在科纳特执政期间，哈佛大学也积极投身于美国抗德抗日的战争。柯比写道，哈佛大学“与美国的国家使命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对于科纳特取得的所有成就，柯比都将其归功于更近的一位校长尼尔·鲁登斯坦，他将哈佛大学打造成了如今美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力量。在鲁登斯坦20世纪90年代任职期间，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翻了两番，到90年代末达到了192亿美元。哈佛大学利用这笔资金，将校园扩张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附近的奥尔斯顿等地区，并在那里建造了新的校区和尖端的研究设施。

然而，如今哈佛的命运，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似乎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岌岌可危。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削减了哈佛和其他大学的联邦资助，威胁院校的认证，并攻击学术独立性和外国学生入学他的政府还暗示将采取其他激进措施，包括对捐赠基金征收高额税。

特朗普政府为这些措施辩解，声称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恐怖袭击引发以色列对加沙军事进攻以来，美国校园已成为反犹主义的温床。然而，许多批评人士认为，白宫正在利用反犹主义的论调来推进更广泛的保守主义，甚至是威权主义的政治议程。特朗普频繁援引多元化政策，称其为必须根除的社会弊病，其理由也同样成立。

这些威胁从多个方向冲击着高等教育。尽管一些美国大学的捐赠基金看似数额巨大，但其中绝大部分只能用于捐赠者指定的用途，无论是建设新实验室，还是支付某个特定领域的捐赠教席费用。未指定用途或一般用途的资金通常用于学费减免。

即使是哈佛大学，其捐赠也远远不足以取代联邦研究经费，而联邦研究经费对于其在科学和医学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以及招揽和留住优秀教师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特朗普阻止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努力削弱了该校从全球最优秀申请者中招收学生的能力。哈佛大学或许能在法律层面上赢得与白宫的斗争，但复仇心切的特朗普继续骚扰哈佛大学，却难以阻止。

读过柯比的历史，人们不禁怀疑，在这些攻击之下，美国能否维持其世界领先的大学。此外，这些行动将损害美国经济。对于一个专注于贸易失衡的政府来说，它几乎不重视高等教育的盈利能力。在2023-24学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约438亿美元。

还有一个问题很少受到公众的讨论：美国不仅在教育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其思想和理想还通过那些从根本上受到美国大学影响的人们传播到世界各地，难道不是美国获益最多吗？

无论如何，美国似乎正朝着另一个方向跌跌撞撞，公然策划摧毁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其活力的重要源泉。

来源：方寸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