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女士选择的背后：何为善终？为什么安乐死争议这么多？

摘要：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郭艳汝医生，她从事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多年，我们不仅聊生命，更聊如何在生命旅程上做到“善终”。虽然聊的是死亡，但这期节目并不沉重，希望通过郭医生的专业视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思考，也许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面对生命与死亡。

当生命因无法逆转的疾病或衰老走向死亡，如何有尊严地度过人生最后的旅程？安宁疗护和安乐死有什么区别？老龄化社会，我们面临怎样的“善终”困境？

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郭艳汝医生，她从事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多年，我们不仅聊生命，更聊如何在生命旅程上做到“善终”。虽然聊的是死亡，但这期节目并不沉重，希望通过郭医生的专业视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思考，也许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面对生命与死亡。

郭艳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主任医师

菠萝：我们有时候会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首先我们肯定不认为这个安乐死或者任何的方式算是“好死”。但是如果你连“赖活”都实现不了的时候，可能大家只能去选择一个没有那么高质量的死亡，甚至会留下很多遗憾的一种死亡。在您看来，如果我们把安宁疗护做好，把临终关怀做好，是不是能够极大提高很多人的生活质量，甚至改变很多人的想法？

郭主任：最近看了一个资料，目前我国的人均寿命相比起2000年，已经提升了将近20年，但是还有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据——大部分亚洲国家的人，从躺在床上完全失能，需要被照顾、需要插上各种维持生命体征的管子的状态，到最终去世这之间的时间大概在七年左右，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已经把善终的问题送到了我们的鼻子尖儿上。为什么很多患者会想安乐死？是因为他不知道在安乐死之外，还有安宁疗护的这样的模式。他可能会认为我要么就是不治疗去选择安乐死，要么就是被推到ICU，受非常多的罪，其实在这两个之间，我们是有第三条路可以选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既不采取创伤性的治疗增加痛苦，又能够得到很好的镇痛，同时能够有一个非常安静舒适的空间与家人好好相处，聆听彼此的心声，让告别不留遗憾。

菠萝：最近上海有一个女孩叫沙白白，去瑞士去选择了协助自杀，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瑞士允许，为什么咱们中国就不允许呢？安乐死和您致力的安宁疗护到底有啥区别？

郭主任：第一，安宁疗护承认生命是自然的过程，在生命末期，通过专业人员的照顾，让患者以自然的进程去度过最后阶段。而安乐死是缩短生命的进程，或者是主动地把死亡提上日程。第二，安宁疗护在医学、社会、伦理、法律道德各个层面都得到了一致公认。并且几乎世界各地的医学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引入和推行。它符合医学领域中尊重生命和自然死亡的理念。而安乐死目前只在非常有限的国家或地区才能够开展。第三，即使在安乐死被允许的地方，也有着非常严苛的准入标准。首先，需求者必须是成年人且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能非常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同时罹患现有医疗水平无法治愈的疾病，并且已经到了疾病终末期。在这些条件都满足的基础上，还要经过两名以上专业医疗人员非常严苛的判断，才符合准入标准。而安宁疗护就是无论对于肿瘤还是非肿瘤、成人还是儿童，只要是疾病进入了目前医学水平无法治愈的阶段、并且患者存在极大的痛苦，就可以在相应的医疗机构里由专业的医疗团队来提供症状控制、舒适护理、人文关怀。

直到现在，安乐死其实在社会和医疗的层面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前段时间英国刚刚通过的一项议案，支持的人和反对的人数是比较相当的。

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在法律、伦理道德层面存在很多争议。比如谁有权利来决定生命的终结和死亡，其实需要经过慎重的考虑。并不是说自己的心愿如此，我就去做了，它有着非常严苛的审查，只有符合这些标准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有限的国家和地区才能够被考虑。

菠萝：目前来看，允许安乐死的都是在相对发达的国家，在他们的医疗里面，至少费用不是最主要考虑的问题。

而在国内，我们经常看到谁患了绝症，因为不想给家里提供负担就轻生。因此我个人觉得安乐死这件事之所以在中国很难推行，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判断这个人去寻求这件事儿是真正纯粹的。大家不愿意接受治疗或者是想要寻求早点结束，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些原因的。

郭主任：其实现在安乐死的热度非常高，甚至于我们好像就不再去思考为什么大家会考虑安乐死——他是真的要去寻求安乐死？还是说他在现实世界里获取善终有了困境？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目前的社会、法律伦理、医疗能不能够就保证我们善终。如果说我们没有去解决民众对于善终的基础性的保障和需求就来谈安乐死，是缺乏底层逻辑的。我们需要在保障病人的自主权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执行的基础之上，同时社会能够提供充足的安宁疗护的基础，两个底层逻辑都有非常好的保障的前提下，依然有一部分患者的躯体痛苦或者的精神痛苦没有得到非常好的改善或者是解决，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去谨慎严格的按照专业人士的流程，十分慎重地考虑是否要引入安乐死或者是协助自杀。

菠萝：纵然有像您这样的医生，常年在中国努力的推动这件事儿，但其实愿意从事安宁疗护的专业的医生还是非常缺的，尤其和现在快速老龄化来说是严重的不匹配。那推动安宁疗护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郭主任：从世界范围内的死亡质量排名来看，2015年时，在80个国家或者地区，我们排到了第71位；2021年，我们排到了53位。但是其实据我了解，很多专家对这个排名还觉得有一点点乐观。不过不管怎么样，也确实折射出我们这几年确实是在往前走，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目前的环境中，安宁疗护遇到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员。医院的大部分科室在大学里都有对应的专业、在医疗机构有专科，所以无论是招应届生、还是骨干医师，都不会太难。但目前在我们国家的大学里没有安宁疗护这个专业，近年有部分大学的医学院会开设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的选修课，但远不足以培养专业的人才，所以我们难以从毕业生里直接选用。同时，大部分医疗机构是没有这个专科的，所以也很难从成熟的体系里招到医师。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专业人员的收入较低，在医院处于中下游或者是下游。医生的职业晋升通道也是非常艰难的。比如我虽然做的是安宁疗护的工作，但是晋升时，我需要回到原来的麻醉和疼痛的专业去，那就很难满足最低的考核指标。另外，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骨科、产科还是儿科医生，职业成就感都是非常强的，也能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但如果我要说我是做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的，在某些极特殊的情况下，不仅得不到尊重，还会被认为挺晦气的。基于以上种种，对于刚刚踏入职场的医护人员，他们往往没有非常强大的内核和对职业非常强烈的热爱，很容易就动摇去做别的了。

菠萝：作为一个安宁科的医生，您的成就感来自于哪儿呢？或者说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

郭主任：我印象中是一个七岁的胶质瘤的孩子。当孩子的父亲联系我时，我还没有自己处理过儿童的安宁疗护，甚至在见孩子家长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原来那么小的孩子都可以得恶性肿瘤。和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冬天，孩子父母抱着一个小被子，我第一眼都没有看到孩子在哪里，因为那个时候孩子已经非常非常瘦了，以至于七岁的孩子都能被一床被子包住，就像小猫一样被妈妈抱在怀里，不断地呻吟......我当时很坦诚地跟这位爸爸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爸爸跟我说：“我们已经找不着什么地方能接收了，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请您试试吧，只要能够想到的方法就试试，孩子已经这样了，我现在什么都能接受，只要他不难受了就可以。”那个时候的网络还不像现在这样便捷，查阅资料还需要翻书。于是我回到我之前的麻醉科办公室，拿出了一本麻醉疼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