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我十八岁，知青下乡第三个年头，组织上把我从农场抽调去五里渡渡口摆渡。
知青追忆：在兴化插队期间我在渡口摆渡，一位漂亮姑娘天天来乘船
那年我十八岁，知青下乡第三个年头，组织上把我从农场抽调去五里渡渡口摆渡。
说是抽调，其实是我自个儿争取的。
农场的活太苦，天天下地，铁锹挥舞得手上磨出了老茧，厚厚的，一层叠着一层。
我常想，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每天早上天麻麻亮就要起来，扛着锄头下地，豆大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好不容易盼到收工，回到知青点，大家伙儿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往床上一躺，没一会儿就睡死过去。
听说渡口需要船工，我立马跟队长提了申请。
队长一开始不同意，说我干活儿踏实，不想放人。
我软磨硬泡，又找了几个关系走动走动，这才得了这份差事。
实话说，要是放在城里，摆渡这活儿谁稀罕啊？可在这乡下地方，能离开农田就算是天大的好事了。
五里渡是附近唯一的一个渡口，横跨一条不算宽的河。
河这边是我们大队，河那边是供销社和学校，还有个小集市。
每天都有不少人来来往往。
我得了这活儿，心里美滋滋的，想着总算不用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头一天去报到，老船工张大爷带我熟悉情况。
他岁数大了，眼睛花得厉害，这才让位给我这个年轻人。
张大爷人挺好，耐心教我怎么掌握船桨，如何在水流湍急时保持平稳，还有遇到大雨大风该怎么应对。
＂小郑啊，这船看着简单，其实大有门道。＂张大爷一边摸着他那稀疏的胡须，一边对我说。
＂船身晃了，人心就慌了。水性不好的，一慌就容易出事。＂
＂人命关天的事，马虎不得。＂
我点头如捣蒜，心里却想着，这有啥难的，不就是划船吗？
我叫郑国富，十八岁从上海下放到兴化农场。
在城里，我爹是工厂里的技术员，家里条件不差。
吃饭有肉，过年有新衣，我还上了高中，眼看着就要考大学了。
可那会儿谁能躲得过上山下乡呢？
一纸通知书，就把我从繁华的上海城里送到了这偏僻的乡下。
一开始我不服气，整天愁眉苦脸的，还跟队长顶过嘴，结果挨了不少批评。
后来看着同来的知青一个个都低头认命了，我也就不再犟了。
接手渡口的第一周，每天天不亮我就起来了，生怕误了村民们的事。
那木船有些年头了，船板上的漆早就掉得差不多了，露出了原木的颜色，边缘处还有些细小的裂缝。
我用棕绳把裂缝仔细地塞严实了，又用桐油刷了一遍，船这才显得精神了些。
张大爷看了，咧着没几颗牙的嘴笑道：＂小郑，你有心了！这船可是咱们村的命根子呢！＂
摆渡的活儿比农活轻松，但也有自个儿的难处。
天热的时候还好，一到阴雨天，河水上涨，水流湍急，船桨划起来费劲得很。
有时候遇到风大，船在水面上摇晃，坐船的人吓得直叫唤，我得一边安抚他们，一边得使出吃奶的劲掌握船桨。
＂郑师傅，快点啊，我赶着去供销社买煤油呢！＂
＂郑知青，慢些划，我家婆娘怕水，你看她吓得脸都白了！＂
各种各样的要求，我都得一一应付。
刚开始还有些手忙脚乱，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的手上磨出了新的老茧，不再是农具留下的，而是船桨的痕迹。
皮肤也被太阳晒得黝黑，远远看去，真像个地道的乡下人了。
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我会摸摸自己的手掌，想起上海家里的日子。
妈妈总是心疼我的手，说男孩子手也要保养，不然将来拿笔写字不好看。
现在这手，别说写字了，连摸姑娘的脸都嫌糙。
想到这儿，我自嘲地笑了笑，翻个身就睡着了。
那是个雨后初晴的早晨，空气中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
我刚把船靠岸，远远看见一个姑娘朝渡口走来。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衬衫，下身是黑色的裤子，衣服虽然简朴，但洗得干干净净，在她身上显得格外精神。
她的头发扎成两条辫子，一甩一甩的，走路带风。
跟村里姑娘不一样，她的步子迈得大，腰板挺得直，一看就是城里来的。
＂同志，我要过河。＂她站在岸边，声音清脆得像山涧的泉水。
我愣了一下，这姑娘我从没见过，肯定不是本地人。
我赶忙招呼她上船，又等了几个乘客，这才解开缆绳，把船划向河对岸。
路上我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
她低着头，两只手紧紧抓着船沿，显然是不太习惯坐船。
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她的皮肤白皙细腻，鼻梁挺直，嘴唇红润，是城里姑娘的模样。
＂你是新来的知青吧？＂我忍不住问道。
她抬起头，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点了点头：＂嗯，我叫林巧梅，前天刚到东边的桃花大队。你也是知青吧？＂
＂我是上海来的，叫郑国富，去年就来了。＂我有些自豪地介绍自己，仿佛多待了一年就是资格老的证明。
＂上海啊，那可是大都市！＂她眼里闪过一丝羡慕，＂我是北京来的。＂
＂北京？首都啊！＂这回轮到我羡慕了，＂那你怎么会来这偏僻地方？＂
她笑了笑，眼神飘向远处：＂跟你一样，响应号召呗。＂
她没再说话。
船很快到了对岸，她轻快地跳上岸，道了声谢就匆匆走了。
目送她离开，我的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失落。
那天之后，我开始盼着见到她。
每天早上，我特意把船停在她可能出现的那段岸边，眼睛不时地往远处张望。
果然，没过几天，我又见到了她，依旧是那身打扮，依旧是那么清爽利落。
＂早啊，郑师傅！＂她冲我笑着打招呼，自然得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早！＂我赶紧应道，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从那以后，她几乎每天都要坐我的船过河。
我知道她是去镇上的小学教书，是新分配来的民办教师。
她的普通话标准极了，听说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在这穷乡僻壤，这样的姑娘简直像天上掉下来的仙女。
有一次，她坐我的船回来，天已经黑了。
我担心她一个姑娘家走夜路不安全，就提出送她回去。
她犹豫了一下，点点头：＂那就麻烦你了。＂
我们沿着田埂走，月光下，稻田像镀了一层银。
蛙声此起彼伏，不远处的树林里，还有知了的鸣叫。
＂你怎么会想到来当民办教师？＂我忍不住问道。
＂教育是改变农村面貌的根本途径。＂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坚定，＂这些孩子们需要知识，需要有人引导他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被她的话震住了。
我来农村，只是被迫的，从没想过自己能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
＂郑国富，你有什么理想吗？＂她突然问我。
＂理想？＂我苦笑了一下，＂活着回城吧。＂
她转头看我，月光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不，你不是那种没有理想的人。我能感觉到，你心里有火。＂
我心跳突然加速，不知道是因为她的话，还是因为她专注的眼神。
时间久了，我们熟络起来。
每次她来坐船，我都会特意等她，让她站在船头最稳当的位置。
有时候船上人少，我们会聊上几句。
我问她北京是什么样子，她就给我讲长安街上的景象，讲天安门广场的雄伟，讲故宫的金碧辉煌。
她说起这些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那是对故乡的眷恋。
我也给她讲上海的弄堂，讲外滩的万国建筑，讲南京路上的繁华。
我们都是被命运抛到这偏远乡村的城里人，在彼此的故事里寻找共鸣和慰藉。
不过，比起我的怨天尤人，林巧梅更像是主动选择了这条路。
她对教书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常常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她的学生们如何进步，如何聪明。
＂昨天小刘终于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得跳起来，差点把桌子掀翻！＂
＂村长家的小丫头背《静夜思》，一字不差，还能解释什么是＇疑是地上霜＇呢！＂
看着她脸上洋溢的喜悦，我也不由得被感染了。
＂巧梅，你真厉害。＂我由衷地说。
她摆摆手：＂哪里，我只是尽自己的一点力量罢了。＂
一天傍晚，她来得比平时晚。
我正准备收工，远远看见她匆匆赶来。
＂等等我！＂她气喘吁吁地喊道。
我连忙把已经系好的缆绳又解开。
她跳上船，脸上挂着汗珠，手里抱着一摞书。
＂今天怎么这么晚？＂我问。
＂给孩子们补课，一下没注意时间。＂她擦了擦额头的汗，＂这些是从县图书馆借的书，孩子们太需要知识了。＂
我看着她怀里的书，心里涌起一股敬佩。
这姑娘真不一般，放着北京的好日子不过，偏要来这穷乡僻壤教书育人。
那天天色已晚，河面上起了薄雾，水气浸湿了她的衣襟。
我看她只穿了单衣，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递给她。
＂穿上吧，河上风大。＂
她愣了一下，摇摇头：＂不用，我不冷。＂
＂穿上吧，湿气重，容易感冒。＂我执意要她穿。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外套披在肩上。
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上衣，在她身上显得有些大，却莫名地合适。
船缓缓驶向对岸，夕阳的余晖洒在河面上，泛起粼粼金光。
我划着船桨，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
这一刻，仿佛所有的苦难都值得了。
接下来的几天，林巧梅总会带些东西给我。
有时是自己做的点心，有时是一本书，说是让我闲着没事可以看看。
起初我还客气推辞，后来就坦然接受了。
＂巧梅，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好意思了。＂有一次我忍不住说道。
她认真地看着我：＂国富，在这种地方，我们知青要相互照顾。再说了，你帮我摆渡，我总得表示感谢啊。＂
她的话让我心里暖暖的，又有些失落。
原来在她眼里，我只是个需要照顾的同伴啊。
随着时间推移，我和林巧梅的关系越来越近。
她告诉我，她来自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医生。
按理说，她完全可以留在北京工作，但她主动申请来到农村支教。
＂我想看看真实的中国。＂她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书本上学的东西太理论化了，我想了解农村的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我对她的敬佩与日俱增，同时也暗暗为自己感到惭愧。
我来到农村，只想着如何让自己过得轻松些，从没想过能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她：＂巧梅，你有男朋友吗？＂
她愣了一下，笑着摇摇头：＂没有，哪有功夫谈恋爱啊，学业都顾不过来呢。＂
＂那现在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看了我一眼，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轻声说：＂国富，现在也不是谈这个的时候。我们都要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是吗？＂
我点点头，心里却五味杂陈。
她没有直接拒绝我，但也没给我明确的希望。
或许，在她心里，我只是个朋友，一个可以聊天的伙伴。
有一次，林巧梅约我去她的学校看看。
那是个破旧的村小，几间茅草房，几张歪歪扭扭的课桌，黑板也是破的，一角已经掉了。
但教室里却整洁得出奇，墙上贴着孩子们的画，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
＂这都是我和孩子们一起弄的。＂她骄傲地介绍道，＂环境再简陋，我们也要有尊严地生活和学习。＂
孩子们看到林老师来了，都欢呼着围上来。
她蹲下身，亲切地摸摸这个的头，拍拍那个的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发自内心的快乐。
那种快乐不是来自物质的满足，而是来自于付出后的成就感，来自于被需要的满足感。
我看着教室里那些渴望知识的眼睛，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价值和意义。
从那天起，我决定利用自己摆渡的便利，帮助林巧梅做些事情。
我开始给她捎带一些学习用品，有时候是几本从知青点淘来的旧书，有时候是从供销社买的粉笔和本子。
我还学着修理学校里破损的桌椅，补好了漏风的窗户。
＂你真是太好了，郑国富！＂每次收到这些东西，她都会由衷地感谢我，那笑容比夏日的阳光还要灿烂。
夏去秋来，河水渐渐变得清冽。
一个风高气爽的日子，林巧梅像往常一样来坐船。
但这一次，她的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了？＂我关切地问。
她摇摇头，勉强笑了笑：＂没什么，就是收到家里来信，我爹病了。＂
＂严重吗？＂
＂挺严重的，可是我请不了假。学校就我一个老师，我要是走了，孩子们的课没人教了。＂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
我沉默了。
我能理解她的为难，也能感受到她对家人的牵挂。
这种撕裂感，每个知青都体会过。
我们的心一半在这里，一半在遥远的家乡。
＂要不...我去帮你教几天？＂我突然提议，＂我上海高中毕业，语文、数学应该能教。＂
她惊讶地看着我：＂你不是得摆渡吗？＂
＂我可以找人替几天。＂我坚定地说，＂张大爷虽然眼睛不好，但应急几天没问题。＂
她的眼睛湿润了，看着我的眼神满是感激：＂郑国富，你真是个好人。＂
我心里一紧，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
＂好人＂这个词，听起来多么遥远啊，好像我只是个路人，而非她心里特别的存在。
但看到她焦虑的样子，我把这些小心思抛到了脑后。
＂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明天就启程吧。路上注意安全。＂
就这样，我找了张大爷暂时接替我的工作，然后跟着林巧梅去了学校。
她给我看了备课笔记，告诉我每个孩子的特点和学习情况，还留下了一周的教学计划。
＂国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临行前，她握着我的手说。
我笑了笑：＂别说这些见外的话，快去吧，你爹等着呢。＂
她点点头，眼里含着泪，转身匆匆离去。
头几天，我紧张得不行，生怕教错了什么。
但看着那些孩子求知若渴的眼神，我渐渐放松下来，把自己所知道的一点知识倾囊相授。
说来也怪，以前在学校，我可不是个用功的学生，常常逃课去游泳或者打球。
可现在站在讲台上，面对这些农村的孩子，我突然感到一种责任感。
我想起林巧梅说过的话：＂教育可以改变命运。＂
是啊，这些孩子的未来，或许就掌握在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手里。
林巧梅回北京的那几天，我每天早早起床，认真备课，然后到学校教书。
晚上回到知青点，借着煤油灯的微光，我会再次翻看第二天要教的内容。
有时候遇到不懂的地方，我就翻看林巧梅留下的笔记，或者去问村里的老先生。
这种充实感是我从未体验过的。
农村的夜晚特别安静，除了虫鸣，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
我躺在床上，想着白天教书的情景，想着林巧梅可能在北京的样子，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她会不会就此留在北京不回来了？
她爹的病情会不会很严重？
如果她不回来了，我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让我辗转难眠。
十天后，林巧梅回来了。
她看起来憔悴了不少，但精神却很好。
她告诉我，她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她放心多了。
＂听说你在学校表现得很好，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她笑着说。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哪里，我就是照着你的笔记教的。＂
＂不，你做得很好。＂她认真地看着我，＂郑国富，你知道吗？你比你想象的要优秀得多。＂
那一刻，我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在这个偏远的乡村，在这个艰难的年代，有人看到了我的价值，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变得更好，不辜负她的期望。
秋去冬来，天气越发寒冷。
河面上时常漂浮着薄冰，船桨划过，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林巧梅还是每天都来坐船，只是多穿了件棉袄，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毛线帽，鼻尖冻得通红。
有一天早晨，天空阴沉沉的，飘起了雪花。
我担心她会冻着，特意多带了一条围巾。
果然，她来的时候只穿了平常的衣服，脖子露在外面，被冷风吹得通红。
＂给，围上。＂我把围巾递给她。
她接过去，却没有立即围上，而是仔细端详着这条围巾。
那是一条普通的灰色围巾，有些旧了，但很干净，是我特意洗干净的。
＂这是你的？＂她问。
我点点头：＂我娘去年寄来的，说是她亲手织的。＂
她的眼神变得柔和，轻轻地把围巾围在脖子上，然后对我说：＂谢谢，我会好好保管的。＂
看着自己的围巾在她脖子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那种感觉，就像是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有了一丝家的温暖。
那天之后，每次天冷，她都会戴着那条围巾来。
冬天的早晨，天亮得晚。
有时候，林巧梅来得早，天还没完全亮。
我们就坐在船上，看着东方渐渐泛白，太阳一点点升起，河面上的雾气慢慢散去。
那些时刻，虽然寒冷，却是我一天中最温暖的时光。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她：＂巧梅，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不知道，看组织安排吧。你呢？＂
＂我？＂我苦笑一下，＂我也不知道。不过，如果你还在这里，我愿意多待一阵子。＂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但嘴角微微上扬。
那个微笑，让我心跳加速，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冬天里的一个晚上，我正要关门睡觉，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是林巧梅的一个学生，小脸煞白。
＂郑师傅，林老师病了，发高烧，一直喊着疼！＂小男孩急切地说。
我二话不说，抓起外套就往外跑。
外面下着雪，路滑得很，我几次差点摔倒，但顾不上这些，一心只想快点到林巧梅那里。
她住在学校旁边的一间简陋的房子里。
推开门，屋里黑乎乎的，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
林巧梅躺在床上，脸红得吓人，额头上满是汗珠，嘴唇干裂。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惊人。
＂巧梅，巧梅，你怎么了？＂我轻声叫她。
她微微睁开眼，认出是我，虚弱地笑了笑：＂国富，你来了。＂
＂你发烧了，我去找大夫。＂我转身就要走。
她抓住我的手：＂不用了，我吃过药了，睡一觉就好。＂
＂那怎么行！你烧得这么厉害。＂我急得直跺脚。
最后我决定，先给她降温，再去找大夫。
我用凉水浸湿毛巾，轻轻地敷在她的额头上。
然后我跑到村里，把老中医喊了来。
老中医诊断后说是重感冒引起的发热，开了几服药，嘱咐我好好照顾她。
那一夜，我守在她床前，每隔一会儿就换一次毛巾，时不时地给她喂水和药。
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心如刀绞。
要是我早点发现她不舒服，要是我坚持让她多穿点衣服，她就不会病得这么重了。
到了凌晨，她的烧终于退了一些。
她睁开眼，看到我还在，虚弱地笑了：＂你还没走啊。＂
＂我怎么能走。＂我心疼地看着她，＂你好好休息，我会一直陪着你。＂
她点点头，很快又睡着了。
看着她平静的睡颜，我心里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我想保护她，照顾她，不让她受一点委屈。
这种感觉，我知道是什么，那是爱。
病愈后的林巧梅更加珍惜我们的友谊。
她常常主动找我聊天，有时候还会邀请我去她那里吃饭。
我们的关系，似乎比以前更亲密了。
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对她说出了心里话。
＂巧梅，我喜欢你。＂我站在河边，看着落日的余晖，声音有些颤抖。
她没有立即回答，沉默了很久很久。
＂国富，我也很喜欢你。＂她终于开口，语气却有些复杂，＂但是，我们的处境你明白的。我们都是知青，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万一哪天我被调回北京，或者你回了上海，我们该怎么办？＂
我握住她的手：＂那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想办法留在一起。＂
她笑了，眼里却有泪光：＂好，我们一起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去，在月光下，我们第一次拥抱，第一次轻轻地接吻。
那一刻，仿佛所有的苦难都被幸福冲刷得一干二净。
然而，命运总是捉弄人。
春天刚刚到来，万物复苏的季节，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我像往常一样等着林巧梅来坐船。
等了许久，却不见她的身影。
我心里有些着急，担心她是不是生病了。
正当我犹豫要不要去她住的地方看看时，远处跑来一个小男孩，是她班上的学生。
＂郑师傅，林老师让我来告诉你，她被调走了，今天一早就坐大队的拖拉机去县城了。＂小男孩气喘吁吁地说。
我愣在那里，一时没反应过来：＂调走？去哪儿？＂
＂不知道，她说是组织上的安排，可能要回北京了。＂小男孩递给我一个纸包，＂这是林老师让我给你的。＂
我木然地接过纸包，打开一看，是我那条围巾，上面还带着她的体温和淡淡的香气。
纸包里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国富，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关照。组织上临时决定调我回北京工作，来不及当面道别，十分抱歉。这围巾还给你，你娘的心意，你应该好好保存。祝你一切安好。巧梅。＂
我站在河边，看着对岸，突然感到一阵失落。
河水依旧在流，渡船依旧要摆，但那个每天准时来坐船的姑娘，却再也不会出现了。
我把围巾紧紧地攥在手里，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
她为什么不等我？为什么不当面告诉我？
我们不是约好一起想办法的吗？
各种疑问在我脑海里盘旋，但没有答案。
也许，她始终没有像我爱她那样爱我。
也许，她觉得与其面对离别的痛苦，不如干脆利落地走掉。
也许，她只是觉得这段感情太沉重，不愿带着它回到北京的生活中。
无论原因是什么，事实就是她走了，只留下这条围巾和一张纸条。
后来的日子，我依旧摆渡，送人来来往往。
每当有人穿着蓝色衣服走来，我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跳快一拍，但转眼又失望地低下头。
我开始留意每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希望能看到她的笔迹。
我甚至写了几封信寄给她，地址是她曾经告诉我的北京家庭住址。
但没有回音，一封也没有。
林巧梅走后的第三个月，我终于收到了一封信，邮戳是北京的。
我迫不及待地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封短信。
照片上的她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穿着一件崭新的蓝色大衣，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信中说她已经回到北京，在一所中学教书，一切都好，希望我也一切安好。
信的末尾，她写道：＂国富，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想过很多种告别的方式，但都觉得太痛苦。我不敢面对你的眼睛，怕自己会心软，会放弃这个回北京的机会。请原谅我的自私。无论以后我们是否还能相见，那段在兴化的日子，将永远是我珍贵的回忆。＂
我把照片和信小心翼翼地夹在日记本里，那是我在这个偏远乡村最珍贵的纪念。
然后，我给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很好，不必为我担心，祝她在北京一切顺利。
我没有责怪她，也没有表达我的思念和痛苦。
我想，这样对我们都好。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我渐渐习惯了没有林巧梅的生活，习惯了独自摆渡的日子。
有时候，当船上没有乘客时，我会坐在船头，看着河水流淌，想起那些与她共度的时光。
那种回忆，既甜蜜又苦涩。
又过了一年，我的知青生涯终于结束，我被招工回到了上海。
离开那个小渡口的那天，我站在船上，看着两岸的风景，心中满是不舍。
那条河，那个渡口，那些日日夜夜，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那里有我和林巧梅的回忆，有我们共同走过的足迹。
回到上海后，我去了工厂，开始了新的生活。
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让我一度不适应，但慢慢地，我又融入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有时候，我会梦见自己还在那个渡口摆渡，而远处，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正朝我走来，脸上带着明媚的笑容。
梦醒时分，枕巾常常是湿的。
那条围巾，我一直留着，即使它已经泛黄，即使我已经回到了温暖的城市。
它是那段岁月的见证，是那个姑娘曾经来过我生命的证明。
一九八二年，我因工作原因去北京出差。
临行前，我鼓起勇气，带上那条围巾，打算去找林巧梅。
我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去，却发现那里已经住了别人。
新住户告诉我，原来的主人早就搬走了，去向不明。
我失望地在北京的街头游荡，心里空落落的。
这座城市这么大，人这么多，想找到一个人，实在太难了。
回上海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心想，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有些人，只是生命中的过客，相遇是缘，分别是命。
而我和林巧梅，大概就是这样的缘分。
后来的岁月里，我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平淡而幸福。
妻子是厂里的会计，温柔贤惠，对我很好。
我从未对她提起过林巧梅，那是我心底最深的秘密，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回忆。
但在每年那个雨后初晴的日子，我都会独自一人，拿出那条围巾，静静地想上一会儿。
想那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想那个破旧的渡口，想那段青涩而美好的时光。
现在，当我坐在窗前写下这些回忆，窗外的雨丝正密密地落下。
我不禁想起那个雨后的清晨，想起那个站在渡口的姑娘，想起那段虽然艰苦却充满希望的岁月。
那些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但没有淡去，反而越发鲜明。
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每一个眼神，都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再勇敢一些，如果我能早些表白，如果我能跟着她一起回北京，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但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青春的列车一旦驶过，再也不会倒回来重新出发。
所以，我只能珍惜那段回忆，珍惜那个曾经来过我生命的姑娘。
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是否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时光，一个不经意的邂逅，一段短暂的相伴，却在心底留下永恒的烙印？
来源：西红柿炒番茄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