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4月上旬的一个早晨，我到廖少仪同志处商量工作（当时他住在六眼井一家洗染店后面）。我一进门，他就对我说，“昨天有人来联系，三家店飞机场存有一批制造新武器的设备，有点门路可与负责看管的部队接触，最好，你先去摸清情况，再作打算。”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1990年4月)，作者喻松，原标题《保护南昌机场飞机设备的经过》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正文

1949年4月上旬的一个早晨，我到廖少仪同志处商量工作（当时他住在六眼井一家洗染店后面）。我一进门，他就对我说，“昨天有人来联系，三家店飞机场存有一批制造新武器的设备，有点门路可与负责看管的部队接触，最好，你先去摸清情况，再作打算。”

当天中午，我便骑自行车到了三家店。这时的三家店，比抗战时期冷落多了，成了名符其实的三家店，仅有的一家茶铺，只有三位老农坐着；还有几个卖甘蔗、炸油饼的小版。远远望去，东南一大片全是机场，机场中央孤伶伶地摆着两架飞机，上面用伪装色布套罩着了，也许是虚张声势。机库附近，有两名士兵荷枪巡逻。

为了摸清情况，再去机场南边的大村子熊坊看望朋友，也许从他们口中能得知更多实情。我拜访的是熊坊的熊阳生，他一辈子经营茶叶，在我伯父店里也帮了好多年；待人诚实和善，在乡下也很受尊重；加上又在墓路口开了间茶铺，上下左右的消息他都能听到。我先到店里，他正在同两位茶客聊天；见进来，紧紧握住手忙问消息。我说：“冲碗好茶，边喝边谈。”他说：“要喝好茶,家里去坐。”我们一面走一面谈，他表示乐观。到家后，我问他飞机场情况，他一五一十地说，“两个多月前，机场里曾大大热闹了一番，连夜里也灯火通明。每天有飞机来往，进进出出的大卡车就更多，都是十个轮子的，运来的全是大木箱和人。看样子，象是换班，随大木箱来的人全部留下。估计运了将近半个月，木箱确实运来不少，大都在飞机库里。”离别熊家，我边行边思付，所得情况虽欠详确，总算没虚此行。

回市里，还得经过三家店，见一位穿空军制服的军官乘自行车迎面而来，车行越近，车速越慢，我也相应地放慢了车速。顷刻间，彼此都看清了，随即下车叙旧。他说：“多年不见了，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我说：“同有此感！”他说：“我就在这里（指着机场），进去坐坐。”他单独住在靠近机库的小房间里，看样子，办公也在这里，桌上堆满了公文、报表之类。我问他负责哪方面的工作？他说：“我原在航委搞统计，本来早几个月就去了广州，上面说我对南昌熟悉，临时被抽下来帮助撤运这套设备。这里，人员少，对外联系工作，对内管理后勤，全分给我办，实际上就是负责总务工作。这里的头头还在广州，来电总是再三叮咛，要时刻作好马不下鞍的准备。”我把家里的地址写了给他，希抽空来谈谈。

第二天一早，我又到少仪同志处，向他汇报了这些情况。少仪同志听后很兴奋，他无比欣慰地说，“多有一位熟人，事情就会好办多了。”接着，我们又商量了工作步骤。首先还是要摸清情况，既要摸清设备的性能、种类和数量，又要了解人员的上下关系和思想动态；最好，都能取到书面资料。

4月20日，是和谈成败的最后时刻，21日，解放大军已胜利渡过长江，这个急转直下的变化，既给蒋家王朝敲响了丧钟，也给我你进行中的飞机场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大约是4月25日前后，在机场工作的亲戚乘“吉普”来到我家。尽管他强作镇静，但仍遮盖不了内心的垂头丧气。我说，“局势确乎紧了，解放军已进安徽大片地区，下一步很可能从赣东跨入我省。你家眷现在什么地方？”

他说：“现正为此事着急！早几个月就随机关去了广州，也许已随航委去了台湾，说实话，我是想找个机会赶去广州，难就难在没有飞机来南昌。这套设备显然发运不走了，何苦把我们同设备捆在一起。”我问：“这是一套什么设备？”他说，“这是制造飞机的整套设备，有500多箱，哪来这么多运输工具搬运。”我说：“你家眷去了广州，就不必着急，航委肯定会安置；看来，你想走也走不了；必要时，可住到我这里来。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会乱来的。”他说：“这个，我们在广播中也曾听到，但就怕说还说，做还做。”我说：“依我看，大可不必顾虑重重，有什么困难处可坦率提出，只要力所能及，一定协助解决。”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过份的要求，但盼把设备交清后，可按自己的意愿给予遣送。”我说，“这是不成问题的，既然如此，可否让我事先替你们找个门路！”他说：“我看是可以的，回去还得同他们商量，好在都是老同事，什么话也可以说。”

第二天，我把上面这段对话一一向少仪同志谈了。他说：“很好，很好！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着重从思想上稳住他们，同时要尽力解决他们当前的困难。形势已发展到这个地步，你同他们的对话也达到了这个地步。我看，可以开门见山谈问题了。比如，我们同中共的城工部门有联系，可以做到保证他们生命财物的安全，也可以做到保证按他们自己的意愿给予安置或遣送；同时，我们也要求他们保证做到：先要保护好机场及其设施，保护好存放机场的设备、器材，保护好公文档案和图表等等；还要求他们把所有保护的设备、武器、弹药等等，一一按表册点交清楚。我觉得，直截了当地将我们能做什么和要求他们应该做什么统统谈情楚，倒反而有助于从思想上稳住他们。”

两天后，我第二次去到机场，说明来意后，门卫引我进入亲戚的办公室。一进门他便对我说，“在你家里谈的，我全对他们说了，他们的想法同我很近似，回头我遨几位负责人来这里，你把事情讲的更具体更明确些。”邀来见面的是三位（两名空军中校一名少校），都一一作了介绍，其中有一位是原来的副主任，现在是代主任。他们先说话：“我们同老刘都是航委的老同事，相知甚深。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南昌，可能有些事要请你帮助。”我说：“我生长在南昌，情况熟悉，能办到的一定全力以赴。”听老刘说：“抗战初期，你还出任过蒋经国部长的副职，那是我们的前辈了。”我说：“不敢，只是短时期共事。当前，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不客气地提出来。”他说：“对我们来说，面对的困难确实很多；重任压肩，人少力弱，设备搬不动，人员撤不了，加上共军大举突破长江天堑，我们都陷入诚惶诚恐之中，彼此相互提问怎么办。”我说：“此情此景，见闻颇多。我去年1月，才离开沈阳回来，除了‘四平’出现过剧烈的攻防战，其余许多城市解放，大都没有经过战争，有的甚至连枪声也没听到。还有的用鞭炮声代替了枪炮声，由群众迎接解放军进城了。”接着，将少仪同志告给我的“我们能做什么和要求他们应做什么”的话，严肃认真地说了一遍，他们表示照做。他们当中有人提出：“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我说：“随时通知，商量处理。”回城前，向他们要了一份设备清单和一份人员名单。

翌日上午，我对少仪同志谈了赴机场谈话详细过程，并把设备清单和人员名单交给了他。少仪同志说：“这件事办的很好，可望有大收获。”接着，我们又谈了一阵自卫军的问题，他要我去找傅肖先，推动他扛起这面大旗。

5月上旬的7日或8日，机场一辆“吉普”来到我家（即上次来过的那只车），带了亲戚的一封信，内容是；昨电令将设备交夏威部后运；市上拒收纸币，使警卫队伙食出现困难。知名不具，阅后烧掉！

我感到这两件事都急待解决，随即取了壹佰元光洋，乘来车第三次去到机场。经反复嗟商，决定对策，关于移交设备问题，不主动联系，等夏或部派人和车来；能拖则越，不能拖则分次交。关于警卫队伙食问题，答应负责解决，先付壹佰元，以后需用可随时来取。

事后得知，夏威部延至5月15日才派出车辆拖运了40箱设备到达火车站。这时，南昌情势已非常紧张，连夏威部队本身也在安排撤退。我立即通过谭遐龄转商胡正涛（码头工会主席，青帮头子)，要他动员搬运工人，坚决不搬大木箱上火车。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结果，这40箱设备一箱也没能运走。迄至5月22日上午八时，大家聚集火车南站迎接解放军时，我还见到有些大木箱摆在月台边，有些横七竖八抛在轨道沿线。听说，稍后又都运回了机场。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