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继以色列接连“斩首”伊朗的数十名将领和学者之后，总理内塔尼亚胡终于还是将行动的目标锁定在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身上。

继以色列接连“斩首”伊朗的数十名将领和学者之后，总理内塔尼亚胡终于还是将行动的目标锁定在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身上。

可随即，媒体就报道出，就在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势之际，特朗普紧急叫停了斩首行动的消息。

虽然白宫并没有为这一报道正面“站台”，但内塔尼亚胡未确认也未否认的模糊态度还是暴露出了很多信息——在伊以相争之后，美国终于准备出来“渔翁得利”了。

果不其然，就在6月15日，特朗普前往参加G7峰会之前，公然宣称“我认为（伊朗与以色列）达成协议的机会很大，不过有时他们必须打上一仗”。

放眼当下，我们或许还读不出特朗普话中的深意，但回顾2025年3月份以来全球央行持续抛售美国国债的历程。

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去美元化”浪潮对美国金融霸权已经构成的实质性威胁，而以色列与伊朗两国冲突可供美国收割的，恰恰正是美债再一次回暖的机会。

到这里可能就有人要问了，远在中东的地区冲突是怎么和美国国债扯上联系的呢？

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这事儿就不难解释了……

我们都知道战争是科学技术的催化剂。但除此之外，战争同样也是金融货币体系演变的“加速器”。

早在轴心时代（约公元前800年-前200年），人类社会诞生了职业军队这一群体，货币就从国家信用体系逐渐向贵金属实物转变过渡。

在早期战争中，士兵往往会通过掠夺的形式获取贵重金属，并在流动性强的市场中进行匿名交易，这种需求便直接推动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以金银为基准的货币体系。

希腊掌握密集方阵战术的职业军人就曾依赖金银支付，形成跨区域的雇佣兵集团，这也更加强化了金银货币成为战利品分配和士兵报酬的首选形式。

同时，战争更是催生了国家债务的完整体系，使之成为现代金融工具的基本雏形。

16-18世纪，欧洲列强为了维持殖民地日益扩大的战争开支，就搞出了发行国债的方式来筹集军费，乃至形成“战争-债务-税收”的逻辑闭环。

国家通过信用承诺（未来税收担保）向资本家筹款，而债务积累又迫使政府扩大殖民战争以获取偿债资源。

圈地运动后英国将流民输出为合同工，既缓解了本土债务危机，又支撑起海外军事扩张。这种模式使债务成为系统性的暴力工具，欧洲列强更是通过法律将人口强制转化为可交易资产。

这套机制切切实实地为国家筹募资金、缓解国内压力带来了便利，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蕴含着“双刃剑”的一面，毕竟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违约风险也会成为国家动荡的直接诱因。

当国家无法通过正常税收偿还战争债务之时，往往选择扩大战争规模以掠夺新资源，但这就形成了“以战养债”的恶性循环。

德国在一战中通过发行国内战争债券以及放弃金本位制进行债务货币化，导致1914-1917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直接激增2.5倍，这也是这台战争机器无法轻易停止的原因之一。

由于发行了以本国货币计价的主权债券，战败的德国不仅要面临相当于当时全国GDP2.6倍的战争赔款，还要应对货币超发恶性通胀导致的国内债务违约。

双重压力之下，德国就爆发了1923年的超级通胀事件，马克彻底失去交易媒介功能，出现以物易物和用美元、黄金结算的情况。

经济系统的瘫痪更是导致了生产停滞与工人失业，在极端贫困之下，德国的自杀人数仅1923年就达8万人之巨，战前的数据还只是1200人。

毫不夸张的说，马克的崩溃直接造就了德国社会储蓄阶层的消亡，而这，也为纳粹政党的崛起埋下了社会基础。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就可以应用在这一问题之上：新兴大国（如德国、日本）通过债务驱动进行军备扩张挑战现存霸权之时，经济竞争必将升级为军事冲突。

在这种模式下，债务积累将成为军国主义政权巩固权力的工具，而战后建立起“债务-赔款链”为核心的国际债务体系，更是为金融危机大萧条中波及全球的跨境债务违约埋下伏笔。

不过，在债务危机之下，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头铁”的国家。

当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美元霸权将战争债务转化为全球金融治理工具的时候，全世界的战争，都将无可避免地烙上美国的印记……

一般我们都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构筑金融霸权的关键，毕竟美元与黄金挂钩，他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美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首选”。

但比较反直觉的是，让美元真正走强的不是挂钩，反而是脱钩。

1971年，尼克松取消了金本位制，而这一举措，才让美元通过债务货币化机制成为了全球价值储存的核心载体。

毕竟这样一来就意味着，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将会彻底替代黄金，美国也就获得了“过度特权”，能够通过无限发行国债来维持全球贸易逆差。

由于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于是，美国国债实质上转化成了新型的“战争债券”。

因为，不管有多少财政赤字，美国都可以通过外国央行购买美债实现货币化，进而形成“军事开支-国债发行-全球货币化”的体系闭环。

与此同时，在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秘密协议，确立了石油以美元计价的基本框架，这就为美元的强势进一步提供了支撑。

当伊拉克（2000年）和伊朗（2001年）尝试使用欧元结算之时，美国分别以军事打击（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制裁对两国进行了战略压制。

“石油美元”体系的形成堪称布雷顿森林的进阶，在这个全球金融秩序中，各国央行为保障本国货币稳定，往往需持有大量美债作为储备，这就使得美元“持续繁荣”。

即便中俄等国一力推动本币结算，不断开展“去美元”的能源贸易，美国也通过制造全球紧张局势来维持赤字与国债的运作，让各国继续“被迫”依赖美元。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元走强；2003年，伊拉克战争全面展开，美债需求激增；2011年，利比亚与叙利亚同时陷入战火，美元再度成为“安全港”……

这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重演，都在彰显着“美元陷阱”的“精妙之处”：

只要波斯湾紧张局势加剧，全球石油价格面临上涨危机，原油买家为控制风险，便会再次涌向美元避险资产，反过来推高美债吸引力。

美国不需要直接出兵，也不需要明着操纵市场，只需维持世界的不稳定状态，就能让全球资金自动回流本土，静静等待收割果实。

这也是为何美国会不惜代价地维系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并对以色列的激进行动屡屡默许，其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中东局势的快速恶化。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持续动荡可以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带来巨大经济红利，武器装备出口不断增长，美军预算也随之上扬。

2023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一度高达8860亿美元，其债务比率却突破了120%的大关，着实是深刻印证了自己“用血浇灌经济”的债务积累路径。

不过，这般吸血全球的行径毕竟“有伤天和”，美国就算再“头铁”，也终究不可能彻底玩过经济规律。

为了不断发动战争，哪怕只是代理人战争，美国都不得不投入海量的金钱物资，国会每年都会为国防开支提供拨款，也就意味着财政赤字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同时，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必然会让国际能源市场出现波动，哪怕美国是能源生产大国，在全球市场价格“巨震”之时，美国也无法幸免于难。

高油价带来通胀压力，美联储就被迫维持较高利率，而高利率的环境，必然迎来债券利息支出的水涨船高，这便不断加剧了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

美国政府一方面从军售与军费中获益，另一方面却因债务利息付出更高成本，这从长期来看，必将拖累财政健康，债务不断膨胀，只会成为挥之不去的巨大隐患……

其实从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抛售美债，并不断强化对其他替代货币的使用就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对美国操纵债务的行径早已不满。

毕竟，美国老旧的战略思维早已不再符合时代发展进程，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下，想要真正推动经济增长，还需依靠民用投资与技术创新，而这两样，恰恰都是美国主动“抛弃”的。

特朗普制造业回流的“反全球化”思潮，或许是缓解美债压力的一个思路，但在这个过程中，滥用“关税战”与“贸易战”企图“零成本回收”，只会招致害人害己的局面。

要想真正解决美债困境，控制支出、改革税制、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等都是可行的方式，唯独到处“引战”、制造混乱不是其中之一。

只可惜，特朗普终究是一个商人，一个只能看到瞬时现金流的短见商人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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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4N70dpUTHxn

来源：微趣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