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钟敬文先生晚年在《我的学术历程》一文中，以谦逊、诚悫的语言，详细叙述了自己于1928年至1937年在杭州的执教生涯，以及在1934年到1936年赴日本留学的时光。在时年91岁的钟先生回望的视野中，这段主要在杭州度过的岁月丰盈而难忘，对于他一生的问学求索之路有着
钟敬文先生晚年在《我的学术历程》一文中，以谦逊、诚悫的语言，详细叙述了自己于1928年至1937年在杭州的执教生涯，以及在1934年到1936年赴日本留学的时光。在时年91岁的钟先生回望的视野中，这段主要在杭州度过的岁月丰盈而难忘，对于他一生的问学求索之路有着关键的影响。正如他谈及这几年所说：“我的学术经历和成果，不仅比前期有所提高，而且对我以后大半生这方面的活动，是具有相当决定意义的。”[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13页。]
殊不知，这段因“排挤”而展开的生涯，不仅成为钟先生学术思想逐渐成熟的关键期，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以及他为人所称道的淡静、雅正之人格的形成期。
《吴歌乙集》风波
“客里过重阳，在我自然是惯事了。可是今年很侥幸的，因贤人们的痛斥排挤，却教我流落到这山水蜚名的浙西的名郡来。”
——钟敬文《重阳节游灵隐》，1928年10月28日
一如历史上的白居易、苏轼被贬谪的经历，钟敬文也是缘于“贤人们的痛斥排挤”，怀着幽怨的情绪，带着受到创伤的身心来到了杭州。我们不禁疑惑，究竟是怎样的非难，陡然掀起风波，令钟敬文不得不出走远游？
对此，学者施爱东做过详尽的考述。[ 参见施爱东：顾颉刚、钟敬文与“猥亵歌谣” [J]. 读书杂志，2014年07期。]1927年，钟敬文受顾颉刚之邀，到中山大学从事民俗学研究，并协助顾颉刚收集民间歌谣，编印民俗丛书。1928年，民俗丛书之一的《吴歌乙集》出版，其中收录的部分涉及情爱内容的民歌，被保守派学人视作“猥亵歌谣”，引起轩然大波。这些“道学”教授将《吴歌乙集》中的“猥亵歌谣”加以搜集，寄给时为国民党理论宣传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戴季陶。戴季陶对这些歌谣颇为不满，决定处分作为《吴歌乙集》责任编辑的钟敬文。于是，1928年7月4日，钟敬文突然收到校方的辞退通知，不得不离开中山大学，丢掉了他来之不易的第一份大学教职。
“这样的时代里，正义的拥有者，永远要吃亏的。你要主张真的学术，你要提倡真的人道，那你最好是预先具备了上十字架去的勇气，否则，这可不是好玩的，你必至于要痛悔着当初何苦来！”在给朋友的信中，钟敬文如是记录下当时他被解除教职的愤懑心情。1928年9月，钟敬文离开广州，乘船北上赴杭州一所高级商业学校任教。这是在广东出生，一直在广东生活的钟敬文，第一次离开家乡的远行。
从个人的角度，钟敬文以上的遭际，似乎只是一场由偶然变故而引起命运轨迹转折的平常事件。但如果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观之，钟敬文离穗来杭的始末，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折射出那个时代学人面对压抑、陈旧的社会政治状况，所普遍具有的无奈与悲怆的集体心理。由此，这场由《吴歌乙集》引发的偶然风波，指向了一个时代性的大问题——“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中国往何处去？从回答这个问题的角度出发，那么，钟敬文前往杭州的旅程，便充满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意味。
西湖隐士
“在渐次悠然的神会中，我们是一致地以沉默作最高的赞美。”
——钟敬文《游龙井》，1929年7-8月作
西湖给予了经历世变的钟敬文以无限的慰藉，使他暂时忘却此前的不悦经历，将整个身心投入自然山水的襟抱之中，达到“和自然入于同化之境”（钟敬文语）。面对西湖，为何钟敬文所感受到的是“渐次悠然的神会”呢？原因就在于这里的自然风光及人文底蕴，作为外在景观，与钟敬文独特的内在世界——敏锐的天性、漫溢的诗情、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相互呼应交融，终于使他得以更加接近本真的自我，让内心深处最为真实的情感与智慧流淌而出。
面对西湖，这位年轻人大多时间是沉默的，但在他的头脑之中，一些神奇的、深刻的“化学反应”在不断进行，使他的生命褪去忧郁、混沌与脆弱的外壳，留下纯粹的对自然的倾心、对美的渴望。在与西湖“悠然的神会”中，钟敬文渐渐进入人生的另一重境界之中。这一境界的面貌，直接展现在他此时所创作的写景散文中——冲淡、温雅、隽永，读者从中推想作者的形象，俨然一位“梅妻鹤子”般的西湖隐士。
他写西湖的雪景，先引用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又及清晰、准确的语言，对他亲眼所见的景物作了由远及近、细致入微的描写：
车过西泠桥以后，暂驶行于两边山岭林木联结着的野道中。所有的山上，都堆积着很厚的雪块，虽然不能如瓦屋上铺填得均匀普遍，那一片片清白的光彩，却尽能够使我感受到宇宙的清寒、壮旷与纯洁了。常绿树的枝叶上所堆着的雪，和枯树上的很有差别。前者因为有叶子衬托着之故，雪片特别堆积得大块点，远远望去，如开满了白的山茶花，或吾乡的水锦花。后者，则只有一小小块的雪片能够在上面粘着不堕落下去，与刚著花的梅李树绝地相似。实在，我初头几乎把那些近在路旁的几株错认了……（《西湖的雪景》，1929年1月写成）
寥寥数笔，钟敬文便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层次分明、物象丰富的西湖雪景图，令人陶醉。在他的笔下，夏夜西湖的荷花，也别有深致：
这时正是莲花盛开的时令，虽然是在沉黑的夜里看不清花朵鲜艳的颜色；但在朦胧中，还认得一些迷离的白影。花与叶的香气，以风的轻重而浓淡地刺激我们的嗅觉。塘面草际，如星星似的闪烁着萤光，看了难禁感觉的幽沉冷黯。我突然记起渔洋山人“萤火出深碧，池荷闻暗香”的诗句，说的就是我们眼前所经历的景物……（《游龙井》，1929年7-8月作）
在这里，钟敬文提到了他十分推崇的清代诗人王士禛（号渔洋山人）。我们不妨将王士禛有代表性的诗句，与以上钟敬文的写景文段加以对比：
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江上》）
萧条秋雨夕，苍茫楚江晦。时见一舟行，濛濛水云外。（《即目》）
石壁引孤松，长空没飞鸟。不见远山横，寒烟起林杪。（《雪中登黄山》）
不难发现，二人写景的手法以及所描写出的景物色调，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平远、萧散、寂静，其中蕴含着深婉而不激烈的情绪。这正是王士禛所推举的“神韵”，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作者主观的忧郁、落寞的底色，冲散在旷远景物中，似乎在时空的边际，获得精神舒展的豁达。人生之痛楚、失落，在对自然的观照中得到纾解与升华，化作美，化为诗。“没有美的形式就没有美的思想，反之亦然”（福楼拜语）。在西湖之畔的“隐居”生涯中，钟敬文变为了一个唯美主义者，他从人生风波的悲怆中超脱出来，专注于自然景物的观察，与文学语言的锻造。美的形式与思想，在这些情景交融的散文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在淡静和专注中，钟敬文迎来了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其思想意识、艺术风格都日臻成熟。这些以西湖为题材的散文结集为《西湖漫拾》与《湖上散记》，自出版之后便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郁达夫评价钟敬文的散文创作“清绝脱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式”，在其所编纂的《散文二集》中，收录了不少钟敬文的作品。此外，作为新锐作家的钟敬文也受到了国立杭州艺专的月刊《亚波罗》主编李朴园的关注，不断向钟敬文约稿。这本《亚波罗》月刊，成为了钟敬文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之路的重要见证。
从文学到学术：为生民立命
“……虽然当时民俗学还远不如文艺创作热门，但我已经认识到，中国需要自己的民俗学。从上个世纪起，就有不少外国人来华，利用传教、旅行的机会，搜集中国的民俗资料，回去写他们的书，有的还进行他们的殖民文化宣传，他们却反而说我们中国人缺乏想象力，这对我刺激很深，感受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我想到了放弃文艺创作，并开始自己的民俗学生涯。”
——钟敬文《湖上散记·后记》，1930年
钟敬文终究是清醒的。散文创作所带来的鲜花与掌声，并未使他恬然自得，反而让他对自己真正的使命，有了更加明澈的洞察。他知道，暂时做个西湖隐士，只是“希望于短时间里，在这块比较宁静的境地，恢复我一切摧毁消失了的明慧与精力，使我有继续驰跃于人生舞台的勇气”。他的人生舞台，终究在于学术，在于民俗学研究。
面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时局，国家、民族往何处的时代之问，钟敬文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用自己对生活、对学术的探索，来回答这一时代之问。对于重新投身民俗学研究的原因，除了上述民族自尊心受到刺激之外，钟敬文在一篇散文中引述的一位文艺青年对杭州的评价，或许是其内心更为隐秘的“无目的的目的性”：“这个地方长时间住下去，是会使人意志消沉的。因为她缺少一种使人生命发酵的热力。”他放弃了文学创作，将全部“生命发酵的热力”，投入民俗学这一在当时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学术领域之中。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紧张的教学与社会活动。1930年，钟敬文赴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讲授“民间文学”课程，编写了中国第一本民俗学领域的基础教材《民间文学纲要》。同年9月，由钟敬文、顾颉刚等人发起的中国民俗学会在杭州成立。接下来，钟敬文撰写了《中国地方传说》和《金华的斗牛风俗》等一系列带有学术探索性质的民俗学研究论文。1934年，在他曾发表散文及翻译文章的《亚波罗》月刊上，钟敬文发表了《⟨中国民间文学探究⟩自述》一文，这标志着一贯以散文作家出现在这本刊物上的钟敬文，正式地转为民俗学者的身份，呈现于读者以及文坛面前。
1934年至1936年，钟敬文赴日本留学。1936年秋，钟敬文回到杭州，继续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兼任国立杭州艺专的文艺导师。1937年秋，钟敬文便因日军侵华而被迫离开杭州，转移至内地。在这最后于杭州的一年中，钟敬文为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风俗文化专号》，筹办了“民间绘画展览会”，刊行两册“民间文化小丛书”。这些学术活动，在极大地拓宽学术视野，将以往未受关注的民间戏剧、民间美术等内容纳入民俗学研究之外，更为重要的在于与左翼文学思潮相呼应，自觉运用民间艺术、大众艺术形式，开展国民教育与抗日救亡运动，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从钟敬文这些富有现实导向的学术活动中，我们能够发现，从他来到杭州，到最终离开杭州，贯穿其中的是一条历史的必然线索——即进步知识分子逐渐走出苦苦思考个人出路与国家、民族出路的“亭子间”与“象牙塔”，逐渐褪去旧文人的逃避现实和颓废倾向，在走向民众的“到十字街头”的运动中，学术视野得到充分的打开，学术思想得以在更广阔的群体中传播，从而对整个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启蒙产生强烈影响。由此观之，钟敬文放弃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的历程，展现的便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涛中的具体心灵史——如何渐渐摆脱个人得失的计较及旧日所迷恋的情调，放下置身物外的傲娇姿态，从小我的躯壳中剥离出来，以大我、无我的意识，担负起时代和历史的重托。
回顾这段对钟敬文先生而言特殊的岁月，我想起梁漱溟先生所言：“要紧的是在自己的生命起变化，或者叫生命的提高。”的确，这一发端于“非难”的生涯，赋予钟老的生命以更为优美、坚实与博大的质地。
来源：近代史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