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家好，我叫李井奎，是一名经济学家，我要是说我是福尔摩斯和少年包青天的同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对经济学家的定义，就是他们是在这个时代从事侦探事业的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

为什么茶叶价格的提高

能够让更多女孩活下来

全世界消失的女性不止一个亿

原因到底是什么?

新经济学家智库 x TAIXUE x 李井奎

《消失的女性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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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济学家，

福尔摩斯和少年包青天的同行

大家好，我叫李井奎，是一名经济学家，我要是说我是福尔摩斯和少年包青天的同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对经济学家的定义，就是他们是在这个时代从事侦探事业的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

我最近在写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极简计量经济学，像侦探一样思考，在这本书的开头我写了这么一个故事，是关于西游记的，在吴承恩先生的西游记里边，明确描写且有具体情节的妖怪大概是130个到150个。

大家跟我一起来想象，有这么一个妖怪，它首先是一个女妖怪，它出现的地方大部分是人迹罕至的地区，以过往的行人作为自己的猎物，这个妖怪它以吃唐僧肉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最后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野生妖怪，也就是说它既没有灵山的背景，也没有天庭的背景。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样一个妖怪它最后被孙悟空打死的概率有多大？大家可以就这个问题想一想，因为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它也是一部社会讽刺小说，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边有很多的妖怪，每一个妖怪它的命运都被写在了这些妖怪的特征里面，我们经济学家就可以通过西游记这样的一个样本库来推测吴承恩心目当中他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说经济学家的工作就像是探案，他通过不断的求索，然后逼近真相。

今天我就来讲一个消失的女性之谜的故事，来看一看我们经济学家他的手段到底怎么样。最后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刚才描述的妖怪它的命运是怎么样的。

全世界消失女性超1亿，

是因为文化差异or经济水平？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纽约书评》上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超过1亿女性消失无踪。阿玛蒂亚森说，人们一向以为女性在世界人口当中占多数，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我们错误的把北美和欧洲的情况推广到了全世界。

在这些地区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大概是106:100，但是在南亚、西亚、北非以及中国比例只有94:100，有的地方甚至还要更低。前前后后咱们这么一算就有12个百分点的女性消失了。所以在1990年的阿马蒂亚森看来，全世界消失的女性就不止一个亿。

人类历史上造成如此众多的女性消失，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消失的女性之谜，经常给出的是以下两种简单的解释，一种解释是文化差异说，这个解释是说西方文化不像东方文化那样重男轻女，这就导致了西方的社会它的性别比例比较均衡。

另一种叫经济发展阶段说，认为欠发达的一个阶段，特征就是女性无法享受到平等的营养和护理条件，女孩出生后得不到足够好的营养和有效的护理，那么死亡率就会比较高，这是贫穷国家的一个普遍的特点，这两种说法都有真实的成分，但是这两种说法也都存在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东西方文化差异说和经济发展阶段说，它本身相互交错，无法截然分开。

因为欧美国家它本身就是西方文化传统之下的，同时它又处于发达国家这个阶段。我们先来看文化差异说，这里边就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例外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但是它的男女性别比例和欧洲和北美就没什么差异。日本的情况可能更加支持经济发展阶段说，从1899年到1908年，日本当时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日本同样出现了女性的比例要低于男性这样的情况，但是到了1940年，日本的男女比例就持平了。

二战以后日本一跃成为了富裕的发达国家，女性比例就开始像欧美国家一样比男性要高了，所以日本的情况似乎更支持经济发展阶段说这么一个解释。那经济发展阶段说在解释消失的女性之谜上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的确所有的女性比例比男性低的国家，在当时差不多都是穷国，至少不是那么富裕的国家。

所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那么女性的死亡率它应该趋于下降才对，但是还是有其他的例外情况。

比如次撒哈拉的非洲地区，这些国家同样很贫穷，同样是欠发达地区，但是 他们的女性比例就超过了男性。在印度最富裕的旁遮普省和哈里亚纳省，反而女性比例失衡最严重，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低到了86:100，而相对贫穷的卡拉拉省比例则是103:100，相对正常。所以与东西方文化差异说一样，经济发展阶段说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乙肝与消失的女性有关系？

2005年，当时还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的艾米丽奥斯特（Emily Oster）在经济学界的顶级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P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她博士论文的一章，在这篇文章里艾米丽奥斯特就告诉我们，亚洲这些国家，传统上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形，它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重男轻女的观念，造成的堕胎、杀婴和这种歧视性的养育，而是和亚洲国家盛行乙型肝炎有关。

她通过研究告诉我们，

这篇文章一出来就颠覆了传统学界对男女比例失衡原因的认知，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这个结论很快就遭到了反驳。

2008年台湾大学经济系的林明仁和骆明庆两位教授在经济学顶刊《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利用台湾地区的数据对奥斯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从1986年起，那么台湾地区全面要求刚出生的婴儿接种乙肝疫苗，并对怀孕的妇女进行乙肝带原检验。如果是检出乙肝病毒为阳性反应的，新生儿必须在出生后12个小时内接种免疫的球蛋白。这项措施使得台湾地区卫生署疾病管制局基本上保有了自1988年以来乙肝带原的怀孕妇女的数据。

李明仁和骆明庆两位教授对这篇论文根据这个数据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乙肝带原的妇女和正常妇女的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并没有显著差别。

到了2010年，艾米丽奥斯特教授与她的合作者在《经济学快报》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经过她们的研究，她正式承认2005年她的结论不成立，之前的这篇论文是一篇错误的论文。

关于乙肝和消失的女性之间的关系，算是落下了帷幕，但是消失的女性之谜仍然没有解开，所以我们的经济学家当然也不会停止脚步。

茶叶价格的提高，

能够让更多女孩活下来

最终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史研究专家钱楠筠（Nance Qian）教授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她使用了中国种植茶叶地区的女性比例，显著的高于其他农业地区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女性的相对收入前景才是“消失的女性之谜”背后的真正谜底。

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采茶主要都是由女性来完成的。尽管成年的女性在茶树的种植和看护方面并不比男性占有优势，但是茶叶的生产它主要的劳动力投入环节是采摘环节，成年女性在采摘环节上比成年男性和儿童都具有绝对优势，原因就在于采茶它需要小巧灵活的手指，而且茶芽它越嫩越值钱。

此外茶树它普遍都不是太高，这就使得这个身材相对比较高的男性，他采摘上就更加不利，再加上采茶的工作非常精细，这就要求采茶人特别认真，不能有任何的偷懒和马虎，因此就抑制了雇佣家庭外的劳动力这种可能性，因为监督的成本太高了。这样一来种植茶叶的家庭，由于这个茶叶价值的提高，它就不仅能够增加家庭的总收入，它还能够提高成年女性在家庭的经济地位。

在适宜种植茶叶的地区，男性他通常从事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的粮食的种植，而女性则用于茶叶生产上的生理优势，更多的从事这个茶叶生产，这样的话便导致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在种茶的农户家庭内部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茶叶价格的上升，它不但增加了家庭的总收入，而且还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力的收入在家庭中所占的比重。

换句话说就是它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相对于男性劳动力的经济价值。

由此钱楠筠教授她根据种茶地区和非种茶地区，农户家庭内部女性收入比重不一样的变化来衡量女性经济地位是否会影响不同家庭女孩的存活率，当然要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排除其他的一些可能的因素。比如说种植茶叶的地区，它是不是本来就偏好女孩，有这种文化传统，如果真有这样的文化因素，那么我们就和之前一样，我们无法区分是这种文化因素导致了地区的女孩的存活率比较高，还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结果，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很难。

钱楠筠教授她拿到的数据还包括农村经济改革之前两种地区的男女比例的数据，她通过比较发现，在改革之前种茶地区的男性比例还更高，但是在改革之后，种茶地区的女性比例就明显高于非种茶地区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了，茶叶的价值提高，以及由此导致的成年女性相对收入的提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女孩的存活率？

根据钱楠筠教授的发现，在成人男性对家庭的收入贡献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成年女性的收入增幅达到了家庭总收入的10%，这就可以使女孩的存活率提高1.3个百分点。这个数据我们怎么样来理解？

我们可以这样看，

如果男女的经济地位不变，家庭总收入的提高，它会不会同样也可以起到改善男女性别比例的效果？钱楠筠教授的分析发现，那些种植对男女劳动力投入影响中性的经济作物的地区，他们的家庭收入数据没有发现这种效果。也就是说，简单的家庭收入总收入提高，并不会改变女性的收入地位，也不会对性别比例产生影响。此外钱楠筠教授还分析了，种植水果这种有利于男性经济地位的经济作物地区的数据，结果发现男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女孩子的存活率。

那么为什么茶叶价格的提高能够让更多女孩活下来？

钱楠筠教授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茶叶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影响女孩存活率的三种主要的途径么第一种途径是这样的，由于这个茶叶价格提高，会使得父母认为相对于儿子，将来女儿的收入更有可能得到改善，从而增加了养育女儿的意愿。

第二种途径是这样，就是如果女儿对于父母来说，是一种奢侈品，那么家庭总收入的提高，就应该增加拥有女儿的这种意愿。

第三种途径是，增加偏向女性的收入，会提高母亲在家庭中的谈判地位。假如相比于父亲，母亲可能更偏爱女孩的话，那么女性谈判地位的提高也会改善女孩的存活率。那么钱楠筠教授通过缜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表明第二种途径也就是家庭总收入的提高会增加拥有女孩的意愿，这种途径其实并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

而第一种途径和第三种途径，也就是女性相对收入前景的改善，会提高母亲的家庭地位，并增加养育女孩的吸引力，这两条是更加合理的。

总体上来说，这项研究表明女儿在父母心里并不是消费品，而是投资品。因为成年女性收入的提高会使得父母对儿对女儿的未来的相对收入有一个更好的预期。因此父母更愿意把抚养女儿作为一种具有经济意义的投资。

而茶叶价格的提高改善了女性在家庭的谈判地位假说似乎还得到了更强的经验支持。钱楠筠教授就发现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同时改进女孩和男孩受教育年限的长度，而男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则会减少女孩的受教育年限，而对男孩受教育年限就没有影响。

这也意味着由于母亲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并且母亲往往比父亲更重视教育，因此一定是母亲的经济地位提高之后，她利用自己的谈判地位的提高，为所有孩子争取到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钱楠筠教授的研究它的政策意义是非常清楚的。要想扭转这个发展中国家男女性别比例不合理的状况，提高成年女性相对收入水平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到这里“消失的女性之谜”终于被经济学家揭开了谜底。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越来越像侦探

许多人对经济学自诩自己是一门科学很不以为然，科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它可以通过可控的实验来验证假说，而大规模的经济实验，即便不是不可能，也会因为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而令人望而却步。

但是在浩瀚的人类行为的世界当中，社会政策实验比比皆是，各种历史情境下的人类表现常常在不经意之间种下自然实验的种子。近30年来从事经验研究的经济学家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因果识别方法，从此让我们不再对历史发出这种无能为力的浩叹。

我们现在回到我开头讲到的妖怪，这个妖怪是我照着白骨精的特征描述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白骨精最后是被孙悟空打死了，在白骨精的所有特征当中有两个特征，大大提高了它被打死的概率。

一个是它一个没有背景的野生妖怪，还有一个就是女妖怪。孙悟空对于女性妖怪几乎没有任何怜香惜玉之情。

所以说和以往的经济学家不同，今天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越来越像侦探，他们从庞大的人类实验的实验室里，人类自然的实验室里，乐此不疲的破解着各式的谜题，痴迷于对真相的探求。

经济学正凭借着计量经济学这一认知利器，把对历史和社会真相的探求当作自己的使命，捍卫了经济科学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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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学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