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幹的藏书活动与藏书特色

摘要：“藏书”是我国古代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历来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愈是乱世，人们愈是怀念文化的繁荣，私人藏书在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刘承幹，作为“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兴建藏书楼，耗费巨资购书藏书，为中华民族传统文

“藏书”是我国古代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历来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愈是乱世，人们愈是怀念文化的繁荣，私人藏书在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刘承幹，作为“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兴建藏书楼，耗费巨资购书藏书，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藏书活动颇具特色，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1 引言

中国古代自西汉武帝刘彻采取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开始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逐渐将儒家学派的思想学说树立为治国理念的标杆。优秀的儒家代表人物的言论被通过后世门人弟子的记载形成书籍留存下来，并在国家机器的大力宣传下远播四海。千百年来，无论这片土地上政权如何更迭，战火如何荼蘼，那些思想却不死不灭，代代传承。文人、书籍和理念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互为媒介，相互依存，延续了先人的生活智慧积累，承继了民族的生存文化精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成为了根植于后世文人骨血中的处世正道，“正身，修心，治国，齐家，平天下”则是在这条道路上想要获得非凡成就必须遵守的不二法则。

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儒家“精英理念”，在它的灌溉下，整个古代中国几乎都处在把持知识的文人统治之下，少有的几次外族入侵，即便代表正统的汉族政权沦亡，但最终也大都以“中华文化”的胜出而告终。人们对于知识和文化的尊重，始终是主流社会的共识。事实上，愈是乱世，人们愈是怀念文化的昌明与繁荣，而文人作为文化传承和守护的主要力量，愈容易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20世纪前半叶，对于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而言，诚为危急存亡之秋。旧王朝的轰然坍塌终结了神州大地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内忧外患未减分毫。最为可怖的是，国家频频动乱，神州大地风雨飘摇，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传统文化也备受质疑。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正是在这个关头，顶着“傻公子”的名号，昂首走上历史舞台。

2 刘承幹的生平述略

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承幹(1882-1963)，清末民初人，字贞一，号翰怡，别号求恕居士，晚年自称嘉业老人，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刘承幹正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言那样，出生于“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旅”，是个名副其实的贵公子，其家族在“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的江南南浔雄居“四象”之首[1]。刘承幹的祖父刘镛从一个布铺小店员做起，以湖丝经营起家，后来投身盐业、茶业、典当、垦牧、房地产等多个行业，成为了一代商业传奇。受当时“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影响，坐拥金山之后刘镛不愿意将自己的子孙培养成商人，反而要求他们努力读书，“由商入仕”来光耀门第。刘镛膝下有两个儿子，幼承家学，个个都很有文学造诣。刘承幹的大伯刘紫回精通诗词，对当时的诗词尤感兴趣，立志编纂《国朝诗萃》，但不幸英年早逝，未能完成；刘承幹的父亲刘锦藻在光绪年间先后考中举人、进士，编撰《皇朝续文献通考》，成为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学者；刘紫回早逝之后，因长子无后，刘承幹被过继给了大伯，成为了刘氏家族的未来继承人，在学业上更是容不得半点放松。正是在这种严苛的家风管教下，刘承幹作为家里的长子长孙，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不但年纪轻轻就考中秀才，更积极参与清朝末期的“小学”热潮，热衷于国学研究，著有《再续清代碑传录》《清遗民录》《历代词人考略》等书籍传世。[1]

1899年，刘镛逝世，刘承幹以长门长孙的身份继承家业，摇身一变，成为当时江南炙手可热的大富豪。丰厚的财产使得刘承幹完全不用操心生计，也给日后刘承幹的藏书之路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刘承幹考取秀才，但是因为清帝逊位，始终未能出仕于清廷。[2]1910年，年仅28岁的刘承幹投身于文化事业，笃志芸编，开始了藏书家的生涯。[3]直至1963年病逝于沪上，终年82岁。

3 刘承幹的藏书缘起

3.1 继承父志的激励

刘承幹的家乡吴兴县素有“藏书之乡”的美誉，祖父以及父辈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与执着对刘承幹影响深远。继承祖产之后，刘承幹依然秉承家族的要求，潜心治学，一心要通过科举考试来光耀门楣。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承幹终于考取秀才，算是聊慰祖宗心愿。清末之时，著书立说之风鼎盛，风雅文人多趋之若鹜。高中之后刘承幹萌生了继承父志，为父亲和继父续补《皇朝续文献通考》和《国朝诗萃》的想法，这些促使他开始大规模的搜集孤本、善本来为日后的研究做资料储备。

3.2 时代环境的机遇

刘承幹曾在自叙中提到“宣统庚戌(1910年6月)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瑰货骈集，人争趣之。余独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至。自是即有志聚书。逾年辛亥(1911年)，武汉告警，烽燧达于江左。余避居松滨，四方衣冠旧族，避寇氛而来者日益多，遂为中原文献所聚”[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于次年宣布逊位，刘承幹的科举梦碎。为避战乱，刘承幹遂于1914年携家人迁往上海，一心转向藏书和研究。这一时期，东南旧家士族自太平天国之后再遭兵戈，许多人家苦于战乱家道败落，碾转到上海躲避兵灾，不少人家由于逃难人数众多甚至难以糊口，纷纷将之前视若珍宝的藏书低价放入市场，以求换得粮食求生。刘承幹抓住这一时机，收罗了众多的珍本古籍。

3.3 个人爱好的推动

刘承幹家学渊源，其伯父以及父亲都热衷于清末风靡一时的“小学”研究，刘承幹受家人影响，酷爱传统文化，在幼年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成年后对于传统古籍尤其是善本、珍本、孤本十分看重，爱护有加；另一方面，刘承幹在年仅18岁时就从祖父手中继承了庞大的家业，拥有足够的资金支配，可以花费重金购买自己喜爱的书籍。同时，他自幼宅心仁厚，“凡书贾挟书前往者，不令其失望，凡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5]深得书商的敬仰。这种出于传统文人对于民族文化传承的自然使命感在日后的战乱中被进一步放大，也推动了刘承幹在私人藏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4 版本校雠的需要

刘承幹的私人藏书起于1910年，“有志聚书”之后，精通目录版本学的刘承幹也开始刻书以方便书籍的保存和流传。为了保证书籍的准确性，刻书往往需要有同一书籍的多个不同版本来进行校雠，来确定一个相对完善的底本。刘承幹热衷于搜罗不同版本的图书，甚至为了精益求精不惜一掷千金，这些繁琐的工作最终成就了刘承幹“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的美名。

4 刘承幹的藏书活动

刘承幹的藏书活动起于清末，集中于民国时期，按照其人生轨迹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907年，刘承幹家乡附近著名的藏书楼“皕宋楼”被日本东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购去，在国内儒学界引起极大震动。[6]刘承幹此时虽然已经考中秀才，但并未实际任职，不用操劳生计的他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投资到自己的兴趣中去。“皕宋楼”购买事件后，1910年，刘承幹在金陵的南洋劝业会上大肆采书，萌发了“聚书之志”。之后，在将近10年的时间中，刘承幹通过友人代购、书店现购等方式将江浙一带丁氏的持静斋、朱氏的结一庐、莫氏的影山草堂、卢氏的抱经堂等名家藏书收购，积累了总计20万册60万卷藏书。其中宋元珍本超过200种，明代珍本两万种，清代丛书以及集部、方志抄校手稿近一万种，此外还有150册《四库全书》原稿、42册《永乐大典》等绝对珍稀的典籍[7]。藏书规模及质量可见一斑。

4.2 筑楼以藏(1920-1925)

1920年，刘承幹在上海寓所用于藏书的“求恕斋”已经书满为患、聚荟如山，前人藏书“聚而旋散”的教训时刻挂在他的心头。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风，近代公共图书馆开始出现。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刘承幹在家乡选址“购地二十亩、斥金十二万，建设斯楼为藏书之所”，[8]并取溥仪赐匾中的文字“奉御笔赐予钦若嘉业之名”中的“嘉业”来为藏书楼命名。藏书楼从1920年开建，前后历时4年完工。嘉业堂共设52楹，两层主楼为回字形，根据所藏书籍的不同进行特色庋藏。除此之外，还有专门供管理人员、编校人员和镌刻工匠起居和工作的场所，并引进了当时先进的防潮、防虫、通风和防火的理念，俨然依照近代公共图书馆的标准进行建筑，为后世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本。其藏书中尤以宋椠元刻以及抄本方志为特色，卷轶浩繁，藏书规模蔚然，缪荃孙在《嘉业堂丛书》序中就赞叹到：“诸藏书家多佚出之本,无不归之,收藏遂富甲海上”。[9]

4.3 刻本流通(1925-1932)

嘉业堂的成立标志着刘承幹的私人藏书走向鼎盛，刻书流通则标志着刘承幹藏书思想的成熟。刘承幹自己曾说“生平嗜书，与世俗珠玉货财同”[10]，他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搜罗古籍之余，还自费雕版印书，以保证书籍流传。嘉业堂的印书注重校雠，且版本精美，刘承幹对于刻书质量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从刻书内容上来说，刘承幹对于其刻本必先请得专家学者前来鉴定，一旦确认有学术价值或是孤本、善本，刘承幹必不惜重金，将其刊刻。如《南山堂自订诗》十卷，刘承幹从作者裔孙处得其家藏本时只有前五卷，而后他四处搜寻，处处留意，不惜花费重金，终获卷六至卷十；从刻书外观上来看，刘承幹经手的刻书，雕版材质多以上好的红梨木为主，刻书用纸考究，文字多由名家校版。代表作如《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以及《景宋四史》，刻法精湛雅致，纸张绵薄坚韧，文字隽秀清晰，堪称艺术佳品。在精心校印的同时，刘承幹还注重这些“珍本”的流通，往往将其作为赠品馈于学者贤达，甚至任人抄写，不图分毫回报，一度被鲁迅称为“傻公子”[11]。但刘承幹的这种行为却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无数学者自愿提供自己收藏的珍贵底本给嘉业堂以供刊印，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珍贵文物和民族文化遗产都起到了保护作用。

4.4 馈为国有(1932-1951)

1932年之后，受国内战乱和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刘家赖以发家的湖丝生意一蹶不振，刘承幹的经济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开源节流，不得不出售大量的善本变为家用，刻本流通的善举也逐渐消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一代很快沦陷，家道中落的刘承幹为了保住藏书与日本人展开周旋，将珍贵的善本偷偷运往上海寓所，避免了被侵略者掳去的厄运[12]。抗日战争结束后，嘉业堂藏书中曾经引以为傲的宋元善本所剩无几，但依然保留了大量的明代刊本和珍稀的雕版片。新中国成立后，刘承幹于1951年将嘉业堂捐赠给国家，历经风雨的藏书楼获得了新生。虽然嘉业堂命途多舛，但刘承幹半生30多年的藏书活动以其空前的藏书质量和嘉业堂先进完备的管理制度为日后国内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贡献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

5 刘承幹的藏书特色

纵观刘君之藏书生涯，起于清末国家危亡之际，跨越民国与共和国数十度春秋，前后经历半个甲子的风云变幻——多少风流人物在这段历史中峥嵘头角、竞相斗艳，但提及藏书，后世多首推“傻公子”刘承幹，何邪？唯其藏书特色独步时代耳！

5.1 “藏以致用”，推行制度创新

旧时藏书家，多以个人私藏“珍稀”为美，将藏品中的珍本、孤本视为传家之宝，重“藏”轻“用”：如与嘉业堂齐名的天一阁，大多藏书起初也只对家族内部男丁开放，女眷不得擅入，更遑论外人了。刘承幹则不然，其藏书旨在公世，而非守藏。嘉业堂辉煌时期藏书量有1.3万种，22万册，将近60万卷藏书，荟萃了多地藏书家的精华，是当时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私人藏书中心。刘承幹早年受二十世纪初新风尚的影响，讲求“藏以致用”，推行制度创新。在嘉业堂里除去严密的藏书部门外，还设置了供管理人员起居和工作的场所，设置有专门的编目岗位和校雠岗位，每月发给薪水，完全引进了近代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办法；除此之外，嘉业堂也对外开放，注重书籍流通，只需名人或熟人介绍，便可获得借书权限，各种珍本均可翻印。如当时被列为禁书的《罪惟录》，该书自明末成书以来，即“复壁深藏，秘不示人，冀以免祸”，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承幹四处重金求访，才使此书“始见于世，藏于吴兴刘氏嘉业堂”，可谓孤本。1931年，张宗祥向刘君借得原稿，誊录一年有余，加以悉心校补，重新厘定为一百零二卷，1936年，张元济将其抄本收入《四部丛刻三编》中，由商务印刷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一前明遗著方能重见天日[13]。在《四部丛刻》中，来自刘承幹的藏书还有宋刻二种，元刻一种，明刻五种，其中更是不乏价值连城的“海内孤本”[14]，刘君之“傻”，可见一斑。

刘承幹一生秉持的这种“藏以致用”的思想，打破了旧式藏书家“聚藏为己”的传统格局，引领了近代中国藏书“私藏公用”的新潮流，使得更多的珍本、孤本文献得以被抢救甚至流通于世，嘉业堂作为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在图书馆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5.2 “包罗万象”，重塑理论框架

嘉业堂藏书大都来自刘承幹的重金收购与精心刊印，就其种类而言，在民国藏书史上当得起“包罗万象”四个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江南藏书家大都迁居沪上，为了避免自己手中的文献毁于战火，大部分人都选择低价抛售。刘承幹抓住这个契机，花费30万元巨资收购各类书籍，计有宋本、元本二百种，明本二千种，清本五千种，方志一千二百种，抄本二千种，其他一千到二千种[15]，总计一万三千多种。宋元精椠是嘉业堂藏书的一大特色，其中宋椠79种，元刻84种，如宋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均为国粹精品，被刘承幹视为“镇库之宝”[16]。明清两代稿本、抄本中也不乏精品，其中稿本以清《四库全书提要》原稿150册、明孤本《永乐大典》42册为代表；抄本中的《清实录》《清国史》也尤为珍贵[17]。

在完成了早期的藏书积累后，刘承幹开始转向刊印，他精通版本目录学，与当时的学界大家如缪荃孙、叶昌炽、王国维等皆交好，藏书楼中更是人才济济，如陶子麟、绕星舫等刻书名家也多为其效力。刘承幹不惜工本，斥资20余万元先后刊刻了《嘉业堂丛书》五十六种、《求书斋》丛书三十种、《吴兴丛书》六十四种、《希古楼金石丛书》五种、《留馀草堂丛书》等丛书以及《景宋四史》《八琼室金石补正》《旧五代史注》等单行本精品[18]。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刘承幹在此基础上，整合出了一部《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堪称嘉业堂藏书的“目录”与“总索引”；并将刘向的《七略》同西方的“杜威十进制”结合起来，将藏书分为十大类，并以阿拉伯数字作为标记，便于记忆与检索方便[19]；刘承幹还将西文图书的中文译本同西文原本放在一起，将相近的学科归入一类，独创中外文图书分类法[20]。刘承幹将传统的分类法与西方引进的新思想结合在一起，对图书分类方法的理论框架进行重塑，对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5.3 “修藏并重”，倾注文化传承

刘承幹酷爱搜集珍本、善本和孤本，但并非单纯以收藏家的态度面对珍稀版本，相较于“藏宝于私”，他更愿意通过修护、刻印，让善本、珍本“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21]。尤其是孤本，因其自身的特点和稀有性，往往极具保存价值，一旦无法得到良好的保养和抢救，往往就意味着一段宝贵文化记忆的湮灭。但刘承幹注重“版本校雠”的特点使得他在收藏中，有足够的底本来对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源进行校正，再通过刻印再版，实际上完成了对许多珍稀文献的抢救。如被奉为“镇库之宝”的《四史》中的《史记》和《三国志》：刘承幹深知“宋椠不易得”，因此不惜精力，斥资四处寻访优秀底本，最终以宋刻蜀大字本摹写刻印《史记》，打造出“完美”版本；同时对重金求得的各种《三国志》版本加以比对，在海内外三种版本中再三确认，挑选出“元椠祖本”才赴梓开印[22]。这种古书修复与版本校订思想，直到今天，也是我国古籍修复工作者奉行的工作主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承幹曾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刊刻清代禁书如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安龙逸史》，李清的《三垣笔记》，蔡渔的《闲渔闲闲录》[23]等，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舍身抢救”，其胆魄实为人所钦佩。刘君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一位儒者在时代浪潮中对于传统的执着守望，更是一代士子珍视民族文化精神的伟大传承。

6 结语

刘承幹虽生于豪族，但秉性仁厚，幼承家学，一生嗜书。从1910年“立志聚书”起，到1925年嘉业堂成立，再到1932年刻书传世，其前半生，正处在时代的大变革中，频繁的战乱带给了人民无尽的痛苦，为了救亡图存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传统文化在各色运动的冲击中几欲被弃置入历史的故纸堆中。刘承幹依靠继承祖辈的财富，并没有肆意挥霍，声色犬马，却反而用一个传统文人的自我素养投身到抢救民族文化的活动中去，以一人之力，几乎搜罗了当时江南地区古籍藏书的半数。嘉业堂的创办虽然沿袭了旧式藏书楼的规格，但却引进了近代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制度，推行了“藏以致用”的先进理念，极大的推动了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孤本、善本的校雠再版，也在一定程度上抢救了不少珍稀文献，为我国近代古籍的修复和保存工作提供了范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刘氏家族因为早年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失去往日的商业影响力，家族财力日益衰微，不得不忍痛出售一些珍贵书籍以为家用。但刘承幹依然在战争中同侵略者周旋，拯救了大批古籍。建国后，刘承幹将藏书悉数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嘉业堂作为私家藏书楼的代表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像是那个时代的缩影，逐渐模糊，渐行渐远。但南浔刘氏家庙旁的这栋小楼，将永远屹立在这里，铭刻着刘承幹为民族立下的功勋。（庆捷）

[1]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大象出版社，2001：89-90

[2]梁全水.刘承幹和嘉业堂藏书楼[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7(1)：74-76

[3]章可虎.刘承幹及其藏书梦[J].图书与情报，2010(6)：149-151

[4]陈登.古今典籍聚散考[M].上海书店，1983：177-178

[5]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32-134

[6]张凤岗.刘承幹对我国图书馆发展的贡献[J].兰台世界，2013(7)：61-62

[7]王若.关于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的下落[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2(6)：48-50

[8][9][10]缪荃孙,董康,吴昌绶.嘉业堂藏书志[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76-77,82-83

[11]张翔,吴萍莉.鲁迅与刘氏嘉业堂[J].鲁迅研究月刊，2000(3)：28-32

[12]李勇明.民国藏书冠军——“傻公子”刘承幹[J].炎黄纵横，2010(1)：42-43

[13]李性忠.张元济与嘉业堂主人刘承幹[J].图书馆杂志，2002(10):69-72

[14]潘鹤龄.刘承幹和嘉业堂藏书楼[J].民国档案，1988(12)：12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