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中美关系正迎来一个微妙的转折点。美国对华政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出现调整，尤其是对华鹰派的态度，似乎从单纯的对抗转向更复杂的审视。这种变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中美在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的最新动态。
2025年，中美关系正迎来一个微妙的转折点。美国对华政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出现调整，尤其是对华鹰派的态度，似乎从单纯的对抗转向更复杂的审视。这种变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中美在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的最新动态。
2025年初，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其“美国优先”政策卷土重来。与第一任期类似，他迅速调整外交和经济战略，试图在全球竞争中重新定位美国。
在印太地区，美国通过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合作，巩固其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存在。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核心盟友，凭借地理优势和经济实力，成为这一战略的关键支柱。
在此背景下，美国驻日大使的角色尤为重要。2021年12月，伊曼纽尔被任命为驻日大使，在三年任期内，他推动日本增加国防开支、采购美国武器，并参与多边军事合作。据《纽约时报》2024年12月报道，日本过去三年国防预算翻倍，达到GDP的2%，并采购了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向美国出售日本制造的“爱国者”导弹。这些变化标志着日本在战后和平宪法下的重大政策转向。
但伊曼纽尔在2025年1月14日卸任前发表了令人意外的言论。他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军工复合体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能超过中国。这一观点挑战了鹰派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的传统立场，也为中美关系的讨论注入新视角。与此同时，新任大使格拉斯上任，他以对华强硬著称，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
2025年5月12日，中美达成一项重要贸易协议，双方同意将相互关税降至10%，并暂停部分非关税壁垒。根据白宫声明，此协议由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协商达成，承诺在90天内落实。这一协议为自2018年贸易战以来的紧张关系带来缓和，但并未改变双方在军事和科技领域的战略对立。
伊曼纽尔卸任前的言论并非随意抛出，而是基于美国军工体系的深层问题。他指出，美国军工企业在赚取巨额利润后，优先考虑股票回购而非技术研发，导致武器交付延迟，削弱了军事准备和盟友信任。具体数据支持了他的批评。
据彭博社报道，2023年，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在股票回购上花费189亿美元，而在资本支出上仅投入41亿美元。这种资金分配导致多个关键项目延误。
台湾从美国购买的武器订单中，截至2024年11月仍有219.5亿美元的装备未交付，包括F-16战机和防空系统。美国海军计划每年建造两艘核动力攻击潜艇，但造船厂产能仅能满足一艘。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2024年曾公开批评军工企业将资金用于回购而非提升生产能力。
此外，F-35战斗机项目也暴露问题。由于软件故障、供应链瓶颈和生产效率低下，交付一再推迟，2024年系统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影响作战能力。
相比冷战时期，美国军工企业如今与国会和五角大楼形成利益共同体，依靠持续订单和低风险项目获利，缺乏开发下一代武器的动力。伊曼纽尔表示，这种短视行为不仅影响美国自身，也损害盟友体系稳定。日本作为美国武器的主要买家，2024年获批采购1200枚RTX空对空导弹，但部分订单因生产瓶颈延迟。他多次为军工企业的失误“擦屁股”，凸显问题严重性。
与美国军工困境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快速进步。根据美国国防部2024年12月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国截至2024年中拥有超600枚核弹头，较2023年增加约100枚，计划到2030年增至1000枚以上。
中国还拥有约400枚洲际弹道导弹，覆盖美国本土。高超音速导弹方面，东风-27射程达5000至8000公里，具备规避传统防空系统的能力。
航空领域，中国正在研发第六代战机，整合人工智能、隐身技术和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2024年，中国成功试飞两款第六代战机原型机，并推进新型预警机和轰-20隐身轰炸机的研发。
美国“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NGAD）则进展缓慢，仍处于概念设计阶段。中国海军已成全球最大，拥有超370艘舰艇和潜艇，预计2025年增至395艘，2030年达435艘，包括新型航母和两栖攻击舰。
两国军工体系的差异是关键。中国军工由国家主导，研发和生产集中，能快速响应战略需求。2023年测试的东风-31AG洲际弹道导弹和多次军事演习展示的联合火力打击能力，凸显其效率。美国军工的商业化运作则更注重短期利润，伊曼纽尔警告，这可能导致美国在未来竞争中持续落后。
2025年4月8日，格拉斯经参议院确认成为新任驻日大使。他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驻葡萄牙大使时，以对华强硬著称，曾警告葡萄牙不得与华为合作5G建设，并威胁影响美葡防务合作。2025年3月参议院听证会上，他表示日本是美国在印太最重要的盟友，双方应联合生产导弹和防务装备“对抗中国挑战”，并提出日本应增加国防开支和美军驻日费用。
格拉斯4月18日抵达东京时重申，美日需在“艰难的邻居环境”中联合应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表明他将继续推动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更强硬。
但中日关系近年来有所改善，2023年两国领导人会晤推动高层对话，但东海争端和历史问题仍存。格拉斯的立场可能使日本在中美间面临更大压力。
日本首席发言人林芳正表示，将与格拉斯合作强化美日联盟，但也强调维护日本自主立场，暗示将在对华关系中保留灵活性。
2025年5月12日的贸易协议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双方暂停24%的额外关税，保留10%的基础关税，并移除部分非关税壁垒，如中国对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协议还涉及合作打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走私，显示双方在非经济领域有一定意愿。
2025年6月11日，《纽约时报》指出，此协议未根本改变战略竞争格局，中国未完全履行2020年第一阶段协议，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未显著缩小。
为应对军工问题，美国政府2025年采取改革措施。4月9日，特朗普签署三项行政命令，加速国防采购、改善盟友国防销售并振兴海事产业。
其中，“现代化国防采购和刺激国防工业创新”命令要求国防部长在60天内提交改革计划，优先采用商业解决方案。4月23日，国防部长皮特·赫格斯宣布审查所有72个活跃国防采购项目，以确保与战略需求一致并提高交付效率。尽管如此，军工复合体的深层问题短期难解。
中美关系的反转并非简单的缓和或对抗升级，而是美国对华鹰派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崛起与自身不足并存的现实。伊曼纽尔的警告揭示了军工复合体的内部危机，中国的军事进步则加剧了竞争压力。
格拉斯的上任和贸易协议反映了美国政策的延续与调整。未来几年，军工改革和军事技术竞争将决定双边关系的走向。
来源：大事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