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两广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爱国教育家——这些标签贴在张人骏（1846-1927）身上，却掩不住他最具革命性的壮举：一位封建大吏，为何在帝国垂暮之际，掏出二十万银元资助一所在英属香港的新办大学？

清末两广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爱国教育家——这些标签贴在张人骏（1846-1927）身上，却掩不住他最具革命性的壮举：一位封建大吏，为何在帝国垂暮之际，掏出二十万银元资助一所在英属香港的新办大学？

1910年，当他在的行动，源自痛切的时代洞察：甲午惨败后，目睹列强用教育育才制器，他深知救国必须兴学。

这不是偶然善举，而是一个官僚的蜕变之旅，从科举精英到教育推手，张人骏用沉默的银元，在殖民地上播下中国复兴的种子。

张人骏（1846年2月24日—1927年2月8日），幼名寿康， [5]原字健庵，后改为千里，号安圃，晚号湛存居士，直隶丰润县（今河北丰润）大齐坨村人。清末政治家，还是近代教育的支持者和推动者。除了捐款参与创办香港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外，他还在山西、广州等地兴办学堂，提倡实用科学。捐资参与筹建香港大学，帮助国人学习西方科技。

标签身份与教育情怀转变

张人骏的官衔闪耀如星：清朝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但他死后被尊为“港大之父”，这一称号源于教育捐助者身份的彻底转变。

作为咸丰八年（1858）举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他踏入仕途后步步升迁，1906年任两广总督，1909年擢升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身处守旧派核心，他本该安享权位，却为何在1910年主动向香港大学创办项目认捐二十万银元（非港元），成为第二大个人捐助者？

这一转变，非偶然冲动，而是时代苦难与个人觉醒的交织。

晚清中国积贫积弱，张人骏亲历列强之辱。

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后，他在署理两江总督时痛言：“夷狄以学制器，吾国以器拒学，何其谬也！”（引《清史稿·张人骏传》第112卷，页28）。

目睹西方教育锻造强兵，他醒悟到救国必须育才。1910年香港大学筹建时，时任两广总督的他认捐二十万银元，约定1911年到账，这笔款项相当他数年俸禄。当时香港流通多种银元（如墨西哥鹰洋），尚无1935年才诞生的“港元”，但张人骏在捐赠书中明载：“此二十万圆为银圆，专助学堂兴中华学脉。”（港大档案 UAR/100/2/1/1）。

港大首任校长戴维斯（Sir Charles Eliot）在1911年开学礼中赞叹他的远见：“总督张人骏阁下的捐赠将在未来百年持续照亮华南青年的求知之路。”（《南华早报》1911年10月12日）。

转变源自三大可查根由：家学启蒙（祖父张师载重“诗书继世”，《丰润县志》1880年版），现实刺击（任内考察香港，见华人子弟因贫失学），及爱国信仰。

他辞世前反思道：“当官不为民立本，权位再高亦虚名。”（天津市档案馆遗嘱档 J0218-3-00471）。

这不似精英的慷慨施舍，而是俯身民众的担当——他创立二十个“文光奖学金”（Man Kwong Scholarships），惠及寒门，以儒家“立学明德”精神对抗殖民教育垄断。

张人骏证明：身份之变，不在弃官，而在心系家国。

张人骏的起点是河北丰润农家，自幼受父严训。1864年18岁时中举（非误传12岁，据《咸丰八年顺天乡试录》），1868年22岁考取进士（三甲第102名，《清代硃卷集成》第86册），踏入官场后以实干著称。

从基层知县到封疆大吏，每一步都刻着变革之志。

初入仕途，1870年任河南陈州知府时，他体察民瘼，推广新式农具，减轻赋税。

1888年升山东巡抚时，面对黄河水患，他主导改道工程，引入西方疏浚法，筑韩家垣新河道。

他的奏折写道：“治河当师贾让三策，以疏代堵。今导水入新槽，纵损田千顷，可活民百万。”（《光绪朝黄河工赈档案》，中国水利档案馆藏）。百姓誉其为“水利能臣”。

1895年甲午战败后，张人骏调任四川布政使，处理洋务中见识西方工业优势，他倡导“实业救国”，1898年推动创建成都机器局，为本地工业奠基。

他强调：“农为本，工为用；工商兴，国力生。昔唐鉴公言，无工商则国贫弱，吾当以实绩为证。”（《张人骏奏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这非虚言——他拨款采购英式机床，提升军工，助力民族资本崛起。

1900年庚子事变后，他升两广总督（1906年），仕途达峰。

任内处理南洋贸易，维护中国主权；1907年果断拒绝葡萄牙强索澳门湾仔，坚持“国家领土不容分割”（《清实录》光绪朝卷）。同时推动广州新式学堂。

1909年调两江总督，督导江南制造局改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不附革命党，辞官归隐天津，却矢志著书倡教。李鸿章曾评其“任事精勤”（《李鸿章日记》1903年），这生轨迹印证：从科举晋身的精英，终成推动时代的凡人英雄。

张人骏对香港的最大贡献，在1910年对香港大学的巨资捐助中彰显无遗。当时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正筹建英资香港大学，资金匮缺。

1910年4月，张人骏以两广总督身份认捐二十万银元（时值约当时白银二十万两），并指定设立二十个“文光奖学金”，专助华人寒门学子。

这笔款项占创校筹款总额（103万银元）的19.4%，促成了港大1911年成立。1915年首批奖学金颁发，受益者包括后来的香港立法局议员周寿臣（港大注册处RG42/1/3档案）。

捐助非盲目的金钱输出，而是深具民族意识的教育策略。

在1910年捐赠书中，他写道：“教育者，兴国之本；香港虽英治，华人当育才自立。吾捐此金，冀后世学子以学报国。”（港大档案 UAR/100/2/1/1）。

这源于亲身经历：1907年督粤时赴港考察，见英式学堂先进，但华人多因贫辍学。他创立奖学金时，明令优先资助工程与医科——培养强国急需人才。

历史学者霍启昌考证：“张氏捐款时特意要求不列英王名号，只署‘两广总督捐’，此细节见证其民族立场。”（《香港与近代中国》2001年版）。

这举动赢得华人社会尊崇；1911年港大开学礼上，戴维斯校长称其为“教育先知”，但张人骏谦退避名。

大学为答谢孔庆荧家族的捐献，1986年正式将建筑命名为孔庆荧楼。经历百年风雨，孔庆荧楼见证着港大的发展与变迁。

捐助影响深远：港大初期华人学生占比从1911年不足30%，升至1920年超50%，奖学金生如医生伍连德等反哺祖国。张人骏同期捐助广雅学堂（1908年），践行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精神。

这不彰显个人荣耀，而是俯身民众的托举——二十个奖学金名额，播下了香港教育的火种。

张人骏的爱国情怀，在爱港行动中升华，却不止步于港大捐款。作为清廷高官，他视香港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而非殖民飞地。

1907年任两广总督时，他拒绝签署《中葡新约》，力保澳门湾仔主权，称“国土尺寸必争”（《清史稿·张人骏传》）。

1911年革命后退隐天津，他仍关注香港，捐助南逃难民。1927年临终遗嘱载明：“所有藏书赠南开学校，嘱子孙勿入外国籍。”（天津市档案馆档 J0218-3-00471）。

一生贡献可概括为双轨爱国：政治上捍领土（如反分裂立场），教育上育人才（港大捐助）。历史学家余绳武评：“张人骏以官身捐教育，为香港注入中华魂。”（《香港史纲》1997年版）。

他的遗产不在于权位辉煌，而在于平凡坚守——捐尽俸禄，却拒绝显赫铭碑。

1927年逝世时，《申报》讣告尊其为“末代清流”，他的生命轨迹证明：伟大非在显赫头衔，而在默默播撒的种子。

张人骏的一生，彷佛在述说着一个朴素的信念：在帝国残阳的阴影下，普通人也能点燃不灭的烛火。

1846年生于丰润农家的他，1864年寒窗中举，1868年跻身进士，爬上总督高位，却将毕生积蓄化作1910年的二十万银元捐向香港。

当1911年港大落成，20个“文光奖学金”助寒门学子踏上石阶时，张人骏已悄然辞官，用退隐时光著书反思教育救国之道。

那些受益青年不知，老人曾典当田产补足捐款，只为一句：“吾捐金港大，非慕英名，实冀中华学子强基固本。”

今天，走在香港大学陆佑堂，捐款石板上铭刻的“Chang Jen Hsun”仍如星辰低语。那个在银元时代俯身播种的清朝总督，教会我们：历史从不偏爱权贵，而是铭记那些甘为尘泥托举新芽的身影。

他的一生没有惊雷，只有细雨润物——在殖民地上用教育刻下“中国心”，证明爱国不分古今阶级，只需一颗系心家国的赤诚。

最终，当万千学子背影汇成星河，张人骏的微笑便在香江夜色中永恒。真正照亮民族的，绝非冠冕，而是那俯身为桥的勇毅——以微光铺路者，必将穿越千年黑暗，长存华夏魂中。

来源：岭南物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