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傅山

摘要：其实，我最初知道傅山这个人，是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开始的，虽然，书中的傅青主（傅山）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是作为无极剑的大宗师、神医国手的角色设定还是让傅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武功高绝、医术惊人的傅青主，年少的我，曾一度心神向往。

接上篇，我们接着说清初的书法。

这一篇，我们学习傅山与遗民书家一节，因为傅山对于清初书法比较重要且有其代表性，因此，本篇只说傅山一位书家。

清初书法中傅山与遗民书家的位置

其实，我最初知道傅山这个人，是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开始的，虽然，书中的傅青主（傅山）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是作为无极剑的大宗师、神医国手的角色设定还是让傅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武功高绝、医术惊人的傅青主，年少的我，曾一度心神向往。

小说毕竟是小说，现实中的傅山当然不是武林高手，他只是一位普通的汉族士大夫。在满族进入中原并征服汉族建立起清朝统治的过程中，大多数汉族士大夫面对明朝覆灭、清朝取而代之这一残酷的现实，或出于自身的需要，或出于无奈的选择，采取了改换门庭、投靠新主的做法。但是也有少部分民族感情强烈的汉族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力图恢复朱明王朝。即使是在清朝政权稳固下来，反清复明已毫无可能的形势下，他们依然对新朝廷采取拒不合作的态度，隐居不仕，甘为遗民。

这些遗民在反清复明无望之后，只能把精力投人到学术研究、诗文著述和书法绘画等文化艺术领域中。通过保持和发扬文化传统来维持汉民族的自尊和优越感。

由于他们在心理上普遍对现实感到失望和保持距离，因此他们在从事自己所沉醉于其中的文化艺术活动时，能够集中全部才智，而且不必考虑世俗审美趣味的摆布和统治者文化需要的干扰。正因为如此，清初的遗民群体中产生了一批特立独行、个性强烈的艺术家。这些遗民艺术家以其峭拔孤傲的人格力量和瑰丽奇异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傅山正是是遗民书家中的杰出代表。

傅山（1607-1684，这个生卒年，就是说他有40年的人生是在清统治下度过的）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别号甚多，常见者有公之它、石道人、啬庐、丹崖翁、青羊庵主、侨山、侨黄、松侨、真山、朱衣道人、闻道下士、观化翁、西北老人等，阳曲（今山西太原）人。

傅山像

傅山的祖父中过进士，做过官。父亲也是个贡生，以教书为业。傅山本人虽然自幼聪颖过人，博闻强识，但在明朝却未考取任何功名。傅山为人耿介，青年时曾为营救身陷冤案的友人而三上讼书，伏阙陈情，人称义士。

明亡后，傅山先是因卷入秘密反清活动被捕人狱，经友人多方营救和朝中官员龚鼎孳等人为之谋划开脱才得以生还。出狱后的傅山，退隐山林，潜心学术研究和书画创作，二十年不见生客。康熙十八年（1679），清朝开博学鸿词科，诏令内外官员举荐各地有才学硕望者进京赴考，授予官职，是为清政府拉拢安抚汉族文人的一项重要举措。傅山也被当地官员举荐，但他借口病重，坚辞不赴。有司无奈，只好用抬床把七十三岁的傅山硬抬往北京。行至北京近郊，因傅山坚决不入城，只好作罢。此后，傅山回到山西埋首著述，一直到七十八岁去世。

傅山是清初著名的学者，尤其对先秦诸子中的《公孙龙子》《墨子》等书研究很深，多有阐发。他在太原附近隐居时，名声已传播甚广，许多当时的著名学者如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潘耒、李因笃等人都曾慕名来访。这些学者聚集在山西境内，在当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而傅山正是这一学术圈内的主要人物之一。与这些著名学者之间的切磋交流，对傅山的学术思想和艺术主张，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外，傅山还精通医术，尤其擅长妇科。

说回书法。

当然了，傅山一生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是他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

傅山自幼学书，先从晋唐楷书入手。他在晚年回忆道：

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黃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座》，颇欲似之。又进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

显然，在傅山这时，由楷书入手的学书道路也是儿童启蒙时期的通常方法。这固然是科举考试重视小楷的风气使然，同时也与傅山之父以教书为业有关。但有意思的是，傅山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是一个谨守成法、亦步亦趋的人，所以临摹古帖多不能似。纵然到了晚年，其楷书虽略近颜真卿，也只是存其大概精神，绝不在细节处描摹移形。在行草书方面，傅山同那个时代的多数书家一样，对《淳化阁帖》之类的刻帖下过临摹功夫，然而最终还是以抒发个人性情的表现风格为归宿。

与同一时期的王铎一样，傅山的书法实践也是以狂放的草书为最高成就。

傅山秉性刚烈倔强，以气节著称。他虽然年轻时学过赵孟頫的字，而且一学就像，但从心底里鄙视其为人。然而对于同样身为“贰臣”的王铎，却未加斥骂，而且在教育子孙写字时还用王铎作为成功的榜样举出。这对于傅山的性格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如果再联系傅山的草书风格来看，使人感到傅山极有可能是学过王铎的，至少受到王铎书风很深的影响。

但傅山毕竟与王铎不同，思想上、经历上的差别决定了艺术上的差异，尽管从整体风格上看，傅山与王铎一样同属晚明变革书风。在王铎的作品中，传统法度的烙印相当深刻，虽然用笔盘旋跳宕，气势纵横飞舞，然而似乎从未逸出法度之外，从心所欲不逾规矩。正如前人所评：“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傅山在学习传统技法方面所达到的深度显然远远不及王铎，或许是他的个性使得他不会有兴趣耐心对某一家或某种风格笔法作细致入微、穷极其妙的临习和探究。

可以说，傅山只是在熟悉了书法的初步技法规则后，便放弃了对传统技法和前人经验的依赖，转为完全出以“已意”的自由创造。从书法创作和作品欣赏的技术角度来看，傅山对传统技法和审美规范的理解、把握乃至发挥，远不如王铎甚至法若真、戴明说等人那样纯粹和细致，但他以强烈的人格感染力和横扫千军、惟我独尊的汹涌气势，掩盖了自己在技法上的单调和不足。在这一点上，傅山与明代的徐渭颇为相似。

傅山《自作诗轴》

作为遗民的傅山，不论为人处世，还是研究学问、创作书画，时时处处都表现出孤傲不群的性格。

特别是在以寄托胸怀、抒发意气为功能的书法方面，更是把表现自己的人格形象和特征作为主要目的。傅山本是一个清高倔强之人，入清以后，遗民的身份更为他带来极高的名声和世人的尊敬。处在这样的氛围里，就使他更加重视和突出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人格形象。一旦这种人格形象的表现需求发展到极端，便超过书法艺术本身的价值，使书法变成了作者人格形象的表露形式。因此，傅山对书法的理解首先建立在人格的完善之上。

他教儿孙写字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他评论前代书家，肯定颜真卿是因崇尚颜真卿的气节，否定赵孟頫也是出于对其人格的鄙视。其书法实践和追求更是建立在这种人格至上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在做人处世方面，傅山最讨厌“奴气”，言谈话语之间，时时处处加以抨击。他认为：“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反映在书法上亦然：

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

并进而宣称：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

这就是傅山重要的“四宁四毋”书法审美理论。

因此，傅山的书法秉承了晚明以来摆脱技法规则束缚、注重个性宣泄的特征，并把这种追求发展到极致。他的楷书得力于颜真卿，但只是吸取了颜体楷书博大庄严、神凝气重的精神风貌，用笔、结体细节则一任已意发挥，全无描头画脚的拘谨和工整平稳的造作之态。行书则潇酒自然，从容不迫，于不经意中见其真趣。至于草书，更是恣意挥酒，气势澎湃，从点画形态到章法布局，都不受任何成法制约，大笔浓墨，纵横牵绕。在迅疾飞舞的线条中，处处表现出随机应变的创造欲望和颠狂不羁的人格力量。

此外，傅山对篆书和隶书也有涉猎，只是因为时代条件的限制，并未达到很高成就。且受当时普遍水平和风气的影响，再加上他自己的尚奇好古思想，因而其篆、隶书法往往怪字连篇，不明来历，风格亦失之狂野和怪诞。

傅山《各体书册》行书

傅山《各体书册》隶书

傅山《各体书册》小楷

傅山《各体书册》行草

傅山在清初名气很大，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清政府的不合作态度和与当时一批著名文人学者的交往。特别是后者，对其书法实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与傅山交往的朋友中，曹溶、戴廷栻、顾炎武、潘耒、间若璩、朱彝尊、李因笃、王弘撰等都是当时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曹溶、戴廷栻是清初知名的金石书画收藏家。这二人虽然在书法和学术上并无突出成就，但他们丰富的收藏和与各地艺术家、学者的密切交往为傅山提供了交流和研究的便利条件。

曹溶在京城时，与龚鼎孳、孙承泽、吴伟业等来往密切，并曾与龚鼎孳一道傅山因卷人反清活动人狱开脱解救。曹溶到山西为官后，其同乡学者朱彝尊也作为他的幕僚来到山西。朱彝尊与顾炎武、阎若璩等均对金石碑版有浓厚兴趣，而且他们的治学方法也同属于严谨的考据学派。与傅山关系最密切的阎若璩，在其著作中记述了他与傅山一起讨论金石文字之学的情况：

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讹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其事。

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余语，穷日继夜，不少衰止。

朱葬尊和曹溶也曾同傅山在一起审定金石碑版，交流考证心得，相互题跋品鉴。傅山在与这些学者交往的过程中，自然会受到其严谨学风的影响。

比如傅山早期喜作篆、隶书法，而且经常使用一些来历不明、不合“六书”的异体字，有时甚至对字形结构妄改杜撰。到晚年这种情况基本消失，大概与清初学者中盛行的考证辨伪之风不无关系。

由于傅山的学问气节为当时所重，其作品也流传很多。除墨迹外尚有《段帖》《尊颉堂帖》《贺帖》《元仲帖》《啬卢帖》《百泉帖》等，都是后人收集傅山书迹摹刻而成的。世人对其书法的评价，也有一个转变过程。

大致在清初对其隶书评价较高，如王士禛虽与傅山没有交往，但在记述傅山时却说他“工分隶及金石篆刻”，很有可能就是来自社会传闻对傅山的认识。清人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说：“世争重其（傅山）分隶，然行草生气郁勃，更为殊观。”大概在清初，晚明风格的行草书司空见惯，而写隶书的人很少，所以能引起世人重视。到清代后期，碑学兴起后，篆、隶书法成就斐然，世人眼光也提高了很多，故近人马宗霍在评论傅山书法时说：“青主隶书，论者谓怪过而近于俗。然草书则宕逸浑脱，可与石斋、觉斯伯仲。”这应当说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