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历史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现任塞勒姆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拉丁美洲、拉美裔与加勒比研究中心主任。她曾任教于缅因州贝茨学院，并担任哈佛大学研究员，专攻加勒比及拉丁美洲历史研究。

作者｜阿维瓦·乔姆斯基（Aviva Chomsky）

美国历史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现任塞勒姆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拉丁美洲、拉美裔与加勒比研究中心主任。她曾任教于缅因州贝茨学院，并担任哈佛大学研究员，专攻加勒比及拉丁美洲历史研究。

来自中美洲的移民承载着数个世纪的历史遗产，其中大部分已被遗忘或湮没。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原住民的身份在国族建构中及被镇压之后受到抑制，活动家和革命事业被镇压，屠杀和暴力的证据被掩埋。美国一直以来都在竭力抹去自己在中美洲制造危机的角色。虽然历史记忆的工作正在努力复原历史，但许多中美洲人希望的只是生存下来，或是逃离这片土地。在美国，中美洲人重塑了身份认同以适应新环境。大多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即使是那些谴责虐待移民的人，也仍然对移民所承载的历史漠然视之。

[美] 阿维瓦·乔姆斯基 著

田亦心 杨承润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记忆是什么？不同学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对于心理学家而言，记忆可能是个体的，是个体构建自我和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但记忆亦是属于集体的，不同社会和文明通过口述传统、宗教、书面记录、共同的纪念和叙事来保存与创造记忆。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理解自身过去的方式会渗透到其文化中，并影响他们在当下的所思所为。

所有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构建出来的。作为个体或群体的成员，我们会赋予某些记忆相对优先的地位，我们从记忆碎片中提取出连贯而有意义的故事，来理解我们的过去和现在。

遗忘是记忆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通过强调或回忆起某些细节、事件和某一种理解，我们得以抹去并遗忘其余的部分。我们之所以会遗忘，是因为个体和集体的历史中充斥着大量细节，如果不将这些细节整合成连贯的叙事，它们就会化作一团混沌的迷雾。但当我们依赖某一种叙事时，又很可能淡化了其他的叙事。

历史学家对记忆有着深刻的思考，我们通过书写历史来创造记忆。在阅读特定时期的一手资料时，我们明白，即使是原始文件或第一手记述，也只能向我们展示故事的一种版本——通常是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的视角。精英们有读写能力，掌控了相关资源，能够保存和记录他们自己意识中的过去。我们试图重新阅读这些资料，反其道而行之，以找寻其中隐藏着的那些呼声的相关线索。

当聆听个人谈论过去时，我们同样清楚，他们的记忆也是有选择性的，并且通常受到所描述之事后续的余波的影响。即使是两个目睹或参与同一事件的人，对该事件的回忆也可能大相径庭。

关于历史记忆的斗争可能充斥着很强的政治色彩。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总是喜欢为自己的胜利辩护，庆祝自己的伟大，抨击被征服者的罪行。他们还可能会剥夺那些被征服者的语言和文化，试图封锁被征服者的记忆。

许多美国人都意识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存在冲突之处。有时候，我们很难简单地区分谁是胜者、谁是败者，关于谁掌控历史叙事的争论仍在继续。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但两国如今都是繁荣富裕的国家。两国战时政权的一些领导人受到了惩罚，但也有人得以逃脱，还有的甚至继续掌握政治和经济大权。东欧的犹太人口虽不是战争中失败的一方，但他们却遭受了灭顶之灾。那么，谁是胜利的一方，谁是失败的一方？谁拥有讲述这个故事的话语权？

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大屠杀被官方谴责，对犹太幸存者的道歉之辞和赔偿事宜仍在继续。在欧洲部分地区，否认大屠杀，作为一种遗忘，是一项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行。相比之下，遭受过日本侵略暴行的幸存者们，却仍在努力让世人承认他们的苦难。韩国人和中国人就曾抗议日本民族主义者否认战时侵略的行径，或从教科书中删除相关内容的做法。

再比如，越南战争中，美国输掉了战争，承受后果的却是越南：数百万越南人死于非命，他们的家园也在战火中熊熊燃烧。一个国家内部人民的经历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一些越南人与美国人并肩作战，另一些则与之在战场上搏杀。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官方叙事都可能与不同人群和团体的公开记忆或被埋葬的记忆截然不同。

在中美洲，遗忘是层层叠加的。西班牙征服者屠杀和奴役土著人民，查禁土著宗教，诋毁土著文化和语言。19世纪初的独立浪潮过后，崇尚欧洲风气的拉美精英们努力构建了一种民族叙事，从而将自身的特权合理化，同时，他们还创建了一种进步观，以与其所享受的特权相辅相成。有些人将独立后的这个世纪称为“第二次征服”，因为以咖啡和香蕉为基础的新出口经济迫使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成为种植园的劳动力。

到了19世纪末，中美洲的经济与美国的投资紧密交织，而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干预也随之来临。反抗和起义频繁发生，但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到了20世纪20年代，抗议运动围绕着政治性的目标集中展开。在尼加拉瓜，奥古斯托·C.桑地诺（Augusto C. Sandino）领导了一场农民起义，试图将美国占领者驱逐出家园；在萨尔瓦多，共产主义领袖法拉本多·马蒂（Farabundo Martí）组织起了城市工人运动，咖啡产区的土著农民则拿起武器，以重新夺回他们的土地和村庄；1944—1954年，危地马拉的革命政府试图改革本国的土地制度和劳动制度。所有的这些起义都遭到了激烈的镇压，随着镇压的铁靴而来的，是对历史的改写和遗忘。

遗忘可以是一种压迫和抑制发声的方式，但沉默同样可以被用于防卫和抵抗。危地马拉的土著活动家里戈韦塔·门楚（Rigoberta Menchu）在她备受赞誉的1983年的“见证文学”（testimonio）中思考了记忆和沉默的含义。她从解释口述历史的含义说起：“这是我的证词。我不是从书上学来，也不是独自学来……我的故事和所有贫困的危地马拉人的故事一样。我的个人经历是整个民族的现实写照。”

然而，在坚持她的故事及证词的重要性的同时，门楚还着重强调了她不想讲述的内容。她认为，在战火和压迫之下，有些记忆最好通过封存来保留。门楚引用了玛雅古籍《波波尔·乌》中的一句话：“学会保护自己——通过保守我们的秘密。”她进一步解释道：“印第安人一直非常谨慎，不对外透露他们社群的细节。印第安人社群不允许（后辈）谈论有关印第安人的事。”父母必须教导孩子“保守我们族人的秘密。这样我们的文化和习俗才能保存下来”。他们讲述土著民族英雄对抗西班牙人的故事，告诫孩子们“不要让任何地主毁掉这一切，也不要让任何富人抹杀我们的习俗。我们的后辈，无论是工人还是仆人，都要尊重并保守我们的秘密”。“我们印第安人总是会隐藏自己的身份，把秘密藏在心中……因为我们知道，为了保护印第安文化，防止它从我们身边被夺走，我们必须将很多事隐藏起来。”

这些秘密成为“土著人”所代表的固有含义。它们构建了印第安人数个世纪以来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传统的一部分，也滋养了20世纪70至80年代的地下团体，激励他们敢于反抗那些驱逐印第安土著社区的混血拉迪诺人（Ladinos）和地主们。当土著社区尽力自卫时，门楚写道：“现在，同志们，没有人能发现我们社区的秘密。我们在这里做什么都是保密的，不能让敌人知道，也不能让其他邻居知道。”“当我们组织起来时，我们就开始使用所有我们一直藏匿的东西。没有人知道我们的陷阱——因为它们一直保持隐蔽；没有人知晓我们的信仰——因为每当牧师来到我们村庄，我们都守口如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以为印第安人是愚昧的，好似他们不会思考，一无所知。但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需要反抗下去。”

本书的论点之一是，历史很重要，而我们如何叙述和铭记历史也很重要。这并非是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所说的那样：“那些无法铭记历史的人注定将重蹈覆辙。”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回忆过去：我们如何讲述关于过去的故事。这些故事塑造了我们对现在的信念以及我们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抹去了自己和中美洲国家历史的重要部分，我们就会相信这些国家本来就是“垃圾国家”（正如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初在推特上所表示的），到处都是“犯罪分子”，“公然无视我们的边境和主权”，“这是对我们国家的入侵”。根据这种描述，美国人反倒成了入侵行为的受害者。这种说法的根源与移民的根源一样深远。要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将挑战这种叙事，强调我们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的历史。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