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常条件下，除了3名空勤人员(驾驶员、副驾驶员和报务员)外，C-47型运输机的有效载荷为5000磅或者28名乘客。但是，这些限制在驼峰航线上经常都会被打破。

C-47型运输机是陆军航空队飞越驼峰的第一种机型，但是它并不适合执行驼峰空运任务。

虽然它的航程对驼峰航线而言已经足够，但是它的货舱较小，有效载荷不大。

美国空军的C-47战机。

除此之外，C-47型运输机在夏季从海拔较高的昆明机场起飞较为困难，尤其是在满负荷的情况下更为困难。

通常条件下，除了3名空勤人员(驾驶员、副驾驶员和报务员)外，C-47型运输机的有效载荷为5000磅或者28名乘客。但是，这些限制在驼峰航线上经常都会被打破。

如此满负荷的重载，必然迫使飞机发动机高速运转，导致机械故障不断，也大大减少了它们的使用寿命。

一架普通的C-47型运输机在没有故障的理想条件下，可以轻易爬高至驼峰航线必需的高度，正常满负荷条件下，它的飞行高度可以保持在23000英尺(轻负荷时超过28000英尺)。

但是，如果飞机一个引擎出现故障，那么即使在空载的情况下也难以保持在15000英尺的高度上。这就是说，为了在飞机失去动力或者第二个引擎也完全瘫痪的情况下保持高于地面山峰的高度，机组人员就不得不随时准备将飞机上搭载的货物扔出舱外(当然搭载的“货物”是人员时除外)，因为在印度的第一座山峰至中国的最后一座山峰之间，仅赫兹堡有一条可供飞机安全降落的跑道。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C-47型运输机没有密封舱，更没有供乘客使用的中央供氧系统。就算有供氧设备，驼峰空运初期也没有制氧设备可用，所以机组人员会尽量低飞，以避免乘客因缺氧而失去知觉。

直到1944年，乘客才有了持续供氧的条件。飞行员们则是依靠附带的氧气瓶将一根连接氧气瓶的软管的管口举到嘴巴前吸氧，或者使用氧气面罩由飞机供氧系统(后来的机型才具备了供氧系统)供氧。

虽然氧气面罩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佩戴起来很不舒服，所以飞行员们经常不愿使用，更何况戴着氧气面罩会使无线电通话变得很困难(当时的无线电通话器通常使用的是一个手持麦克风)或者会妨碍他们抽烟。

天气状况也可能迫使飞行员提高飞行高度，比如在正常海拔高度上飞行时，飞机会出现结冰的现象，提高海拔高度就意味着飞机上的乘客会因缺氧而昏迷，如不能及时将飞机降低到“可呼吸”的高度，乘客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在执行驼峰飞行任务期间，除了充满危险，飞行员们也想家。

由于离家半个世界，他们倍感孤独。也因为工作时间较长，为打发时间，他们常常通过无线电台收听“东京玫瑰”。来自夏威夷科纳凯鲁瓦的驼峰飞行员埃德加·克伦帕克记载道:

“这是不可思议……她说出了我们机组成员的个人姓名，以及我们的任务是什么。这让你焦虑。”

来自蒙大拿州大瀑布的莱恩·雷尼格在接到正式升职命令前，就从“东京玫瑰”听说他升职了。

此外，在印度和中国各地飞行的机组人员也听到了“东京玫瑰”的性感声音，内容则是威胁说所有被抓获的驼峰机组人员都将被击毙。

由于不清楚跑道的尽头有个村庄，这架C-47的驾驶员把飞机尾巴的轮子撞到了屋顶上。

对执飞驼峰空运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来讲，他们在印度的生活不仅不艰苦，甚至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业余时间里，他们进修无线电操作和仪表飞行，或是休息、看书、旅游。有的飞行员可能到大东方饭店去参加有茶点的傍晚舞会或吃晚餐，还有的会到英美俱乐部去消磨时间。

有的也聚集在汀江的宿舍阳台上喝茶、吸烟、开玩笑，并七嘴八舌地聊家乡和飞机，有的可能会拿出一瓶杜松子酒或珍贵的威士忌酒调上几杯鸡尾酒，还有的会玩纸牌游戏或双陆棋游戏。

他们在驼峰轮班的间歇期，会在印度加尔各答休假10天或2周，除了进行必要的飞行练习外，还可享受在加尔各答的都市生活，生活惬意，有人这样描述:

他们乘出租车或人力车穿过混乱的街道到英美俱乐部、东方大饭店和大酒店喝酒，并光顾位于30号剧院路的300俱乐部，这是加尔各答最时尚、最昂贵和种族融合最好的俱乐部……

在300俱乐部，有红十字会和美国劳军联合组织以及美国陆军妇女队举办的舞会，可以和这些机构的女士跳舞。

参加舞会的人男女比例差别大到了滑稽的地步，虽然有爱国倾向的女士们为了提高盟军士气，施舍她们的舞蹈财富以尽绵薄之力，但挥金如土的飞行员们做得异常的好。

飞行员们还能在加尔各答游泳俱乐部的游泳池打发时光，直到出现了小儿麻痹症流行病的恐慌才禁止入内。

中航公司飞行员的住宿条件也不差。在汀江，中航公司飞行员的住所离机场约5英里，是有凉台的平房。一位驾驶员回忆说:

中航公司的房子同该地区所有其他建筑物一样，座落在桩柱上，比雨季泛滥的泥水高得多，但它是一个庞然大物，100英尺宽40英尺深，巨大的门廊遮住了整个正面和另一边。

屋顶搭得很陡，由一英尺厚的茅草层盖住，能躲避太阳的炎热和雨淋。建筑物的主要层包括4间大屋子，其中3间共放了40张单床和双层床。第4间最大，是休息室，在它巨大的壁炉周围聚集了半打舒适的皮椅子和一张很大的长沙发椅。

房间的其他地方放着纸牌桌、写字台、书柜、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和一台留声机。一名叫卜特劳的土著仆人喜爱的唱片是安德鲁姐妹演唱的“沿俄亥俄州南下!”他每天早晨放这张唱片唤醒驾驶员们。

中航公司飞行员皮特·古蒂尔和其他5名飞行员甚至在加尔各答郊区的巴利贡盖县的公园街以南几个街区处合租了平房，房子后面有个小花园被6英尺的墙包围着，在房子的阳台上，可以俯瞰花园和围墙。

至于中航飞行员的伙食，也相当好。在汀江，梅杰小姐管理食堂，食物一般很好，特别是同军方食堂相比。

在加尔各答度假期间，中航飞行员有时到名为费波的意大利餐厅用餐，餐厅内装饰了大理石柱子、高大的天花板、水晶吊灯和镀金镜子，他们可以享用美式牛排。

印度加尔各答，一家手工品店里，一位美军士兵正在店里把玩着手工品。 图片来自网络

与中航公司飞行员相比，参加驼峰空运的美军印中联队机组成员的生活则差得多，尤其是在印度，美军机组成员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等方面普遍较差。

在印度生活期间，高温潮湿的环境使得美军飞行员感到颇不舒适。在汀江，天气湿热难耐，比加尔各答还糟糕。在旱季，即使在阴凉处温度也能飙升到120华氏度。

由于飞机内部的温度太高，只要人接触到飞机驾驶舱里面的任何金属部件，就会起泡。

印度湿热的天气，也容易滋生各种疾病，尤其夏季是疾病高发期，疟疾、腹泻、痢疾和上呼吸道感染频发。

1944年9月，因病不能飞行的人员平均需要1周才能恢复，同2月份相比，康复的时间几乎延长了一倍。

为了解决这个蔓延于整个战区的严重问题，印中空运部开展了大规模的抗疟疾行动，动用装上喷洒装置的B-25型轰炸机在各个基地和营区周边的蚊蝇滋生地喷洒DDT杀虫剂,以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

尽管这些被称为“蚊子杀手”的轰炸机共喷洒了12000加仑杀虫剂，但要控制住夏季季风条件下的蚊子繁殖数量仍然很难。

由于印度天气湿热，卫生条件差，许多机组成员并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美军机组成员恩斯特·比尔·卡特勒回忆道:

我们的餐厅很糟糕，条件很差。我们的食物都用金属盘子盛上来，吃完后，你得把剩下的食物残渣刮进个泔水桶中，这时嗡嗡作响的大苍蝇会涌上来争食。

你得把盘子放入一大桶热水中清洗，然后拿到第二个大桶中漂洗。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到达后的6个月内都感染了痢疾。我的体重由刚来时的135磅掉到了110磅。

具体而言，参加驼峰空运的美军机组成员在印度的住宿条件确实很差。

位于阿萨姆谷地的查巴是主要的驼峰飞行基地，机组成员就住在“舒适”的英式敞篷里面。每顶帐篷里面装有1个40瓦的灯泡，离帐篷100英尺远的地方才有冷水淋浴和8个蹲位的厕所。食堂、整齐的房间和露天电影院都有茅草屋顶。

唐尼到印度查巴基地后，被分配到位于茶叶种植园中间的巴沙。住处是1幢3单位的楼房，有帆布床，上面覆盖着蚊帐。

至于在查巴基地的伙食，主要有罐头水果、新鲜香蕉、茄子和水牛肉。而在中国，机组成员则能吃到新鲜蔬菜、白斩鸡和新鲜鸡蛋。

参加驼峰空运的美军飞行人员也较为懒散，他们穿着邋遢的制服，大多数人在没有飞行任务时都穿着防蚊靴，而军官戴的帽子也是五花八门。

特纳准将训斥这些飞行员看起来像“一群该死的出租车司机”。为提高士气，他命令每天要检查飞行机组成员们的着装，要求他们在军官俱乐部吃晚餐时穿衬衫和粉色衣服。

到周六，所有印中飞行联队的基地成员都有一场正式的游行，所有人必须刮胡子、剪头发、穿上干净的制服，笔直行进。

美军飞行员罗伯特·博贝特1945年1月到达印度后，被分配到空运指挥部在缅甸北部新成立的一个C-47型运输机中队，他回忆道:

“我们餐厅的厨师能烹调出盛在小铁罐里的最美味的各式猪肉煲。我很快就适应了用钢盔当洗脸盆。如果晴天的下午在架在空中的大铁桶下面洗澡，还能用上被太阳晒热的热水。”

尽管博贝特觉得这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如预想的艰难，但与中航公司飞行员相比还是差别很大。大多数美军飞行员讨厌在印度的生活。

在娱乐方面，由于印度生活条件很差，美军飞行员的业余生活较为枯燥。恩斯特·比尔·卡特勒回忆在印度查巴的生活时说:

“査巴的生活就是修飞机、吃饭、睡觉和飞行的简单重复。有一次放映了一部露天电影，那就算是一场很大的活动了。休假的时候，我们都去加尔各答、德里或阿格里，把钱花得精光，然后再想不同的办法赶回基地。我见识了印度的很多地方,包括红堡和泰姬陵，我们还到一个训练营接受了一个星期的坠机后的丛林生存训练。”

特纳准将负责驼峰空运后，为丰富印中联队美军的业余生活，在基地建立了特殊函授学校，机组成员可以参加专业学习或学习大学学分课程。

特纳也鼓励机组成员在不执行任务时在印度短暂休假。奥萨·斯宾塞在印度服役时有过休假，他曾在阿格拉参观泰姬陵，在亚穆纳河亲眼看见尸体被烧的神圣仪式，然而给斯宾塞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印度的贫困以及对印度最底层种姓的缺乏关注。

斯宾塞写道:

“在加尔各答，在古城‘禁区’内安排了旅游。在街上，我们跨过死者、垂死者和可怜的灵魂，看见可怕的疾病、残废和饥饿。我们目睹了难以置信的恐惧——臭气是我们穿过的恶臭屏障。”

除此之外，性病也是多年来困扰中缅印战区的一个大问题。不过，印中联队的性病感染率一直控制在低于战区其他部队的水平。

美国人对付这个问题的典型做法是“恐吓教育”，但是基地周围无处不在的妓院却始终为士兵们提供了难以抗拒的诱惑。美军最终不得不在各基地强制设立性病预防站，基地指挥官也广泛宣传接触她们极易感染性病。

此外，这些在印度服役的美国士兵大多数从未来过亚洲，对这里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也感到震惊。

他们发现，印度的某些习俗十分原始而荒蛮，例如每天收集“夜便”。

驻新德里某部的随军历史学家曾经直言不讳地评论说，这里的室内厕所是一种罕见的奢侈设施，所以“人们会在一大早或者白天的某个合适的时间走出家门，来到街边的排水沟边，齐刷刷地按照全国统一的姿势蹲下来排便。因为他们都极其害羞，所以面朝着墙，而把光腚朝向公众,这种行为方式极其微妙”。

通常，由年轻人或十几岁的孩子把排水沟中的粪便掏出来装到专门的牛车上，再运到火车站装上专门的车皮，统一转运到城外10英里处的某片荒地倾倒。

只有那些相当富裕的家庭，才可能拥有在室内大小便的条件，而所谓的“设施”通常也只是铜盆，用水龙头替代手纸。

而且，印度教遵循的一些做法也让美国人感到十分困惑，例如耆那教徒严禁杀生，就连嗡嗡乱飞的蚊子也不能伤害，甚至极端到用一块布蒙上口鼻，以防止自己不小心将任何蚊虫意外吸入口鼻中，害了它们的性命。

相比于在印度，美军飞行员在中国的生活条件好得多。国民政府为美国驻华空军和驼峰空运飞行员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并安置了战地服务团为之服务。

战地服务团是1943年底为配合美英盟军援华抗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的接待盟军的服务机构。

战地服务总团驻重庆,下设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区办事处。云南沾益机场是美国在华空军的重要机场，国民政府修建了招待所供美军住宿。

一名美军在一个农家大门留影 图片来自网络

有人回忆了美军沾益机场和招待所的具体情况:

机场有完备的飞机升降指挥系统。招待所内设厨房、餐厅、娱乐室、洗澡塘、理发室、洗衣房、商店等设施,负责美国空军的给养。

身着“美国飞虎队来华抗战”字样军服的美国空军出入于飞机场或招待所的各种场所，印有美国“飞虎队”标志的军用飞机不时起落于沾益飞机场。

驻沾益玉林山空军招待所的美军，严格按美军管理制度进行，食宿也严格按美军要求和习惯进行。其中，部分食物由国外运来，部分食物由国内其他地方及沾益人民提供。

西餐制作主要由美国随军烹饪师进行，中方人员主要负责一些服务性工作，沾益空军招待所为驻沾美国空军提供了优质的服务。

在沾益期间，美国空军一般均能与地方及民众和睦相处，而且他们生活得非常开心，吃饱喝足后，闲暇时间或看电影,或打球，或跳舞等等，有的到沾益城区街上逛逛或购物，有的还驱车带枪到沾益近郊或远郊山林打猎。

在成都，随着“特种工程”完工，大批美军飞行员停留成都。战地服务团成都办事处主要负责川西美空军基地的接待工作，并修建了一批招待所，有新津机场7个，邛崃、彭山、广汉机场各4个，双流、彭县、凤凰山机场各2个，成都市商业街励志社内1个。

昆明的第130陆军航空通信站，这是美国最大的海外陆军航空通信站 图片来自网络

盟军招待所的住宿条件和饮食条件比印度好很多。据曾在盟军招待所工作过的傅正义回忆:

在成都的盟军招待所，“食品和调料大多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而来，有时也用本地的肉类蔬菜。招待所的伙食很好，鸡鸭鱼肉、牛奶黄油每顿都有”。

据日本学者深町英夫研究，美军飞虎队在华生活较为舒适，他们在昆明的住所总的来讲干净、整洁、舒适,日常伙食有火腿、鸡蛋、面包、牛奶、牛肉等，娱乐活动包括读书、跳舞等。

同样，参加驼峰空运的美军飞行员在华期间的生活状况比在印度好得多。

在昆明和中国其他城市有许多好的中餐馆，机组人员可以吃到真正的鸡蛋、真正的牛奶、带美国饼干的培根、油炸鸡和牛排。

在昆明的大沙路，有一座被称为比利咖啡馆的砖砌三层楼房，对于想吃美式佳肴的美国人来说是很受欢迎的地方。

他们描述道，中国咖啡馆总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拥挤嘈杂的中国人总是笑着喊着“顶好”。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