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大概两岁时，邻居阿嫲吓唬我说：“梅兰来了！”我慌忙手脚并用地爬过门槛，躲在了黑黢黢的门背后，随即，我听到门外大人们爆发出一阵哄笑。两岁时的事儿，大多数孩子不会记得，但我记得。那瞬间挤满了小心脏的惊恐堵到了嗓子眼，它像一头长相怪异的小兽，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时不

梅对东说的那句“你害了我”不是疯话，是从她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控诉，带着她积郁在心底近半个世纪的不甘与委屈。

配图 | 《情人结 》剧照

我大概两岁时，邻居阿嫲吓唬我说：“梅兰来了！”我慌忙手脚并用地爬过门槛，躲在了黑黢黢的门背后，随即，我听到门外大人们爆发出一阵哄笑。两岁时的事儿，大多数孩子不会记得，但我记得。那瞬间挤满了小心脏的惊恐堵到了嗓子眼，它像一头长相怪异的小兽，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时不时地从我的潜意识里露出头来……

梅兰，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老家有名的女疯子。她一副邋遢肮脏的模样：头发蓬乱，满脸污渍，身上的衣服五彩斑斓，胡乱地批批挂挂着，长长短短，看不清楚什么样式。梅兰整日里漫无目的地到处乱窜。她边走边呼呼地喘着粗气，目光直瞪瞪的，嘴里叽叽咕咕地嘟囔着什么，时不时会莫名地尖叫一两声。

人们把梅兰当怪物看。村里的小孩儿要是耍赖，大人就吓唬说：“梅兰来了！”小孩儿吓得赶紧噤声，抽抽噎噎地瑟缩了。如果女孩子打扮得不整齐不规矩，旁人也会嘲笑说：“这个鬼样子，像梅兰！”总之，“梅兰”是一个让孩子们惊悚、羞耻的听觉符号。

不过，我要讲的故事并不是梅兰的，而是我的姑妈“梅”的。如果她现在还活着，应该有 90 岁了。姑妈梅拿着一手好牌，却把自己活成了“梅兰”。

我见她的最后一面是 2004 年，在她的灵床前。她闭目，躺在那里，消瘦苍白，颧骨突出。她的丈夫东呆呆地看着她的遗容，用低沉而颓丧的声音说了一句：“死了，就死了，活着才难……”

1957年夏天，梅22岁，风华正茂、灵动活泼、明媚大方，她长圆脸，皮肤微黑，喜眉喜眼，笑靥如花，两条不长不短的麻花辫垂在脑后。最有特点的是，她的右边唇角上方有一颗黑痣，据说那颗痣象征着这辈子会拥有吃不完喝不完的财力，能够保她一生安宁富足。

南方小城的夏天，午后经常会有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雨，短暂的暴雨过后，阳光依旧灿烂，树叶儿绿得发亮，空气润泽，带着些许被暴雨激起的土腥味儿。

那天的雨也如约而至，雨后，梅从县城人民医院的台阶上蹦蹦跳跳地往下走，她穿着一身洁白的布拉吉，走动间，裙摆荡漾成一朵白色大花的模样。那些年，人们什么都学苏联，连服装样式也是，梅身上的那一身布拉吉，在当时极其时髦。

笑意盈盈的梅冲着我妈走过来，那时候，我妈还不是我妈，只是梅在村里对门的邻居，两人之间的关系淡淡的，连闺蜜都称不上。

梅很高兴地告诉我妈说：“我要嫁人了，就是那个做老师的东。”

我妈心里咯噔了一声，问：“你真想好了？你要知道，他家的成分可是地主，而且，这个人，太不肯说话了……”

梅咯咯一笑，朗声说：“想好了！”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她脸上跳跃出幸福的光斑。

我妈沉默了，东在我们村小教书，不苟言笑、严肃呆板，看上去很不好相处。

不久以后，梅以那个时代女性中少有的高中毕业的学历和县城城关镇团委书记的社会地位，下嫁给了寡言少语的地主家儿子——东。

新中国解放前，我的爷爷曾经是个杀猪的屠夫，比起一般的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手头要活泛一些，再加上祖宗留下了一座白墙黑瓦的老屋，所以家庭成分被划定为中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爷爷奶奶没有激烈反对这门亲事，或许曾经反对过，反对无果。

过了多年后再回头去看，推动这门亲事的应该是梅沉浸在自我陶醉自我牺牲里的恋爱脑。

婚后的梅，不愿意跟着东去他那个已经被打倒在地又被踩上一只脚的贫穷的地主家住，甚至不愿意跟东家那些神情阴郁的父母兄妹来往，她带着东住进了娘家，拥有了老屋的两个东厢房。

在20世纪50年代，就算新时代的文明之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但一个女子结婚以后仍住娘家，还能够拥有一半的老屋，也是惊世骇俗的。我的爷爷奶奶对这个女儿说得上是言听计从、予取予求。

1958年，梅迎来了她人生的高光时刻，因为有文化，群众基础好，她被推荐去位于省城的农学院上学。

作为小县城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又作为一名能进入象牙塔深造的高知女性，那时候的梅无疑是春风得意的。这些“得意”记录在一些黑白照片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被压在玻璃台板下，放在梅和东家中的写字台上。

照片中的梅梳着麻花辫，穿着白衬衫，挽着袖子，背后挂着草帽，或者在开心地割稻穗，或者在愉快地踩水车。其中有一张是梅跟伙伴们一起的合照——他们穿着那个年代象征着荣耀的摘去了领徽的军装，英姿飒爽，他们目光炯炯地一起看着左前方，在照片的右侧，有一行白色的字：革命友谊长存。

1959年的12月，求学中的梅生下了她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哥。孕产、哺乳、熬夜带娃，她耽搁了好多的课业，学校通过辅导员警告她说：不能再生第二胎了。

1961年末，梅在家乡的老屋里生下了小儿子，尚在月子中，梅便收到了学校寄来的一纸通知书，因长期旷课导致学业一塌糊涂的她被开除了。

镇团委书记的岗位自然也回不去了，梅失去了学籍，也失去了公职，彻彻底底地褪去光环，从人中龙凤、天之骄子变成了拖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农村妇女。

偏偏1959年至1961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人人饥饿难耐，人人面带菜色，大家挖野菜、磨树皮、啃草根，凑合地活着。已调往县城学校教书的东，收入微薄，支撑四口之家的日常生活捉襟见肘，还要不时地要接济他那个破落地主家庭。

于是，梅依旧带着孩子们吃住在娘家，娘家妈帮她看孩子，娘家爹和兄弟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整日里伺候着那一亩三分地，收来的些许谷物，只够大家一起勉强度日，粮食整年整年地不够吃。

梅的家事，耽误了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爸娶亲。

四里八乡的人都知道，我爸有个带着俩半大小子的姐姐常年住在娘家，在娘家当家作主，极不好相处，谁都不愿意把女儿嫁过来。而我妈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很困难，再加上身体不太好，眼睛也略有残疾，婚事也一再耽搁。

于是，1969年，我爸31岁，我妈27岁时，在好心人的牵线下，两人成了姻缘。

在我妈进门之后，我出生之前，整日里看似无所事事的农村妇女梅，其实有过出门工作的机会。

第一次机会是：当“唯成分论”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以后，我的姑父东得到了提拔，成了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他给梅介绍了一份去村小做代课教师的工作，虽然薪水微薄，但也好过在家待着颗粒无收。可是梅仅仅干了三个月，就受不了了，她说上课喊得嗓子痛，在煤油灯下批作业眼睛累，然后跑回家不肯再去了。我妈有初中学历，我姑父就问我妈：“你去不去？”我妈穷怕了，马上坚决地说：“去！”这一去，便做了8年的代课教师和15年的民办教师。后来我妈通过进修拿到师范学校的文凭，转为正式教师，有了一份不多但稳定的收入，到了晚年，随着教师待遇的提高，她的退休金一再上涨，她也成为我们村里啥也不用干但收入最高的女人。

第二次机会是：做代课教师失败后，姑妈梅回了村里，跟着一个邻居姐姐学做裁缝。那时候村里的裁缝师傅没有店面，得上人家家里去，吃人家的饭，收些许工钱。她们用凳子和门板搭成工作台，把布摊平，在上面划划剪剪，西湖牌缝纫机踩得哒哒响。可梅对学裁缝不甚上心，学了好几年也没有出师，不能独立接活儿。比起工作，她似乎更喜欢跟着师父整天待在一起讨论家长里短，热衷于跟左邻结盟对付右舍，再跟右舍结盟对付左邻，日日里跟一些中老年妇女交头接耳、切切嚓嚓。以至于在我的记忆中，她的微笑中似乎总是隐藏着一些算计、鄙薄的味道。

1971年，我出生了。姑妈梅还是住在娘家，不过大家不再像之前那样在一个锅里抡勺子。堂屋里摆了两张八仙桌，正中那张归爷爷和我们家用，靠东边小一点、矮一点的则归姑妈梅一家。奶奶已经不在了，那是1970年的夏季，奶奶坐在灶底下烧火，烧着烧着，人一歪，就过世了。

梅对我算是不错的。1974年，弟弟出生以后，我妈几乎把她所有的关注都给了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总是姑妈梅领着我睡觉、出去玩。姑父东只有周末才回来，两个表哥被带进城里去上学了，也只有周末才回来。那时候，他们夫妻俩聚少离多，但关系看起来不算坏。

我记得我有时候会尿床，醒来后心里十分慌乱羞愧，姑妈梅就替我解围说：“是猫尿的，是猫尿的。”

一次，她挎着一个竹篮子，领着我往村子南边去，走过村口的桥，沿着土路一直走，越过铁路线，到另一个村子里找朋友去串门儿。她和五六个妇女坐在一户人家的房间里，叽叽喳喳地说笑，嗑瓜子儿。我百无聊赖，便去隔壁人家的院子里逛。他们家有一棵挺高的栀子花树，栀子花又香又白，我在树下转悠，看得入迷。姑妈梅出来找我，看到这情景，就笑眯眯地问过那家的主人，然后自己动手折了一枝花给我。

回家的路上，她挎着竹篮子在前边走，边走边嗑瓜子。走着走着，她忽然回过头跟我说：“别用鼻子去闻花，虫子跑到鼻子里去，会把鼻子啃掉的，像梅兰那样！”我吓了一大跳，连忙把花移得远远的（其实梅兰的鼻孔就是脏黑而已）。她又递给我一个圆不溜丢、又红又绿带尾巴的小果子，我啃了一口，呸！一股子腥味儿，我连忙吐掉，然后偷偷地把啃过的果子扔进了路旁的田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颗不够熟的无花果。

1980年，爷爷去世了。世界上宠爱梅的两个人，都离开了。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东被提拔为一所小学的校长，在他们学校新造的一排平房里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小套间。梅终于举家搬迁，住进了县城。

暑假的时候，我进城去梅家玩儿，早上跟着他们喝豆浆、吃白面面包夹油条，傍晚去采花坛里紫茉莉的花籽，它们小小的、黑黑的，像极了微型地雷。

姑妈梅带我去看电影，教我在城里马路上走的时候要走在人行道上，她让我做几节广播操给她看，然后夸奖了我……那时候，琼瑶阿姨的言情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姑父东会把它们裁剪下来，整整齐齐地贴在笔记本子上，我每天拿来看，看得入了迷。

此时梅的大儿子去了工厂，二儿子进了银行，都到了成家的年龄。娶媳妇是需要成本的，20世纪80年代结婚时流行的是“组合家具沙发床，黑白电视放中央。三间砖房水泥地，租辆卡车接新娘”。

姑父东为人古板，或者说多年的地主儿子身份让他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名声，不该拿的好处他一分一毫也不敢碰。他的工资涨得缓慢，姑妈梅又长期没有收入，两个表哥刚工作，工资只够糊自己那张嘴，他们的家庭经济并不好。

于是，姑妈梅非常认真地厉行节约，例如……偷水，他们家的水龙头底下永远接着一个木桶，水喉里缓缓地滴下一滴又一滴水来，这样水表就不会走。为了节约一分一厘，她经常拎着竹篮子步行回老家，主要是为了回去打秋风，例如摘棉花、腌咸菜、晒豆豉、浆洗换季衣服，顺便和一些能聊得上话的人切切嚓嚓。

多年后，老屋拆除时，我们从曾属于梅一家的东厢房的楼板上翻出来很多短短的柴火和芝麻秆，它们已经腐朽成了碎渣渣。我妈对我说：“这都是你姑妈梅当年像鸟做窝一样，一点一点叼回来的。”

姑父东热衷工作，他看不上姑妈梅的那些鸡零狗碎，也看不惯她喜欢搬弄是非。他总是一副忧心忡忡不好相处的样子，头发白的多黑的少。姑妈梅在他面前显得十分殷勤和气，有时候她赔着笑脸小心翼翼地问些什么，姑父东总是用不耐烦地大声回一句，似乎有满肚子的气憋着，偏要等着这时候发泄出来。

他俩很早就分房而居，姑父东睡里间，姑妈梅睡外间。

里间有床，有整齐的书架，有收拾得很雅致的书桌，窗户朝北，有一块蓝底白竹的窗帘，房间陈设简单却十分整洁，窗外是个绿植葱茏的花坛。

外间也有一张床，有一个碗橱，有一张吃饭用的小方桌，床底下，柜子顶上，堆着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散发着腌菜和黄豆酱的浓郁气息，窗户朝南，窗外墙根儿底下叠着一摞一摞的黑煤球。

他俩的房间就像他俩的不同生存图景。

此后的几年里，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结了婚，又分别生下了孙子，他们也搬进了一套小小的单元房，为了买下这套单元房，他们掏空了大半辈子的所有积蓄。

虽然拮据，但粗茶淡饭也能养人，日子还不至于太难。

可就在这时，梅突然疯了！

1994年，梅变得面目黧黑、头发蓬乱、衣裳不整，她的眼球凸出得像要挣脱眼眶，她光着脚在地上跳，边跳嘶叫着：“去死！去死！”她把电视机包上床单，从楼梯上往下拖，她说：“电视机里有个人，一直让我去找男人睡觉，我要杀了他！”

她指着丈夫东破口大骂：“你害了我！你害了我！”她扑上去抓他的脸，抓得他满脸血痕。她脱光了衣服，跑到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去，躺在地上打滚儿，边打滚儿边咯咯咯咯地笑。她半夜里一遍一遍地起来去敲邻居家的门，悄悄地告诉他们：“要土地改革了，要搞四清运动了……”

她分不清楚白天和黑夜，也分不清四季，不知冷热，不知饥饱。她时好时坏，随时会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向路人扔石头、吐口水，脱衣服打滚儿，她一遍一遍地自言自语：“你们都要害我……你们都要害我……”她被城里的看客们嘲笑和讥讽，她的故事从这张嘴里转移到那张嘴里，被人们津津有味地反复咀嚼。

看过医生以后，梅变得安静一些。她本能地远离人群，开始往野地里去游荡。她记起了回乡的路，便毫不犹豫地挎上了篮子回老家。她不走大路，只挑田埂和小路走。在大雾笼罩的清晨，在炊烟四起的黄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她都会冷不丁地出现在老家的院子门口。

梅占据了我们家一楼东边的房间，那是当年老屋东厢房的位置。她开始往老家一趟一趟地搬东西：筷子、碗、毛巾、板凳……她做饭、吃饭、睡觉，看起来也正常。

但她的“正常”和真正的正常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一回，家里要打一口井，来了好多帮忙的人，她在边上看着看着，突然笑眯眯地问：“是要土改了吗？”大家转头看着她，神情各异。

她终究活成了她鄙视和嘲笑过的“梅兰”……

一段时间后，大表哥把梅搬回老家的东西搬回了城里，把她也强行带了回去。

她又开始在大街小巷疯跑，力气大得惊人，三个大男人都很难制服她，邻居也怕她有一天会放一把火把房子给点了，联名告去了街道办。于是，在她又一次跑上街时，被人们捆绑起来，强行送进了市里的精神病院。

二表哥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送一套替换的秋衣秋裤去。我去的时候，当值的医生让我跟在他身后送进病房里。病房不小，墙壁刷成了蓝白两色，有六张木板床，但除了床，也别无其他，整个屋子阴暗、空旷、冷清。

不知道她是否认出我来。她一言不发地接过秋衣秋裤，笑嘻嘻地抱在胸前，她迈着小碎步，小心翼翼地走着，她去了自己的床，然后很安静地背对着我躺下。她头发花白，瘦了很多。

病房里还有另一个坐在床上的女人，双手分别被粗粗的绳子绑着，绳子的另一头分别拴在了屋顶的两个圆铁环上。女人垂着脑袋，皮肤枯黄，头发像枯草一样胡乱披散着，她一声不吭，身体时不时来一阵战栗。

医生说，一旦松开绳子，她就跑到浴室的水龙头底下反复地冲水，而水龙头里出来的只有冷水……她是另一个“梅兰”。在她身上，不知会有怎样的故事。

我再去看姑妈梅时，医生说家属已经把她接回去了。

他们还住在那套小小的单元房里，屋内所有的家具都是从原来平房的小套间里搬来的，灰突突的，连带着搬过来的各种粗粗笨笨的坛坛罐罐，显得那么老旧和落伍。厨房里竟然还有一个柴灶，一个煤炉，它们在燃气灶已经普及的90年代中后期，成了不合时宜的古董。卫生间的水龙头底下，接着一个木桶，水龙头正缓慢地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水。

梅年轻时会弹风琴，也拉得一手好二胡，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她把这些几近荒废的技能都重新拾了起来，用来打发时间。

她跟我说着话，话只说了一半儿，就迈着小碎步进了自己的卧室拉二胡。拉着拉着，她突然停下来，冷不丁地转头看着我，没头没脑地冒出来一句：“要节约闹革命。”她黑瘦黑瘦的，衣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

姑父东也转头进了自己卧室，他去抄书，他说四大名著他已经抄完一遍了，现在开始抄第二遍。他说，漫长的白天和黑夜里，这是唯一让他能静下心来的事儿。他瘦得厉害，背佝偻得厉害。

他们的屋子，即便向阳，即便填满二胡曲《良宵》的旋律，却依然灰暗、沉寂，了无生机。

2004年的秋天，姑妈梅半夜里起来喝水，不小心摔了一跤，左腿膝盖上血流不止，被送去了医院，医生在她的腿上发现了恶性肿瘤，已是晚期。

几个月后，姑妈梅去世了，后事办得十分简单。在姑父东的坚持下，骨灰被送回老家，葬在了爷爷奶奶的身边。我想，她的至亲们在这十年中早已是精疲力竭，送她入了土以后，都会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轻松感吧。

5年后，姑父东也与世长辞，临终遗言是：夫妻二人永不合葬，把他的骨灰撒向大地即可。

两个儿子终究只遵从了遗嘱的一半，把父亲的骨灰带回那个曾经给他带来耻辱和抑郁的老家，葬在了早已去世的地主父母身旁……

在梅长达10年的“疯癫”史里，她的丈夫白发如雪，她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双双下岗了，她的二儿子在权力的斗争中被打压，从科长变成了后勤安保，她的二儿媳也得了癌症，她的大孙子整天逃课、打架、早恋，唯有小孙子蒸蒸日上的学业给这个沉没在晦暗中的家庭带来一束光亮。

我始终苦苦思索，梅突然疯了的原因，她看起来那么聪明……在她离世后的好多年里，我才用家里人你一句我一句零零散散的话语慢慢地拼凑出来，这些句子并不连贯，有的彼此之间隔了三四年，它们散落在时光的夹缝里，琐碎而哀伤。

我猜想：梅一直是懊悔的，懊悔不该在上大学时连着生了两个儿子，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梅一直是怨恨的，怨恨东为了剪断她的羽翼，迫不及待地让她连着生了两个孩子；梅又是隐忍的，她搬进城里与丈夫日夜相处时，才发现对方阴郁的性格相处起来极其别扭，两人的日子过得很逼仄；梅的心理是失衡的，因为自己人生失败了，所以见不得别人好，所以常常搬弄是非；梅一直是焦虑的，这焦虑来自空空落落的口袋；梅也一直是失望的，她当年义无反顾嫁的所谓“爱情”，无非也是一地乱糟糟的“鸡毛”……

但梅也是懒惰和懦弱的，以她的学识和能力，如果能抛弃虚荣放下身段，在那些漫长的岁月中积极地去谋一份生计，也不至于在财帛和人格上都不能独立，窘迫至此。

无数个漫漫长夜里，多种复杂沉重的情绪交错扭曲着，夹杂着不可与人说的悔恨与羞耻，让她不堪重负。

而点燃她内心那把疯魔之火的是一个偶然事件。

1994年的某一天，梅在街上迎头碰上了几十年未见的老同事珠。两人在一阵大呼小叫的寒暄之后，都发现了对方在这几十年里的巨大变化：当年的梅意气风发、风姿绰约，如今的梅举止畏缩、老气横秋，衣着简朴过时；当年的珠腼腆、怯懦、瘦弱，经常因为工作能力差被批评，一批评就哭，而如今的珠容光焕发、中气十足，说话间投射出来的是县城里“在职有权退休有钱”群体所特有的底气和贵气。

回到家里的梅，反复念叨些别人听不清楚的话，做饭念叨，洗衣念叨，半夜睡着睡着，突然坐起来念叨，她似乎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

一开始，家里人把这事儿当笑话说。半个月之后，在梅把家里的电视机用床单裹起来拖下楼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梅，疯了……

梅对东说的那句“你害了我”不是疯话，是从她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控诉，带着她积郁在心底近半个世纪的不甘与委屈。这些不甘和委屈终于在与珠邂逅之后发酵成滔天的愤懑……

我想，梅唇上的那颗曾被认为象征着富贵无边的痣，最终也没能给她带来安宁。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突然记起，我结婚之前，姑妈梅日夜在“正常”与“非常”之间徘徊，她曾经托我妈转给我一对绣了花的枕套：白色棉布带花边儿，布面上绣了一枝斜斜的红梅，停了两只彩色的小鸟。

白色棉布已经泛黄，也不知她藏了多久。

我想，如果梅和东能预见到自己后半生的劫难，那么在初相遇的时刻，他们会选择擦肩而过，从此渐行渐远吧……

来源：左右图史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