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中，张之洞（1837-1909）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闻名于世，成为那个变革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本文将从张之洞的早年经历、政治崛起、改革实践、思想贡献以及历史评价五个维度，全面剖析这位复杂历史人

在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中，张之洞（1837-1909）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闻名于世，成为那个变革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本文将从张之洞的早年经历、政治崛起、改革实践、思想贡献以及历史评价五个维度，全面剖析这位复杂历史人物的生平与遗产，揭示他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矛盾处境。

一、书香门第的科举之路：张之洞的早年经历

1837年9月2日，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的一个官宦家庭，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张家世代为官，其父张锳曾任贵州兴义知府，为官清廉，重视教育，在任期间重建了兴义笔山书院，为当地培养了大量人才。这样的家庭背景为张之洞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也塑造了他一生对教育与文化的重视。

张之洞自幼聪颖过人，有"神童"之誉。五岁入家塾，十三岁前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理解力。1850年，年仅十三岁的张之洞回原籍直隶南皮应童子试，考中秀才；1852年，十五岁时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解元），一时名动京城。然而随后十余年间，他多次参加会试均未能及第，直到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才考中进士，位列第三名（探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职位，正式踏入仕途。

在翰林院期间，张之洞与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等人交好，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他敢于直谏，先后上疏弹劾满洲权贵胜保、为"同治中兴"名臣胡林翼请谥等，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官僚的胆识与气节。这些早期经历为他日后成为封疆大吏奠定了基础，也反映出他性格中既有传统士大夫的忠君思想，又有务实改革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的早年正值中国内外交困的多事之秋。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等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年轻的张之洞虽未直接参与这些事件的处置，但时代的动荡无疑深刻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形成。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一批汉族官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中央，这为张之洞等新一代官员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历史机遇。

二、从清流到疆臣：张之洞的政治崛起之路

张之洞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从"清流"言官到地方实权派的显著转变，这一过程生动反映了晚清政治生态的特点。1870年代，张之洞在京城任职期间，与张佩纶、宝廷、黄体芳等人并称为"翰林四谏"，成为清流派的中坚力量。清流派官员以儒家道德为准则，敢于批评权贵，主张整顿吏治，对外持强硬态度。张之洞在这一时期多次上疏言事，包括反对与俄国签订不利条约、弹劾腐败官员等，树立了刚直敢言的形象。

1881年，张之洞的政治生涯迎来重大转折，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封疆大吏生涯。在山西任上，张之洞展现出与其清流时期不同的务实作风。他整顿吏治，严禁鸦片，设立洋务局，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知识，这一转变标志着他从理想主义的言官向实干型官员的蜕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邀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协助规划山西的现代化改革，显示出开放的心态。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临危受命调任两广总督，这一任命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关键节点。在两广任上，他积极备战，支持冯子材等将领在镇南关取得胜利，为清政府在不利形势下争取到较为体面的和谈结果。战后，张之洞深刻认识到自强的重要性，开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筹建枪炮厂、炼铁厂，设立水陆师学堂，开启了向实业家、教育改革者的转型。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他在湖北创建了包括汉阳铁厂（中国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在内的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兴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等新式学校；修筑铁路，编练新军，使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工业中心。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施政重心明显转向了"求强求富"的现代化实践，他也因此成为地方督抚中推行新政最为有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发起"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清廷支持义和团的诏令，保住了东南地区的稳定，避免了列强全面占领中国的危险。这一非常之举既体现了他对局势的清醒判断，也反映出晚清中央权威的衰落和地方势力的崛起。1907年，张之洞被召入京，任军机大臣，主管学部，参与清末新政，直至1909年病逝。朝廷赐谥"文襄"，肯定了他作为儒臣和改革者的双重身份。

三、"中体西用"的实践者：张之洞的改革事业与思想贡献

张之洞最为后世所熟知的思想贡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理念集中体现在他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中。在这部被视为其政治思想纲领的著作中，张之洞系统阐述了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具体而言，他强调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特别是儒家三纲五常）为根本，同时吸收西方科技、军事、工业等实用知识，以达到自强目的。

《劝学篇》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九章讲"中学"，重在"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十五章讲"西学"，重在"务通以开风气"。这种二分法反映了张之洞面对西方挑战时的文化折衷立场——既想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又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在当时保守势力仍强大的环境下，这种提法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相对容易被接受的理论依据，对推动晚清改革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教育改革方面，张之洞的贡献尤为突出。他认为"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先后创办了广雅书院、两湖书院、自强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1903年，他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系统，将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并纳入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在担任管学大臣期间，他还推动了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终结了延续1300余年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一激进改革显示出他晚年思想的进一步开放。

实业建设是张之洞改革事业的另一重要领域。他主持创办的汉阳铁厂是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总投资达500余万两白银，规模宏大，虽然因管理不善和技术落后而经营困难，但代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努力。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企业的建立，则促进了当地近代工业的发展。张之洞还支持修筑了卢汉铁路（京汉铁路前身），认识到交通现代化对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在军事改革方面，张之洞在两广和湖广任上都致力于编练新式军队。他聘请德国教官，按照西法训练，装备洋枪洋炮，所练湖北新军成为清末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之一。颇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这支原本为维护清王朝而建立的军队，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这从侧面反映了改革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

张之洞的思想和实践充满了深刻的矛盾性：他既维护传统秩序，又推动现代化变革；既是儒家价值观的捍卫者，又是西学的倡导者；既是清王朝的忠臣，又因地方势力的壮大客观上削弱了中央权威。这种矛盾恰恰是那个过渡时代的缩影，体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与曲折。

四、毁誉参半：后世对张之洞的历史评价

对张之洞的历史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学者对其贡献与局限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深入分析这些评价的演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张之洞本人，也能透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变迁。

在清末民初，革命派知识分子多对张之洞持批评态度。章太炎曾讽刺他是"浮华之士"，认为他的改革只是表面文章；孙中山革命阵营也指责他镇压自立军起义，维护腐朽的清王朝。这种负面评价与当时反清革命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与之相对，清政府及保守势力则赞扬张之洞是"中兴名臣"，特别是他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稳健表现，被视为保全国家的功臣。

民国建立后，随着民族主义史学兴起，学界对张之洞的评价趋于多元化。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肯定他在教育现代化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的勇气；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更多批评他的阶级局限性，认为他的改革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现代化建设时，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被重新发掘，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的理论资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革命史观影响，大陆史学界对张之洞的评价偏向负面，强调他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和对帝国主义的一定妥协。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宽松，对张之洞的研究更加客观全面。学者们开始肯定他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教育现代化中的开创性作用，同时也不回避其思想与实践中的矛盾性。罗志田、茅海建等学者指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实际上为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性挑战提供了一种思考框架，其意义超出了具体历史情境。

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张之洞的思想遗产获得了新的解读。一些学者认为，他试图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努力，对当今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仍有启发意义。他推动的地方自主改革，也为理解中国近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重要案例。当然，批评者仍指出，他的改革未能触及根本制度问题，最终无法挽救清王朝的命运。

从个人品格来看，张之洞为官清廉，生活简朴，不同于晚清许多腐败官僚。他重视人才培养，提携了蔡锷、黄兴等一批年轻才俊（尽管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派）。他的勤政也是出了名的，常常工作至深夜，这种敬业精神在当时实属难得。

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可以概括为：他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其思想和实践既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又折射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与艰难性。他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者，而是一个试图通过体制内改革挽救国家的务实主义者，这种定位决定了他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五、结语：张之洞的历史启示

回望张之洞的一生，我们可以获得诸多超越特定历史语境的思想启示。在一个传统秩序面临解体、新秩序尚未形成的过渡时代，他既不同于顽固守旧的保守派，也不同于激进的革命派，而是选择了一条渐进的改革道路。这种中间路线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代表了中国近代化的一种重要尝试。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虽然常被批评为折衷主义，但它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土传统与外来现代性关系的挑战，张之洞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

从方法论角度看，张之洞的务实作风值得借鉴。他不同于空谈理想的清流派同僚，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脚踏实地推动变革，将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他在教育、工业、军事等领域的实践，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确实促进了这些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之洞的历史命运也提醒我们改革时机的至关重要。当他晚年被调入中央参与清末新政时，清王朝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各种矛盾积累至不可调和的程度。这一教训说明，改革不仅需要正确的方向和内容，还需要把握合适的历史机遇。

今天，武汉的张之洞路、汉阳铁厂遗址等历史痕迹，仍在提醒着这位晚清重臣与这座城市的特殊渊源。更广义地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制度创新和教育改革，都可以追溯至张之洞时代的开拓性实验。在这个意义上，张之洞不仅属于历史，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当代中国的塑造。

重新审视张之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种文化态度和改革智慧的体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这种既坚持根本又开放包容的精神传统，依然值得深入思考和创造性转化。张之洞若地下有知，或会欣慰于他当年播下的某些种子，已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来源：默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