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3年4月1日，哥哥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一跃而下，无数人为之惋惜、悲痛……

2003年4月1日，哥哥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一跃而下，无数人为之惋惜、悲痛……

同时，一个长期被误解的疾病：抑郁症，逐渐得到正视。

当时的香港社会对抑郁症认知不足，张国荣担心被贴上“精神病”标签，拒绝住院治疗，仅依赖药物且没有规律服用，最终酿成了悲剧。

他离世后，媒体才开始大规模科普抑郁症，推动公众理解这是一种“疾病”而非“心理脆弱”。

央视制作的6集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首次将抑郁症这一常被忽视的心理疾病，通过纪录片的方式带入公众视野。

作为中国首部全方位解读抑郁症的纪录片，它没有煽情的音乐渲染，没有夸张的戏剧冲突，只是平静地记录着患者、医生、研究者和康复者的日常生活与抗争历程。

大众对抑郁症的偏见在于：当疾病发生在肉体时，很多人可以理解；但当它是一个精神疾病的时候，没控制好是你自己有问题。

看完这部纪录片，自然会明白为什么抑郁症绝非情绪上的矫情，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疾病，需要得到重视和治疗。

导演: 史慧 / 杨楷平
主演: 解琳
类型: 纪录片
首播: 2021-10-14(中国大陆)
集数: 6
单集片长: 25分钟

人们常说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抑郁的少年已经过早品尝到了人生的艰难与绝望。

纪录片的第一集就将镜头对准了校园中寒窗苦读的青少年，揭开了青少年抑郁的残酷现实。

据统计，中国9-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近15%。

而青春期的孩子情绪容易波动，有时一点小事就能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

很多孩子面对压力和负面情绪无法释放，就转而伤害自己。

有些孩子甚至通过划伤自己的身体来发泄情绪，有些伤口在隐秘部位，这样的现象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初中生子烨是片中第一个勇敢面对镜头讲述了抑郁经历的孩子。

在父母不理解的那段日子里，她也有过自伤的行为。

外人看起来疯狂的举动，却是她让自己冷静的方法。

子烨是班里的宣传委员，父母一开始不相信品学兼优的女儿得了抑郁症。

她求救了两年，用尽全力才让家人接受这个事实：她生病了。

医院的诊断证明反而让她松了一口气，因为终于可以休息了。

钟华也是一名患上抑郁症的中学生，但她的父母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积极帮助女儿，因此钟华的病情恢复得也比较好。

钟华的母亲第一时间就让女儿休学了，她后来回忆这个举动其实是救了女儿一命。

如果她也像其他家长似的说这只是矫情，孩子可能真的就没了。

钟华的父母曾经是典型的中国家长，望子成龙，对孩子期待很高。

过去他们总是要求钟华考得更好，从不满足她取得的成绩。

这无疑让钟华背负了沉重的压力，永远不知道努力的目标有多远。

生病是一次转变的机会，以前紧绷的家庭环境变得放松了。

钟华的母亲也放下了强迫别人和强迫自己，取而代之的是温和、接纳、平等的家庭氛围。

钟华觉得这种健康的家庭环境，对她之后的康复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钟华的父亲更是开明得感人。

他认为问题在于到底是让孩子成功，还是让孩子幸福。

成功的标准并非一种，但幸福感每损失一点就少一点，就算20岁再幸福也补不回来10岁的不幸福。

经过一年的治疗，钟华已经复学，并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抑郁症主题的社会调研是她对自己生病经历的总结。

她希望向社会普及抑郁症的相关知识，打破成见与污名化，让更多隐藏的抑郁症少年勇敢站出来接受治疗。

休学后的子烨成了互助社群里的志愿者。

并且当上了社群编辑部的主编，文章经常发表在公众号上，曾是宣传委员的她，在校园外的地方发挥着自己的天赋。

她也没有放弃学习，准备通过自考的方式继续学业。

与通常的理解不同，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

这种脱离生活的懈怠感常常会被周围人误解为懒惰，不思进取，

除了环境带来的压力，造成孩子抑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是生命能量的耗竭，所有抑郁的孩子几乎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特别容易累，缺乏动力无法启动。

这些孩子往往承受着父母高期待的沉重压力，当他们的呼救被误解为“叛逆”或“矫情”，痛苦只能向内转化为自伤或绝望。

女性抑郁群体也像青少年抑郁群体一样，容易被误解是矫情。

据统计，中国的心境障碍患者中，女性占据6成以上。

摄影师张楠曾经也是一名抑郁症患者，康复后他决定以抑郁症为创作主题，通过网络征集拍摄人物，用影像呈现他们与抑郁相关的人生切面。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隐藏的疾病被看见。

张楠镜头下的女性肖像传递出不同生命阶段的抑郁体验：从青春期的迷茫到产后抑郁的孤立无援。

拍摄过程中，他也听到很多人生病背后的故事。

张楠总结他接触的患者一般分成三类：

第一种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第二种是因为感情上伤害，第三种是因为一些意外变故对本来平静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受访者蔓玫这样描述她患病的感受：

“时间没有了，呼吸的感觉，你触摸的感觉都没有了，全部都失去了它们原有的那个刻度和质地...它像一个很大的黑洞，所有东西都被吸进去了。”

女性抑郁症的病因往往是生物（生殖激素变化、产后抑郁）、心理（如反刍思维、内化压力）、社会文化（多重角色压力、性别不平等、创伤经历）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在中国，每年超过一千万的新手妈妈中，孕产期抑郁的发病率近15%，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更为普遍。

很多产后抑郁的新手妈妈表现为想一个人待着，没有动力做任何事，只想逃离繁杂的家庭环境。

但她们往往不被家人理解，认为是懒惰矫情，这就是抑郁症相关知识还不够普及的结果。

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方案》，正式要求将抑郁症防治知识作为孕妇学校必备的宣教内容，将孕产期抑郁障碍的筛查，纳入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的流程中。

大众对这种疾病的了解和接纳，才是帮助患者康复的第一步。

抑郁不是只属于年轻人的时髦词汇，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遭遇这种心境障碍的侵扰。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数据显示，近1/3的老年人存在抑郁状态，其中1/10的人达到中重度抑郁。

然而社会对老年抑郁的认知严重不足，一句“老年人还有抑郁症啊？”道尽了这一群体的困境。

当抑郁与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疾病纠缠在一起，症状变得更加隐蔽复杂。

退休大学教授曹林的故事揭示了这种双重痛苦：

“患有这种病的感觉就像是心上有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觉得一切都很无聊。甚至觉得，结束生命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和解脱。”

刚确诊时，他的妻子也难以接受这种疾病——

听起来像精神病，是不是得了抑郁症等于这个人就疯了？

这种想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大众对抑郁症的偏见。

一次机缘巧合，曹林教授发现跑步对他的病情有很大改善。

为了自救，曹林教授开始跑步，一跑就是好几年，甚至还跑上了马拉松的赛场。

当曹林教授心无旁骛奔跑时，抑郁症和糖尿病都被抛在了脑后。

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对此他表示：“我不怕吃苦。”

这句话或许可以概括所有与抑郁抗争者的坚强——

他们不是弱者，而是面对无形敌人的勇士；

他们的坚持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日复一日“再坚持一下”的微小胜利。

《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用朴实的镜头语言告诉我们：抑郁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对抗抑郁的力量也同样蕴藏在平凡生命中。

并且澄清了一个普遍的误解——抑郁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而是生理心理的双重疾病。

当社会卸下偏见，当患者放下羞耻，当医学持续进步，那条名为抑郁的“黑狗”终将被驯服。

*本文作者：RAMA

来源：豆瓣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