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港者的回忆：我们的激情似河水奔涌丨《奉贤报》月末聚焦

摘要：不久前，我去奉贤东部的一位亲戚家做客。路上，我发现农村的面貌早已大变样了。农家的房子大都已经翻新，多数建了洋房，没有建洋房的，也刷新了墙面，或者换了琉璃瓦的屋顶。到了亲戚家，时间还挺早，我就在村庄附近闲逛。

不久前，我去奉贤东部的一位亲戚家做客。路上，我发现农村的面貌早已大变样了。农家的房子大都已经翻新，多数建了洋房，没有建洋房的，也刷新了墙面，或者换了琉璃瓦的屋顶。到了亲戚家，时间还挺早，我就在村庄附近闲逛。

再见三团港村旁的这条路走过几次，记得最早是烂泥路，后来铺成了黄颜色的石子路，现在已经是平坦的水泥路了。不知不觉中，我走到了一座桥上，这座桥的栏杆看上去是不久前刚用黄色涂料粉饰过的。桥下的河流里波光粼粼，恰似上了年纪人的皱纹，深沉地刻画在那里。这条河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呢。

忽然，一位男子匆匆从桥上走过，我禁不住上前打听了一下。“师傅，这条是三团港吗？”“是的，是三团港”。男子和气地答道，他又耐心对我说，“三团港南通杭州湾北接大治河”。三团港北接大治河我没有考证过，但我相信他说的话；而南通杭州湾，可能是迂回连接中港出海闸吧。因为我在区水务局工作有十多年，记忆当中没有三团港出海口的说法。

“怪不得这样熟悉”！我差一点叫出声来。男子穿过这座桥，向东匆匆走去。我的思绪忽然回到了五十多年前，那些开挖三团港激情燃烧的日子，又浮现在眼前。

激情燃烧的岁月上世纪七十年代，我高中刚毕业，就被大队党支部任命为生产队的政治队长。那年“三秋”尚未完全结束，我就和担任生产队长的表哥，带着二十多位队里的男社员，上了开挖三团港的工地。

那时正值深秋时节，两旁树上的落叶从空中飘落下来，天气阴沉沉的。我和社员们带着畚箕、扁担、铁𨱏和铺盖卷，乘着当时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小拖拉机和中型拖拉机，赶往工地。一路上，“劈劈啪啪”的拖拉机声响个不停，路上的尘土也在这欢快的“乐曲”声中随风起舞。车斗里，站着或坐在铺盖上的社员们，似乎也受了感染，全然忘了他们即将奔赴的是怎样艰辛的“战场”。他们说着，笑着，唱着，有的还向其他车上的熟人挥着手，各自叫唤着对方的名字。

晚上吃饭时，一条噩耗在开挖三团港的社员队伍里传开了，工地上的一位社员出了意外，不幸离世。这个消息让初出茅庐的我大受震撼，身子禁不住颤抖起来。“战争年代会流血牺牲，和平建设时期怎么也会付出生命”。我自言自语着，整整一夜没睡好。

“上工地了，上工地了”，凌晨五点钟左右，生产队长打开了电灯，叫醒了大家。社员们揉了揉眼皮，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无可奈何地从被子里钻了出来。我们住的是工地附近百姓家的房子，此时，周围还是一片漆黑，但社员们住的房间里早已灯火通明。喧闹声中，大家捧着热气腾腾的粥碗，用竹筷挟了些咸菜、萝卜干，各自蹲着，坐着，站着，“呼啰啰”地喝起粥来。喝完，得赶紧上工地。

中午，太阳悬在头顶上，我们匆匆忙忙地回住地吃午饭。中午的菜一般是茭菜肉丝、豆腐汤、猪血汤之类的。吃饭也很有讲究，第一碗要少盛点，赶快吃完才能盛到第二碗。邻近生产队有个社员饭量很大，他的“大碗”既可洗脸洗脚又可吃饭。社员们常常拿这个碗和他开玩笑，这也是大家闲暇时的乐趣之一。晚上的伙食要好一些，每人有一荤一素一汤。黄豆烧猪脚，红烧小鲫鱼，猪头肉经常是晚餐的“主角”。装在木桶里漂着几根茭菜丝的汤，自己可以随便舀，喝光了可以加。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喝着土烧酒，哼起了小曲，吹起了“牛皮”，享受着一天中最为惬意的时光。

三团港原来是条小河，那次开挖，是要加深加宽并向南北两头延伸，使之通江达海。当东方发白，太阳火球般地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腾而起，工地广播里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旋律时，我们已经在工地上干了一个时辰了。南北两侧一眼望不到头的，都是开河的社员，就像是一支参加大会战的队伍。他们有的铁𨱏举过头顶坌着泥块；有的弯了腰蹲着身子准备起担；有的挑起装满泥土的畚箕，向东西两边来回奔走；有的已经把棉衣脱光，仅穿一件衬衫；有的已经光着脚；有的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着汗水。工地上，“哼唷，哼唷”的劳动号子声响彻云霄。

往三百米外运送土方，是件苦差事。开河的工地，其实就是刚收割完稻子的田野，土里的水分依然很充沛。挑着沉重的担子走在这泥地里，没多长时间，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窝”。社员们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着，直至将土方送到目的地。很快，许多人的肩头都被磨破了。大家不断地向西边望着，盼着太阳早点下山。无论中午和傍晚收工后，社员们都已经离开了工地，我们两个队长还要咬紧牙关再挑上两三担泥，算是起个带头作用。

三团港的开挖工程在缓慢地推进着，社员们的热情在一天天地消退，磨洋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大队工地指挥部召开了生产和政治队长会议，讨论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你一语我一言，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每人挖土挑泥的位置不变。这个办法真灵，工地上又一次掀起了你追我赶的热潮，开河的进度迅速赶了上去。有个人高马大的年轻社员，力气大，精力充沛。新的措施实行以后，他的开河进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其他的社员也不敢落后太多，收工后还要再挑几担。就这样，磨洋工的现象消失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原来向南北两处望不到头的开河队伍，被一座座泥墙挡住了，各个生产队之间成了相对独立的“小天地”，这就是“隔泥墙”。它不仅影响了河道的观瞻，而且还损害了社员之间的团结。为此，公社和大队指挥部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要把“隔泥墙”变成“风格墙”。当时，工地上流传着一句口头禅，“要想火车跑得快，全靠头来带”。于是，寒气逼人的早晨，日落西山的傍晚，其他社员回驻地后，队长们有说有笑地在挑“隔泥墙”，发扬起了共产主义的风格。干部带了头，其他社员也跟上来了。没几天，整个河道又连成了一片，数不清的人头在攒动。

开河的日子的确艰辛，不过工地上也有快乐的事情。譬如晚上加点菜，喝点土烧酒，醉醉骨头，睡个好觉；或者有时看场露天电影，同样也很兴奋。尽管那时的精神生活不够丰富，但《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一批经典战争片已经开禁。重拍的《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也已经开始放映。对于我们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肩挑弯腰走百里”的社员来说，这些电影无疑也是来之不易的精神食粮。想想革命先辈，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壮志未酬，却已马革裹尸，热血洒疆场。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放下，酣畅淋漓地睡上一觉，第二天又大干苦干加巧干起来了。

“下雨了，下雨了”。深夜，有人起来小便，发现了这一新情况，呼叫起来。已经浅睡或深睡的社员，都一骨碌地掀开被子，十几个脑袋不约而同地探出门外，看着久违的雨水。一会儿，回到屋内，整个宿舍像炸了锅似的。有的抛帽子，有的哼小调，有的扭动着身子。明天，可以不上工地，甩甩牌，下下棋，尽心地玩一天，休息一天了。

开河结束后，我们生产队负责开坝放水，这是最兴奋的事了。河坝后面挖好了又深又大的坑，这叫“坝箱”，等待着最后一坝土的倒下，以确保河道深度不受影响。当滚滚的水流越过坝基奔腾不息冲向前方时，我们的心仿佛与奔腾的河水一起涌动着，澎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