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截至8月8日23时，电影《南京照相馆》票房逼近20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第一。这部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真实事件的影片，讲述了一群生活于南京的普通百姓在吉祥照相馆避难，被迫为侵华日军摄影师冲洗底片，意外冲印出证明日军屠城的罪证照片，毅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留存底片的故

截至8月8日23时，电影《南京照相馆》票房逼近20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第一。这部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真实事件的影片，讲述了一群生活于南京的普通百姓在吉祥照相馆避难，被迫为侵华日军摄影师冲洗底片，意外冲印出证明日军屠城的罪证照片，毅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留存底片的故事。

鲜为人知的是，电影中主角的原型人物罗瑾与《文汇报》之间，有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特殊渊源——正是《文汇报》34年前刊发的整版报告文学《血证》，让这位“藏相册人”被历史寻回。昨天，在福建省三明市融媒体中心的协助下，本报记者联系到了罗瑾的孙子罗峰并对其进行了电话专访，听他讲述爷爷与“屠城血证”的故事。

照相馆学徒的生死抉择

1938年1月，南京沦陷后的寒冬，长江路上的华东照相馆，15岁的学徒罗瑾，接到了一份改变命运的差事。“有个日本鬼子少尉军官，拿了两个120樱花牌胶卷，要我们为他冲印照片。当时我们并不在意地收下，要他三天后来取。”罗瑾在回忆录《历史的诉说》中写道。

当照片在显影液中逐渐清晰，罗瑾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画面——刺刀挑起的婴儿、被捆绑的青壮年跪成一排、日军站在尸体堆前狞笑，还有不堪入目奸淫妇女的暴行，每一张都深深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爷爷亲眼目睹过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还去收过尸，看到过那些断手断脚的尸体、滚动的头颅……”罗峰说，爷爷后来告诉他们，那一刻他既恐惧又愤怒。

和暴行画面同样刺骨的，是冰冷的刺刀。日军来取照片那天，用刺刀划破了罗瑾的棉袄，吼叫着“小鬼，别耍花样！”“我爷爷那个时候穿的是粗布棉袄，还有内衬，但就戳了两下已经戳穿而且见血了，这个刺刀是何等的锋利啊？！”罗峰感慨，每每听爷爷讲起这段往事，他都为之捏一把冷汗。“爷爷自己都说，那时候是真害怕。他知道，如果留下这些照片被发现，不仅自己要掉脑袋，师父、师兄弟和全家人都会被连累，一个都活不了。“那时候他也只是个15岁孩子，我们十几岁的时候还在懵懂度日，他却要在刺刀下做这么重的抉择。”罗峰语气里满是敬佩，“但爷爷那时候就坚信中国人民肯定会胜利，这些照片能够警示后人。”

最终，爱国的信念压过了恐惧，少年罗瑾决定冒险加印并秘密保存这些罪证。“一定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这些鲜血淋淋的照片，想办法保存下来。”罗瑾生前如是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当日军送来胶卷冲洗，他都格外留心。一旦发现记录暴行的照片就偷偷加印，并从陆续收集的30多张中精选16张最具代表性的制作成一本特殊相册：封面左上角画着一颗深红色的心；右下角画了一把日本军刀，刀已刺进心脏，心下有五滴血；右上角写了一个方形的“耻”字。“为了纪念这些死难的南京父老兄弟姐妹，爷爷将画面上的心、刀、耻都勾上了黑边，‘耻’字是颤抖形的黑边，以表达沉痛的哀悼。”罗峰说。

1940年，为了生计，罗瑾考进位于毗卢寺的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他把照片藏在床板下、屋梁上。1941年初，为了躲避搜查，他将相册藏进厕所的墙洞里，外面糊上泥巴。几天后，相册不翼而飞，当时通讯队里只有他有照相馆的工作经历，一旦事发后果不堪设想，他赶紧离开了南京，此后不知相册的下落。

颇为戏剧性的是，这本相册后来出现在毗卢寺的草丛中，被同在通讯队的吴旋发现，接力守护了近六年。1946年，当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征集日军暴行证据时，吴旋将相册上交。他在呈文书中写道：“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相册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铁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当年的报道，谷寿夫看到相册后“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最终被判处死刑。

如今，这本相册原件被珍藏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于2015年10月9日与国内各档案机构所存其他南京大屠杀档案一起，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藏相册人”重见历史天光

而相册的主人罗瑾，很长一段时间对自己的义举讳莫如深，连家人、朋友都没有告知。1985年，他跟随儿子来到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定居，并开了一家照相馆，取名上海照相。“我是在1991年左右到大田上海照相馆跟他学拍照、洗相片，之前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个事情。”罗瑾的徒弟郭雪玉回忆道。

直到1991年12月11日，一篇文章成为连接历史断点的关键线索。这一天，《文汇报》刊登作家徐志耕的报告文学《血证》，用一个整版的篇幅首次披露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罗瑾和吴旋冒死保存日军暴行照片的壮举。不久后，一位友人之子来大田看望罗瑾，提及《文汇报》刊载的这篇文章。“南京一名叫罗瑾的热血青年冒死保存着一本日军血腥屠杀中国人的相片册。这个罗瑾是不是您呀？”面对询问，罗瑾淡淡一笑：“可能是吧。”据1994年12月9日《三明日报》刊发的罗瑾专访记载：朋友的儿子走了，他心潮起伏，往事涟漪，特地写信给南京的朋友问起此事，对方寄来一份上海报纸。

“为寻找爷爷，南京市有关方面及一些历史学家曾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一直没有结果。”罗峰说，在终于找到爷爷后，工作人员反复追问：“您就是罗瑾先生？让我好找啊！”“他们很是感慨，并热情邀请我们去南京。”

“第一次是父亲陪他去（南京）的，第二次我们爷孙三人一起去的，那是1995年的夏天，穿短袖的季节。”罗峰还清晰地记得，爷爷时隔50多年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再次见到照片原件时的情形。“拿到相册，爷爷手是抖的，声音也是抖的，话都说不出来，老泪纵横。后来平复心情后，他说相册上面原本是有他名字的，写在什么位置、如何排布他都清晰地记得。”罗峰说，经过场工作人员确认，相册上面最初是有罗瑾的名字，吴旋捡到相册后，出于对原主人的保护考虑，把名字抠掉了。“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有人员备案，一旦相册被发现，看到上面的名字，会四处搜捕的。”罗峰告诉记者，这次南京之行还安排了爷爷和吴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会面。“走在去见面的路上，爷爷一眼就认出来吴旋，亲切地喊出‘你是‘黑皮’吧？这是吴旋的外号，因为长得比较黑，爷爷还说这位老友多年没什么大变化。”

身份公开后，古稀之年的罗瑾奔走于多所学校，讲述南京大屠杀的见闻，让更多人铭记历史。与此同时，开始撰写12万字的自传体回忆录《历史的诉说》，记录下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历史的诉说》共77篇，按时间顺序排列，从开篇《我的童年》至末篇《抗战胜利》，不仅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自己的亲身经历，还留有很多南京土话，能够丰富人们对历史真实的认识，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精神遗产。

“刚知道爷爷这些隐秘多年的故事的时候，我和家人都很震惊。”在罗峰的印象中，爷爷是一个和善的人，做事一丝不苟，对小辈很关爱，“没想到他这么勇敢，太令人佩服了，我们为他感到自豪。”罗峰从九岁开始跟爷爷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老人去世。“说实话，爷爷苦了大半辈子，晚年才算安稳。”他记得，爷爷拍照技术很受大家认可，常常看到他骑着摩托车出去给人照相，忙的时候来不及回家吃中饭，自己便负责给爷爷送饭。“送到照相馆，他特别开心。”罗峰告诉记者，从离开南京到在大田定居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爷爷是在上海生活的，在三林塘老宅也开了一家照相馆，名字和大田的一样，就叫“上海照相”。“2002年，家父病逝，我们全家离开大田回到上海。三年后，爷爷过世，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今年正值罗瑾逝世20周年，《南京照相馆》的热映赋予了这段历史新的传播力。7月26日，罗瑾的女儿看完电影后在朋友圈写道：“亲爱的爸爸，我今天去看了影片，你的思想留在了人间，我要向您学习，一定不忘国耻，做一个正能量的人。”罗峰说，影片能让一代代中国人记住那段惨痛的历史，也就不负爷爷保护“血证”的初心，足以让一家人感到无比欣慰。

从1938年南京暗室中罗瑾颤抖的双手，到1991年《文汇报》的寻觅和记载，再到2025年暑期档银幕上的光影重现，这是历史的接力——凡人微光，照亮前路！

来源：文汇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