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其后的张竹坡批评的体系更完整,影响更大,在明清小说评点史上的地位更高,但崇祯本批评是第一次对有别于《金瓶梅词话》的文人说散本所进行的批评,甚至可能与后者同步产生,其对于《金瓶梅》研究的意义不容置疑。

崇祯本《金瓶梅》(即《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又称说散本、绣像本等)批评,是现存《金瓶梅》评点中最早的一种。【1】

虽然其后的张竹坡批评的体系更完整,影响更大,在明清小说评点史上的地位更高,但崇祯本批评是第一次对有别于《金瓶梅词话》的文人说散本所进行的批评,甚至可能与后者同步产生,其对于《金瓶梅》研究的意义不容置疑。

仅从小说理论角度而言,其大多数眉批虽引而未发,仍显露了批评者体察入微的艺术眼光和启人心智的理论思考,在晚明批评史上自占地位,同时也对后来的张评及文龙批评产生了深刻影响。

事实上,后二者都是在或多或少地承继、发挥或者批判崇祯本批评的过程中完了自己的理论阐发。

本文将要展开的,就是对崇祯本批评最核心的理论贡献时论,包括三个方面:世情论、人物论和文法论。试详论之。

一、世情论

在小说理论界,“世情”概念的真正成立,始于鲁迅对这部名著的评价:“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2】。

而所谓的“世情书”,鲁迅也在本篇开头即已定义:“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调之'世情书'也”【3】。从此学界才有明确的“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之称。

但考诸其实,早在《金瓶梅》第一次以评点本的形式出现时,崇祯本批评者就已拈出“世情”二字:

……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无疑说明了批评者对这一概念既有明确、清醒的认识,并自觉地以之表达、阐发自己的观点。

在另外的多处眉批中,他还用到“人情”的概念。如“摹写展转处,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之精神所在也。……”(第二回)

“问答语默恼笑,字字俱从人情微细幽冷处逗出,故活泼如生。”(第八回)等等,也同样接近了“世情”的论说范围。

正如黄霖先生所说:

“用'世情’这个概念来评价小说,当时冯梦龙等人已有所运用,但从来没有像《新刻》评点(引者按:即本文所谓崇祯本批评)这样突出。'世情’两字,从此就成了我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常用的特有概念。”

而从崇祯本批评者所使用的这两个词的意义上看,与后来鲁迅的定义相差无几,都是指对于社会诸相,人间炎凉的描摹,而《金瓶梅》这部小说所带来的新鲜气象,正在此处。

这也是崇祯本批评“世情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内涵。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线装本

崇祯本批评者笔下的“世情”、“人情”等,大都着眼于晚明的特定时代特征,暴露社会的种种恶态,人与人之间金钱化、物质化了的交往关系等等,一句话,是“炎凉”,是“冷暖”,是“轻薄”。

在崇祯本批评者生活的那个时代,日渐沦丧的道德感和廉耻心造就了物欲横流、人欲纵肆的种种丑恶社会景观,批评者对其时的社会风气大感痛心,深恶痛绝之,于是不断借手中之笔,将之冷冷刺破。

《金瓶梅》第二十回写娼家假态,妓女李桂姐虽被西门庆包养,却又偷偷接客,西门庆撞见后,怒不可遏,大闹了丽春院。

崇祯本批评者在此处下一眉批道:“此书妙在处处破败,写出世情之假。”

又如第三十五回,写西门庆的结拜兄弟,帮闲破落户白赉光赖在他家里不走,西门庆无奈,只得叫人摆放桌子,拿出了“牵荤连素”的四样小菜,打发他吃了走人,批评者于此评道:“只吃物数种，写出炎凉恶态,使人欲涕欲笑。”

第四十二回又写到同为结拜兄弟的谢希大与祝实念等人元宵赏灯,西门庆单请谢希大吃酒,谢便在人多处偷偷抛开他人赴宴。

批评者叹道:“不过一杯酒,无大利害,便东藏西躲,半路抛人,写出交情之薄。”

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而其“世情之假,往往从真来,故难测识。”(第八十九回)的批语,更使批评者的“世情论”走向深化。

上层官场中的腐败现象虽并非是小说着意暴露、批判的重心所在，但作为世情之相,批评者也没有把它轻轻放过:

“蔡京受私贿,擅私宠,作私恩,已画出一私门矣。而翟谦私人又致私情,托私事,以私易私,一丝不乱,作者排笑至矣。”(第三十回)

“写私门之广,不独一提刑也。”(第六十七回)

“包苴贿赂如此,尚有法守乎?”(第七十回)

“黜陟贤否,朝廷钜典,乃咨及市井之人。甚矣,钱神可畏而官箴可笑也。”(第七十六回)

甚至直接批判最高层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土木珍玩之费如此，安得不民穷盗起?”(第七十八回)

不惟大胆揭露统治者与下层百姓的尖锐矛盾，而且还深入地揭示了封建时代丑恶世情的最终根源。

在崇祯本批评者看来,小说对世情穷形尽相的描写,乃是为了对世态之炎凉多所“刺”之的,这就赋予了他的“世情"论以极强的战斗性。

“此书只一味要打破世情,故不论事之大小、冷热,但世情所有,便一笔刺入。”(第五十二回)

更进一步,非但要对世相“一笔刺入”,而且还指出小说作者之“大意”正该由此体现。

如第九十回眉批就说:“凡西门庆坏事必盛为播扬者,以其作书惩创之大意故耳。”

第九十一回,孟玉楼嫁往李衙内家时，《金瓶梅》作者有一段关于西门庆平生淫人妻女，死后终遭恶报的因果报应的评论，崇祯本批评者于此处评论道:“此一段是作书大意。”

着眼于此,其批判的矛头就更多地指向当下:“此为世人说法也,读者当下须猛省”(第六十九回)、“近来刑狱,大抵如此”、“画童较近时未冠觉有操守”(第七十六回)。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书影

他在批评中对此不厌其烦的强调,固然是其“世情论”中一个具有理论价值的基本评价,同时也在事实上为(金瓶梅》了不遗余力的辩护:

围绕着长期以来关于《金瓶梅)是否“淫书”的争论,崇祯本批评的这些辩护之词,即使不是后来张竹坡的"非淫书论”的起点,至少也可为其启蒙了。

还需要补充的是,在崇本批评者看来，《金瓶梅》是一部暴露的书,是写丑的，所以,写“世情”的手段之一,同时也是目的之一，就是使读者感受到“世情”之“冷”，

正因为认识到”此书只一味市要打破世情“(第五十二国),所以他才说：“此书妙处,只是一冷。“(第八十四回）

即使作者的伏笔,也是”伏冷脉“（第八十二回）在某种意义上说，“冷”可谓是“世情”论合目的性的依据。

对“世情”论的这种理解，不仅仅影响到张竹坡的评点（张评所继承崇祯本批评的遗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冷”“热”对比解释小说的整体构思），而且本身就是古代小说“世情”论的一种深化。

黄霖先生是最早论述“世情论"的“金学"家,他将“写时俗”、“重人情”、“多白描”、“合情理”视为“世情"论的主要内容。这是极为精当和全面的。【6】

对“时俗”的讨论,是“世情"论的一种宏观阐述:“白描”手法,又正是表现世情的有效手段。这些论述在黄霖先生总结出的“世情论”中已有充分的展开,此不赘言。

而与“白描”相关联的，还有崇祯本批评者对于“穷极境象”的另外一种说明——场景描写。这应该也是“世情”论的一个方面。

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早已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要求:“世情”描写,既是在世俗情状中显出其深义,自然就更应该着重于场景——环境的安排和再现。

崇祯本批评中，就把“场景论”引入到了“世情论”中。如第十二回写应伯爵等人帮嫖丽春院,“佯嗔故恼,冷帮热衬,哄然一堂之上,仿佛如睹”的场景描写,不仅生动地传达出一种气氛、一种情态,而且,将妓女之假(“佯嗔故恼”)、帮闲之丑(冷帮热衬)都摹画出来,正是对“世情”入木三分的刻画。

第九十六回,已被赶出家门而却婢作夫人的春梅重访故家庭园,目睹物非人非而感慨万千,此时一段“燕去巢空一片荒凉情境,那能不伤心泪”的眉批,就恰当地指出这一典型环境描写所起到的暗示人物心境、渲染全书气氛的作用。

有了“场景”这个展示人情事理的大舞台，“世情”论也就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崇祯本《金瓶梅》回目

二、人物论

人物论是中国小说批评中极有理论价值的一个方面。中国小说人物论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当为“传神论”。

这一借自画论而在明代小说批评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小说批评范畴,在诸如袁无涯刻本《水浒传》中李贽的评点,叶昼托名李卓吾,及金圣叹对同一著作的批评中,都被大量地使用。

如袁刊《水浒传》第三十八回的一处眉批:“只三个字神形俱现”;容与堂本《水浒传》批评第三回回末总评中的“描写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及第二十四回眉批“传神,传神,当作淫妇谱看”等等,都是将画论中的“传神论”直接引用到小说批评中来使用的。

而到了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早已不再简单地袭用这一语词,而是将之生发开来,具体地阐述对人物之“神”的多方面的传达。

如上述袁本的眉批,本是就小说中描写李逵“黑凛凛”外貌的批评,金氏接着评点道:

“‘黑凛凛'三字,不惟西出李逵形状,兼画出李逵顾盼,李逵性格,李逵心地来。"(第三十七回)

着眼点已是对人物的全方位描画,将“传神”论发展到更为成熟的阶段。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金氏“传神论”的理论内涵,在崇祯本批评中就已经得到了丰富和深化。

最常出现在崇祯本批评中的几个词语——诸如“传神”、“最得其情”、“口角宛然”、“如画”、“口角逼真”等,其实都是从“传神”角度对于人物刻面的品评。

批评者对人物外形、语言、行为乃至心理描写等,也都以能否“传神”为标尺衡量:“描来素服倩粧,眉目生动。”(第六十八回)

是从外貌描写着眼:“一低字,一斜字,写出美人醉态。”(第十四回)是看出人物动作的神韵:“娼家假态，曲曲写出。”

(第十二回)“骚丫头一种不能自持情态宛然”(第二十四回)等,本身就是对人物的神态、情致的生动摹写:“妇人家一种似斟酌、似算小心肠如画。”(第六十三回)则已接触到在中国小说中并不多见心理描写。

如果说金圣叹将中国小说理论中的"传神论”发展到了极致,那6么，崇祯本批评是通向这一极顶不可或缺的一级台阶。

细心探究起来,崇祯本批评个别评点对于“传神”的阐释尚有着更为灵活的延展性。

第十三回的一处眉批,“语语情见乎词,瓶儿虽淫,毕竟醇厚。"其实是认为,简单的人物语言,传达出了瓶儿性格上的多个侧面来。

如果说上述金圣叹对李逵的评点,是有关人物形象的广度的话,这里的评点,就因着重凸显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增加了其批评的深度。

有时,“传神”不再仅仅静止地呈现人物性情和性格,而是更深一层地展现出人物性格的变化来。

“金莲欢时讥刺,无一字不韵趣动人,一至瓶儿生子后,便强口硬舌,……一味心忙情急,无忌惮矣，作者传神至此”(第三十一回)这里,作者是把金莲在不同情境下的性格的侧面或者改变传达了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人物性格与其生活境遇的统一。

本来,人物性格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呈现出其生活的原生状态,才是传神的至高境界。

这正如叶朗所说:“’传神’的概念则不仅要求写出人物的个性特点、而且要求写出社会实际生活的情理，因为人物的个性特点正是为社会生活的情理所规定的。“【7】

第九十六回“春梅姐游旧家池馆”,在西门庆灵前祭奠恭一番，“落了几点眼泪”,在这个对自己一生形成莫大影响的亡灵面前,怀念有之，痛苦有之,一点不含之情愫当亦有之,自是含有无限感慨,从前旧事,一齐涌上心头。

而其身份之变化,当日被逐出门时的恼恨记忆,又使她不能放任自己的感情。批评者于此批道:“春梅此时,哭则情深,不哭则情浅,落几点眼泪、不深和浅,最得其情。"

认为小说真正写出了不乏真“情”,且由“社会情理”所规定的特定人物的个性,亦可谓读书得间者也。

更可贵的是,崇祯本批评者还强调了人物性格变化之社会因素。

第八十九回写吴月娘偶遇被自己赶出家门的婢女,而现今社会地位已居其之上的庞春梅，其态度就足令人感慨:“月娘何前倨而后何恭?人情乎?势利乎?君子乎?小人乎?思之可涕。”

联系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人物性格的刻画就有了坚实的现实依据。

《金瓶梅》插图

人物语言的表现力,也是人物塑造是否成功的关键,崇祯本批评者同样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第六十五回眉批“一语同一意,而口角各肖其人”,是对不同人物应有不同语言风格的肯定,这让我们想起金圣叹对《水浒传》人物语言艺术的赞赏:“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声口。”【8】二者都是在强调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其他如第九回眉批中“二语于金莲性情得其似。”“是小厮家激切没忌避口角。”

第三十九回中的“是妇人信神口角”眉批等等,则是在称扬小说能以语言传人物之神的高妙。

从另一个角度看,个性化的语言也是人物形象个性刻画的题中应有之义。

“金莲之动、玉楼之静、月娘之憎、瓶儿之随,人各一心,心各一口,各说各是,都为写出”(第五十一回)与金圣叹的“人有其声口”即相差不远,都提示出语言的个性化和人物性格个性化之间的联系。

至于第七十五回中“老人家口角。然亦见其是贫婆常语”的批评,则指出恰当的“口角”不仅符合人物的年龄,更能同时刻画出人物的社会地位。这就比一般的对语言艺术的称赏看得更高了一层。

“人物语言的性格化,也就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语言中反映出这个人的独特的身分,独特的经历,以及他在社会生活的具体矛盾中所处的独特的地位。”【9】

也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还原真实,真正将人物写活。应该说,崇祯本在这里的批评,是深刻地领会到了这一真谛的。

人物的语言、行为等可因塑造人物性格而获得其价值,反过来,性格又是前者的决定因素。

如第五十九回写西门庆宿妓女郑月儿时两人的虚伪做作恶态时,崇祯本于此眉批曰:“郑月儿深情人,不肯便满面春风。西门庆又恐失官体,所以乍见时踈踈落落。”

对此龌龊勾当非但并无恶感,反为之设身处地甚至加以美化,固然流露了作者以“尊情”、“重情”为口实的低级趣味,【10】但仅从人物论角度着眼，两人的举止情态又的确是二人性格在特定环境中的真实体现。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在个别的评点中,批评者甚至走向了性格决定论:“试看春梅神情、意致,口角间露一种骄心傲骨,后来结果已见一班(斑)”(第三十四回)、

“阴毒人必不以口角伤人。金莲一味口嘴伤人,毕竟还浅,吾故辨其蓄猫阴害官哥,为未必然也”（第三十九回),姑且不论其对于庞春梅与潘金莲这两个主要角色言行的道德及价值判断是否正确，但都是将她们的性格作为其各自行事或日后命运结局的依据,而这,又是通过她们在面对不同生活境遇时的语言、行为等表现自然呈示出的。

当然,要出色完成对一部大书中上百个人物的性格刻画,更需要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这在明代小说理论家们的人物论中都有过精细的探讨。

叶昼在《浒传》第三回回末总评的一句评点,至今传诵人口:“《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

一部小说中总有几个人物是相对立而存在,并在对比中显出各自的面目来。

写出他们之间的同与不同，就会同时把几个人物写话,塑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性格来。

在《金瓶梅》中,李瓶儿与潘金莲恰恰就是这样一对互相对立、互相映衬而存在的人物形象,崇祯本批评者于是特别留心这二人之间的异同:

“然此迂而可笑处,正隐隐画出瓶儿之为人。不然,则又一金莲矣。”(第十三回)

“始终无一言,瓶儿毕竟老实。使金莲当此,定另有一番妙舌矣。”(第十九回)

“瓶儿一味嫣润机变,不及金莲乖恬雅过”(第四十六回)

等等。尽管二人很多时候都被崇祯本批评者称为“淫”妇人,其“淫”虽同,但在崇本批评者眼中,还是不能掩盖她们的一举一动之间呈现出的各自性格差别。

此外,像潘金莲与孟玉楼、春梅,乃至与宋蕙莲的对比,还有其他一些可资比较的配角人物间的相互对比等等,批评者都发表了一些议论,如同为丑类,“薛太笑得直、笑得孩,温秀才笑得矫、笑得腐。”(第六十四回)

同为丫环,“春梅热闹,迎春冷韵”(第七十五回)等等,都具见崇祯本批评对人物个性刻画的重视与辨析之精微。

《崇祯本研究》 杨彬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

三、文法论

明代小说理论中的“传神”主要是从画论中借用过来,而“文法”的概念,则是从宋代就已体制大备的古诗文评点，甚至时文——八股文的评点中借壳包装而成的。

晚明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是八股文的普及及其评点的盛行。

它们对当时文学乃至文人的影响之巨，诚如郭绍虞先生所言:“明代的文人、殆无不与时文发生关系;明代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殆也无不直接向接受着时文的影响。”【11】

明代小说的批评家们,其主体正就是这些“接受着时文的影响”的中下层文人,在他们的小说批评中,也就无时不自然流露出“时文手眼”。

万历三十八年刊行的袁无涯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中就说:

“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

其中对“旨趣”、“警策”、“精神”等的重视,正自报出古文评点的家门。

这也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首次借用八股文法,对小说艺术文法做出归纳总结的批评论述,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最早的“文法论”,与后来的小说批评中金圣叹的详论“文法”、毛氏父子所谓的“叙事法”、张竹坡的“笔法”以及脂砚斋的“文章法”一样,都是在讨论小说的“作文之法”——这里的“文”,是特指“文章”的。

崇祯本批评第一回的一处眉批,就透露出了这一消息:“引起三段,格法一变,更见灵活。”

还有像第二十八回“到此方结出大意”的批评等,都是典型的时文批评的语气;而“叙拜见先后轻重节次,字字有心,直从太史公笔法化来。”(第十四回)

以及“金莲俏心微意,……又深又冷,纯是史迁之妙。”(第二十一回)等等,则又是以古文文法来衡量小说,显示着批评者与同时代的其他批评家们一样,自觉不自觉地从古文和时文文法的角度来分析、评点小说。

在贯彻袁本《发凡》中提出的主张时,它不仅批点了字、句,而且对全书主旨也给予较多的关注。

这里,我们仅就崇祯本批评中最常使用的“文法”论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简笔”与“繁笔”——及相关的小说创作技巧进行详细的探讨。

《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不管是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摹写世情的生动、准确,还是自然主义的不加选择的对生活原生态的复述,平心而论,《金瓶梅》多少失于琐屑。

但崇祯本批评者却常常能发现并准确地指出小说中简笔运用之巧妙。

如第十四回眉批云:“饮酒中不序一语,只用'饧成一块’十一字包括,而当时嬉笑狎昵情景宛然。人知其烦而不知其简之妙如此。”

第六十二回又有云:“梦语一解便赘,只一咂嘴跌脚便了,何等简透。”这其实在提倡一种简洁而又非简单的行文笔法。

所谓“其简之妙”,所谓“简透”,都是说明笔墨虽少,叙述虽虚,但正足以“传神”而其味自永,这正是古文及时文笔法中普遍提倡的“简法”——简笔之法。

当然,对于叙事文体的小说而言,“繁笔”的妥当运用及其达成的效果,更常为评点家称说不已。

崇祯本批评者首先看中的是小说作者于“琐屑处生无限烟波”(袁小修语)的本事:

“闲言碎语都有根据,始知从前一字不可减。”(第十三回眉批)

“偏在绝设要紧弄巧，一味文心细冷。”(第二十二回眉批)

“没一些要紧,说来却是人极要紧心事,专在冷处摹情,使人不测。”(第二十三回眉批)

……所谓"要紧”,指的是小说结构、情节中的大布局、大关节,这在作品创作中自是极重要构思,也是对小说最终论定的关键所在;而一段似乎无关大局,甚至或会使行文拖沓枝蔓的闲言碎语,却在场景描绘、气氛调节、情绪调动以及文脉前关联等各个方面,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虽不免有强口硬舌为之护的意思,但在某些特定的场面描写中,应该说,其辩护是充分和有根据的。

至于上引眉批以及第二十四回的这处眉批:“借蕙莲映出元宵景致,绝不冷落”等等,更是揭出作者刻意追求的“冷”意象的形成,以及“绝不冷落”的叙事效果。

这同样为后来的张竹坡评本“冷”、“热”说张目。

从崇祯本批评角度看,小说中这样的写法,既铺写了场面,又刻画了人物,正所谓“一石双鸟,一喉两声”。批评者的“俏心微意”,让读者及时领略到作者的妙笔。

“繁笔”之“繁”,体现在对于细节的精细刻画和寓意丰富。

在崇祯本批评者看来,《金瓶梅》是一部充满寓意的小说,许多细节描写也是如此。

第四十九回,写梵僧到西门庆家,小说中有如下一段场景描写:

那梵僧睁眼观见厅堂高远,院宇深沉,门上挂的是龟背纹虾须织抹绿珠簾,地下铺狮子滚绣球绒毛红线毯子,堂中放一张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愣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绦环样须弥座大理石屏风,周围摆的都是泥鳅头楠木靶肿筋的交椅,两边挂的画都是紫竹杆儿绫边玛瑙轴头。正是:

“鼍皮画鼓振庭堂,乌木春台盛酒器。”

这里对西门庆家陈设的巨细无遗的介绍,就如未加剪裁的视频录像,繁复琐碎。

然而与小说中他处的此类描写——如对筵席菜单的罗列,器物形象的等等不同的是,它不仅意味深长,也可谓全书情节的一个转捩点:

作者选用了一些不免有些不雅的意象,暗示出梵僧所施之药,以及西门庆将更加放纵直至毁灭的情欲生活。

《评点》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张竹坡于此段有数处夹批,如“像什么?”、“狠像什么?”、“又像什么?”、“更像什么?"最后点醒读者:“还像什么?《水浒》中人所云‘一片鸟东西’也。”揭出作者之寓意。

崇祯本批评者于此段上亦有眉批:“读此书者于器用食物皆病其赘,诚潜心细读数遍,方知其非赘也。”

虽并未具体阐释此大段铺写的深意所在,但实已点出了此中奥妙【12】,以及表面似繁而实不能省的原因所在。

小说第五十一回,写西门庆在与潘金莲淫戏之际,还拿扇子逗弄床上的一只白狮子猫。对这一戏谑般的笔墨,崇祯本批评者也并未轻轻放过,而是联系到居来官哥被猫惊吓而死,做出了细心的解读:

“此处人只知其善生情设色,作一回戏笑,不知已冷冷伏雪狮子之脉矣,非细心人不许读此。"

则又说明了“繁”笔的另一种功用——“生情设色”,为后文情事作铺垫,这更是指出所谓“繁笔”在情节构思及结构关合上的价值了。

这后一种评语,还接触到另外一个古文中常用到的技法:伏笔。崇祯本批评者非常注意行文结构上的安排及文情的前后关联——所谓“文家勾合之妙”。

他常用“伏”、“脉”来说明小说情节上的前后联系,体现了崇祯本评者对于小说构思的整体观。

如孟玉楼镌有“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的子,最早出现于第八回中,后来陈敬济偶然捡到,于是就有了第八十二回潘金莲从陈敬济袖子里摸到,并以为陈与孟有奸情的情节,崇祯本批评者即于此时眉批曰:“八回中便有此管,只以为点缀之妙,孰知其伏冷脉。至此始悟高文绝无穿凿之迹。”

虽或有溢美之嫌,但联系到此簪在第九十二回中还生出了一段情节——陈敬济借此讹诈孟玉楼而反吃官司，从此景况更是一路向下。——那么,其在第八回出现不仅“为点缀之妙”,却也是无可争辩的。

“金莲往事,无意中又闲提一过,前后之脉落俱灵。”(第十五回)

“分明要说睡鞋,却从平底高底慢慢衬入,何等苦心细脉。”(第二十九回)

这些批点,同样有力地说明了批评者是将整个一部大书看作一个整体,并从此整体观出发,为小说中诸多的可能会令人生厌的细节、“琐屑”描写找到其必要性。

诚然,古代的小说评点,大多是无系统、感发式、随意性的,崇祯本批评也不免此病。

它甚至并未如后来的金圣叹、毛氏父子等人那样,归纳、总结出诸如“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偷度金针法”、“横云断岭法”等等那么多的“文法”来。

但这并不说明崇被本批评没有总结“文法”的努力。如第二十一回及第六十五回就有眉批曰:“此文家躲闪法”、“绝妙躲闪之法”。

另外如第五十七回:“只以几句便了酒中情景,是文章捷收法”、第七十三回“高文妙法,子长以下所无”等等,就连其“余波”等词语的表述,也是深合"文法”的。

这些批评,虽语焉不详,缺少具体的理论阐述,却也让我们看到了崇被本批评者的艺术思考。

实际上,崇祯本批评者在这些评点中表现出来的小说美学或曰文法理论,也成为后人所总结之“法”的理论前奏。

浦安迪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崇祯本批评)有相当数量的批注涉及某些结构形式,或更精确地说,涉及小说写作技巧方面。这里,崇祯本评注者袭用了当时其它领域的许多评论词汇,它们后来就成为清代评论家们惯用的术语了。('伏’笔，‘回照’、'烘染’、'点缀’、波澜’等等)”【13】

黄霖先生则更为具体地指出二者之间的历史联系:

“除了这类直接指出文章之‘法’外,还有一些虽未明说,但实际上已经点到,再由后人标明的。

如第十回、第七十三回等所评的'绵里裹针’、‘绵里下针’的'妙法’,就是后来金圣叹所说的'绵针泥刺法’;

第十、二十二、六十一回等评的'线索之妙’、‘映照得妙’、‘针密如蝨’等,就引出了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

第十二回所揭示的'冷帮热衬’和第五十六回所评的'穷鬼已自可怜,而复写一段富贵饱暖受用,与之相形’也近乎金圣叹的'背面铺粉法’。”【14】

古文及时文文法深刻地影响着崇祯本批评,后者又给更后来者以灵感和起点,这正是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事物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

而崇祯本批评的理论价值,至少从它在明清小说评点序列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得到体认。

《与清河》 黄霖 吴敢 赵杰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

注释:

[1] 现存《金瓶梅》的文本批评除本文所论述的崇祯本批评之外,尚有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张竹坡刊行的“第一奇书”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的批评(后人习称为“张评”)以及文龙批评。张评无疑是《金瓶梅》评点中最著名的一种,以至刊有张评的各种“第一奇书”本成为清代以后《金瓶梅》的通行本;文龙批评亦包括回末评、眉批及夹批,清代光绪年间由时任南陵知县的文龙(字禹门)墨写于清“在兹堂第一奇书“刊本《金瓶梅》上,上世纪 80年代刘辉于北京图书馆首次发现。

[2][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目前存世的崇祯本《金瓶梅》的重要版本大的有六种：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藏甲乙两本、天津图书馆藏本、首都图书馆藏本。各本所存的批评数量及内容、形式都不完全相同。上述各本,笔者都曾亲所寓目,并对其眉批略作比勘、校对,异文取其较优者录之。参见抽作《从眉批形态试论崇祯本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载《金瓶梅研究》第九辑,齐鲁书社,2009年。本文所引崇祯本批评文本,均为笔者据上述六本所整理。

[5][14] 黄霖《(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6] 黄霖《金瓶梅与古代小说世情论》,《金瓶梅考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7][9]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4页,第77页。

[8] 《金圣叹全集》(一)《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另:其《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也提出了对人物语言的要求:“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

[10] 参考拙文《“尊情观”与崇祯本批评》,《金瓶梅研究》第八辑。

[11 ]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422页。

[12] 通过此前小说对梵僧的形象的描写,他就已看出了个中端倪,并且两次批道:“你看此僧却象何物?"“和尚举止与阳物原差不远。”其实早就识破作者之机心了。

[13] [美]浦安迪《取中之瑜——论崇祯本的评注》,徐朔方编选校阅,沈亨寿等翻译《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文章作者单位： 东华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第七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与清河》，黄霖、吴敢、趙傑主編。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版）。

来源：金学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