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听到“人民公仆”，人们总会心怀敬意，想起焦裕禄、孔繁森等清廉正直、勤政为民的典范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公仆精神，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虽与世长辞，但精神长存。为何官员多自诩为“人民公仆”而非“父母官”？“父母官”原是封

听到“人民公仆”，人们总会心怀敬意，想起焦裕禄、孔繁森等清廉正直、勤政为民的典范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公仆精神，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虽与世长辞，但精神长存。为何官员多自诩为“人民公仆”而非“父母官”？“父母官”原是封建时代对地方官的敬称，强调道德修养，但后来逐渐演变为以家长姿态自居，对百姓颐指气使、作威作福。相比之下，“人民公仆”概念出现较晚，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但丁在其政治名著《论世界帝国》中‬最先提出，如今‬指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党政干部。

“公仆”一词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源自对英语“public servant”的意译，其现代含义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及启蒙思想密切相关，原指“为公众或公共利益而劳动的人”，后指“国家公职人员”。据考证，日本人在19世纪末已将该词译为“公僕”，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传入中国。严复早在1895年就曾提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此处所谓的“公仆隶”可能就是对应英语“public servant”。梁启超在1899年流亡日本期间，在《清议报》发表《饮冰室自由书》一文中最先使用完整的“公仆”一词。由此可见，“公仆”是在清末中西日文化互动中生成的“日语借形词”。

甲午战争后，西方民主思想如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在中国广泛传播，“公仆”概念的使用群体也从精英阶层扩大到社会大众。以天津《大公报》为例，辛亥革命后一年内，含“公仆”词汇的文章多达50余篇，是该报创刊至辛亥革命前近十年相关文章数量的两倍多。“公仆”概念在辛亥革命前被中国知识界和少数政治精英接纳使用，主要因其“文化兼容性”强，能发挥政治动员功能。“公仆”与传统的“大人”“老爷”称呼反差大，又与“民主”“民权”等概念相连，能迎合民众反对专制的心理，唤醒反抗精神；民众对传统“仆人”形象熟悉，更易想象和感知官吏的“公仆”形象，其简明易懂的特点也使其成为政治动员的话语符号。

中华民国建立后，“公仆”概念迅速传播，这得益于政治家的主导推动及其合法性建构功能。新生政权借话语变革彰显进步，维护合法性、巩固权力。在‬政治官员当中‬广泛使用“公仆‬”概念‬，孙中山在文电和公开场合多以“公仆”自称，如称总统为“自由国民所举用之公仆”、自诩“国民公仆”；政权以制度推动传播，孙中山颁布临时大总统令革除前清旧称，强调官厅职员是人民公仆。在精英倡导下，渴望“话语权”的底层民众也很享受“当主子”的感觉，但政治功能大于实际意义。民国初创政局动荡，民主共和成果被专制和军阀混战取代，“公仆”概念虽被袁世凯等人标榜，却已沦为有名无实的政治口号。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虽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建立共和制，却未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解放，也未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假共和”频现，李大钊曾为此哀叹。在此背景下，“公仆”概念虽传播使用，但受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缺陷制约，难以名副其实，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皆是如此，1946年上海《大公报》的《谈公仆》一文就针砭时弊，指出资产阶级“公仆”只是哄骗百姓的幌子。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人民民主政治形态下，公共权力真正源于人民、为人民所用、为‬人民‬谋利并受人民‬监督，才产生真正“公仆”。由此，中国共产党升华的“公仆”概念成为构建中国政治现代性的重要话语工具。

不可否认，官场中封建等级观念残余的‬“官本位”思想并未销声匿迹。封建社会中，官居百业之首，不同等级官员享有特殊待遇，逐渐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生价值、成就与地位的“官本位”意识。如今，封建等级官僚制度虽已消逝，但此意识仍潜藏于部官员脑中。有此意识者，常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位等同于封建“官位”，不谋人民之利，只为显赫自身、光宗耀祖、捞取好处；不视己为人民公仆，反以“官老爷”自居。他们对事业或消极怠工、敷衍了事，或沽名钓誉、弄虚作假，甚至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成为“害群之马”。因此‬，摆正人民公仆与群众关系，是从严治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一环。

来源：幸福柑桔r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