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谜|何处寻屈子:(9)回归屈原学界回声

360影视 欧美动漫 2025-08-10 07:50 1

摘要:夫学林之兴,贵在穷理;考辨之要,重于实证。郧阳凌智民先生,少习格物之技,壮营实业,而独契古地理之幽微。当其溯沧浪、索屈子行迹,初若空谷跫音,十方学人或嗤为虚诞,或目为争地。然先生秉烛披图,履岩壑而辨残碑,考金文而破旧诂,积十年之功,终使沉珠重耀。观其发轫于鄂君

第九章:学界回声

夫学林之兴,贵在穷理;考辨之要,重于实证。郧阳凌智民先生,少习格物之技,壮营实业,而独契古地理之幽微。当其溯沧浪、索屈子行迹,初若空谷跫音,十方学人或嗤为虚诞,或目为争地。然先生秉烛披图,履岩壑而辨残碑,考金文而破旧诂,积十年之功,终使沉珠重耀。

观其发轫于鄂君启节,释四水之方位如庖丁解牛;继而证汉北沧浪,合《抽思》《渔父》之遗韵。匡裕从、刘玉堂诸宿儒首肯于前,方铭率屈原学会七贤踏勘于野。小孤山石印证北姑,沉子河波暗合招魂。尤以舟节地理密码摧破千年迷障,载于《光明》首刊,所谓「据逻辑高地而俯瞰群议」者,诚非虚誉。

至若端午龙舟之祀存于韩家洲,尧都遗迹隐于汉皋,皆田野之实获。虽汨罗旧说已入典册,然刘彬徽初欲檄讨而终折服,梁枢谓「可爱者未必可信」,足见真知终不可掩。今教育部更教材,两湖修方志,岂非薪火相传之验乎?

余感先生以工科之精严,补文史之阙遗。其考沧浪非止证地,实为屈子招魂;辨舟节岂惟释字,乃导楚史归航。故述其颠末为序,俾后之览者,知学问当破畛域,真理必践山川。道不孤而行且远,俟河清其可期也!

凌智民首先将“沧浪文化”的研究结果整理成书,印了几本样册散发给十堰文化学人请求批评指正,面对这个在文化界名不见经传的企业老板,没有几个人有兴趣系统地看上一遍,甚至还有人连书都没有细看就批评说:十堰研究沧浪文化和屈原文化,是空穴来风,是在和别人抢文化。

但支持凌智民研究的学者还是大多数,在这些学者中,首先是郧阳教师进修学院老院长匡裕从教授,匡老还向凌智民推荐了国内著名的楚学家刘玉堂,要凌智民将沧浪文化的研究成果请刘教授鉴定。

刘玉堂教授看过凌智民的文稿后,迅速把华中师院副校长黄永林教授,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傅光典会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导罗运环教授,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导王玉德教授,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导姚伟钧教授,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院文清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张硕教授等专家召集在一起听凌智民汇报。

专家们认为凌智民对沧浪文化的定义准确,对沧浪文化发源地的要素分析全面,对发源地的要素的论证证据可靠。

2013年9月29日,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主办的沧浪文化发源地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华中师范学院召开,在会上,凌智民发布了沧浪文化研究成果,湖北省各大媒体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会后,罗运环教授告诉凌智民:“我已经看过你的其他文章,你对《鄂君启舟节》的研究很有道理。”并且告诉凌智民,他受邀对南阳新发掘的墓葬进行鉴定,可能鄂就在南阳一带。

2014年3月26日,中央电视台在探索发现栏目播放了《迷雾中的古鄂国》。凌智民看到后十分欣喜,立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别寄给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并静候回音。

5月6日,是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从国外讲学回国的日子,凌智民5日就从十堰赶往北京。方铭教授看了凌智民拷贝的《迷雾中的古鄂国》后激动不已,当即组织北京的相关专家一起听凌智民汇报。

5月7日下午,中国屈原学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凌智民对屈原投江地的研究成果。方铭教授主持了会议,参加会议发言的专家有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廖名春、姚小鸥教授、赵敏俐教授、黄震云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邓瑞全教授,中国屈原学会理事梁枢教授、王小宁等。专家们对凌智民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议决定尽快组织专家到郧阳实地考察,并在郧阳召开年会。

2014年7月23日,方铭教授率中国屈原学会的七位副会长和专家团队专程来到了郧阳。沧浪洲、沧浪水、濮地、屈源河、沉子河、店子河、归仙河、令牌石、大楸木沟、小楸木沟。一个个地点,一个个故事,学者们流连忘返。本来一天的考察活动,在专家学者的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天,即使这样,专家学者们仍意犹未尽。

2014年9月6日,光明日报以《屈原与郧阳》为题,刊载了中国屈原协会专家考察郧阳的结果。

2014年9月16日,《光明日报》以《屈原与郧阳》为标题,以整版篇幅刊载了这次考察的成果。2014年11月,方铭教授再次带领专家来郧阳继续考察,其他教授也分批派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来郧阳进行田园考证。

2015年1月2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复刊,在第一期上全文登载了凌智民的论文《鄂君启舟节地理密码》。据该版主编梁枢先生介绍,近千篇文章层层筛选,筛到30多篇时,专家们再行审读筛选,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非这篇文章莫属。

2016年4月,《中国作家》刊登了梅洁、兰善清8万字的纪事文学《屈原:魂兮归来!》。

凌智民的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学界强烈的反响,在许多学者向凌智民表示祝贺的同时,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面对不同的声音,方铭会长告诉凌智民,这些人可能不知道你研究的全部,应该好好地跟他们沟通,最好将你论文的全部寄给他们。凌智民按照方会长的意见,开始与大家进行沟通,许多学者了解凌智民的研究过程和方法后,开始与凌智民交上了朋友。

刘彬徽先生是金文字典的编纂人,起初对凌智民推翻金文字典的释字非常恼火,并撰写文章准备在学术会上公开批判。就在发言的前一天,80多岁的老先生与凌智民夜谈到11点钟,老先生不仅接受凌智民的观点,还对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倍加赞赏。

2015年7月10日,《光明日报》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创办的“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在北京语言大学揭牌,方铭教授亲聘凌智民为该院高级研究员和全国屈原研究会高级研究员。随后北京语言大学邀请《光明日报》总编及凌智民举行讲座。在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主持的讲座上,《光明日报》总编毫不隐晦地说,今后的国学大师可能出在学理科的人中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楚辞研究专家黄震云亲书“文武同辉”条幅赠予凌智民,以表明他对凌智民的赞赏。

自2016年起,国家教育部统编的中小学语文、历史教材中删除了不实的屈原生平介绍,湖南汨罗、湖北宜昌屈原庙已将屈原的流放地增改为湖北郧阳地区,但要在社会共识中接受屈原的生平实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4年5月7日,屈原投江地研讨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

这是一种开创性、颠覆性的工作

——“屈原投江地北京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编

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教授主持了会议,来自北京高校和文化研究系统的著名学者廖名春、赵敏俐、姚小鸥、邓瑞全、黄震云、梁枢、王小宁等参加会议。

■廖名春(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教授)

过去我很少参加屈原学会的活动,其主要原因我觉得这一块已经做不出什么文章来了。包括今天所讲到的鄂君启节,我过去也对其进行过一些研究,我总觉得搞得太乱了。还有《楚辞》,那些地名乱得不得了,因为我也是湖南人,对湖南的地理比较熟悉。我自己就慢慢对这些东西失去了兴趣,都不好意思再写文章。……今天我在这里听凌先生一讲,觉得大开眼界。鄂君启节也好,《楚辞》也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会还有得开。

说明屈原学会把点移到西峡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因为楚丹阳原来说是秭归,后来说在江陵、后来说是宜城、现在大家的目光都移到了鄂、豫、陕交界的地区。我觉得这些说法离事实越来越近。而凌先生讲的、钱穆先生、石泉先生都有相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只能是纸面上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认账。而凌先生的工作是基于一种田园考察,他就很有说服力。这跟凌先生的学术素质和观察和判断能力有关。可以说这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是一种颠覆性的工作。

■姚小鸥(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今天凌先生的演讲我可以总结为地名大搬家,其实凌先生的这种地名大搬家是非常有道理的。这种地名搬家在历史上是有过的,过去我认为只有城邑会搬家,其实山水也会搬家。凌先生对这些地名的搬家是有依据的,一方面是王夫之和钱穆的考证,一方面就是历史地理资料,但最宝贵的是田野考证。凌先生结合《史记》《山海经》《水经注》及当地的一些文献来对当地的地名进行考证,难能可贵。比方说,大家都认为洞庭是湖,而凌先生认为过去洞庭是山,凌先生的观点就是对的。刚才廖教授提到的《楚辞》那些地点放在湖南,就要时空穿越,而凌先生所说的这些地点,就能很好地连贯。还有一点是我非常佩服的,就是凌先生对“鄂”和“江”的定位,果然定位的地方就出土了文物。

■赵敏俐(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今天听凌先生的讲很认真,确实很有道理,在我的印象中是有颠覆性的。凌先生的考证体现了理科作学术的精细,特别是对鄂君启节的一字一字的考证说服了我。

凌先生结合这个考证把地理搞得非常清楚,过去我们搞考证对地理特别饶头,历史的变异确实太复杂了。鄂君启节是一个是很有文献价值的东西,它所提到的地名应该就是屈原那个时期的实实在在的地名,那么我们可以印证在屈原《楚辞》中所写的地名应该是最接近的。因此这个考证他的学术价值非常高。这个对今后的《楚辞》研究是有颠覆性的,而且很难被突破。

关于屈原投江地,凌先生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对于一种传统文化,颠覆了就是颠覆了,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其实凌先生的论据中还暗藏玄机,那就是传说中的尧帝、舜帝等传说的地域问题,原来尧舜走遍全国,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

听了凌智民先生的演讲,可以看出凌智民先生对屈原的作品非常熟悉,其《楚辞》学养非常深厚,对作品的翻译也非常好。其次,运用的实地调查地名的方法应该说很符合学理,很有意义。再次,运用电脑技术辅助研究很好。最后,其思维、推理、判断方式非常新颖、独特。为楚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其结论我是没法推翻的。

■黄震云(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今天的这次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首先我觉得凌总对楚辞是很有学养的,对作品非常熟悉,后面做了那么多的翻译虽然跟我们的翻译不同,但都翻得很好。这个基础很重要,像我们吃这行饭的也就类似这个档次,我感到非常敬佩和尊重。凌先生提出的内容,我还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将娥皇、女英与丹朱联系起来一说,这个就很有水平,所构成的证据符合证据学的原理。再一个我对于你的这个调查,所花的功夫表示敬佩,特别是这些地名又是与作品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这种调查很有意义,也很符合学理。一个理工科的同志,做文科的规范,符合学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的电脑技术在上面的使用让我很羡慕。你的以写实与推理结合的方式使我感到很有意义,我觉得你的工作是颠覆性的。

■邓瑞全(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对《史记》研究得多一些,今天这么多著名的专家在一起,这个阵容拿到国务院学术审委会去也不还不让。现在谈许多历史问题,《史记》是绕不过去的,《屈原贾生列传》应该是说得相当清楚的。前些年,有许多地方说发现了重大的历史现象,请我去为他们说话,我是没说好话的,但今天我听凌先生这样一讲,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凌先生的这种观点我是能接受的,但在湖南就有问题,我也看到过很多地名之争,有的地方甚至还几万群众联名。因此凌先生要有思想准备,要找出《史记》中的反证,屈原与贾谊相差就100多年,应该说是口耳相传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但是贾谊的《吊屈原》毕竟是文学作品,况且使用的是“侧闻”,也就是说不是直接证据。另外史太公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将“宁赴湘流”写成“宁赴常流”。说明史太公对屈原投江的事也不在意。我认为《史记》上的文字是有嚼头的,还可以在这方面做些文章,证明史太公也不是百分百的对。

除去《史记》的因素,我认为凌先生所说 得非常在理,是一种符合现实的地理现象。 凌先生所做的工作我非常敬佩,特别是实地 的考察,大量地利用屈原的作品,这叫以诗 证史。以屈原自己的诗证实自己的历程。另 外凌先生关于娥皇、女英的写法比较新颖。

■梁枢(中国屈原学会理事、《光明日报》国学主编)

凌先生的这些东西,在舟节这个层面上是站在一个逻辑高地,在故里之争这个层面上你可能没有什么对手,但是越往下走越困难。现在地方之争的推手就是那些地方政府和地域专家,但是他们在舟节这个层面上是无法跟你对话的,这是真功夫。

我对凌先生“鄂”的定位非常佩服,果不其然,那个地方就出土了证据。凌先生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你提到的尧都,我的几个朋友就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考古,出土了不少文物,可以证明那个地方就是尧都。

凌先生,我还要给你提个意见,你的几张图和路程的计算过于精准,可能你是学理科的,对于我们文科来说,精准容易引起挑剔。

凌先生我对你还是很佩服的,你一个人跑到北京来,居然有这么多顶尖的专家为你召开专门的学术研讨会,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

■方铭(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北京语言文字大学教授)

听凌先生的报告,也听了各位专家的意见,我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教育。凌先生通过对鄂君启节的研究,恢复了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的本来地域。然后以资料考古、田野考古、传世文献、传说做支撑,进一步对屈原作品里《湘君》《湘夫人》《哀郢》《涉江》《抽思》里的地名信息进行分析,然后他进一步证明了屈原过去活动区域及他沉江的地方在十堰、南阳一带,这给我们前两年认为屈原南阳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凌先生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他的研究基础是扎实的,当然他的结论是颠覆性的。他做的这个工作对研究战国历史、屈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我觉得凌先生要发布这些成果,应该分三步走,先将整个文章拆解,先把对鄂君启舟节的部分和鄂君启舟节中的四水,湘、资、沅、澧释文拿出来,先把这几条江位置移到湖北,因为这是铁证,根本连屈原都不要提。我相信你的观点从论据上是没人驳得倒的,特别是南阳出土的鄂侯墓对你的考证形成了一种印证。

然后再一步写文章讨论《哀郢》《湘君》《湘夫人》《涉江》的问题,一个一个联系起来,等都讨论完了以后,把这些观点让学术界有所接触,实际上你把上面的工作做完后,屈原投江的问题就板上订钉了。但你还要做好思想准备,这个时候不是学术上的问题了,而是一种地方利益之争。因为屈原投江的事在《史记》中都有记载,连王夫之这样圣人级的人物都无法推翻,你凌先生要想推翻是不容易的。你们省里一位教授说屈原是西峡人,结果遭到了湖北学者的群殴。这种地方利益的事,不是我们几个说了就算的,你要靠当地政府。

最后我要说一点个人的感受,刚才廖教授、姚教授都讲了,楚辞学研究到了尽头,我原来也有这种感受。但是今天听凌先生一讲,屈原的研究和楚辞的研究还很有搞头,如果真的地名大搬家,楚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我听凌先生讲,他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源于一次龙舟赛,他的一条船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沉了,凌先生上山查看情况时,发现了山上的古迹,于是他以这个为线索开始了研究。要不是这块石头,可能就没有凌先生的研究。这看似一个偶然事件,但其实也包含了必然性,这就是凌先生的素养。

凌先生在搞科研时非常优秀,从商也非常优秀,现在研究文学和历史依然非常优秀。我听凌先生说,当时提出屈原的投江地在十堰时,很多人都把他当成笑话。他在没有办法说服人家的时候,并不是选择放弃,而是找到了鄂君启节。我就搞不清楚,一个被专家研究了50多年的鄂君启节,他一个学工科的,又不懂古文字,居然把他研究得这么透彻。我真的感到汗颜。还有那些楚辞,他居然按他自己的思路进行了再译。我们黄教授是楚辞学专家,居然都感到佩服。我觉得凌先生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术界尊重。 现在包括我还有我的那些学生,都是关在家 里做文章。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出去走走,进行 一些田园调查。我看下半年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把年会移到十堰去开,顺便到凌先生提到的这些地方进行一下实地考察。这样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会有好处。

2014年8月25日,《屈原与郧阳》学术研讨会在郧阳会议中心召开。

鄂君启舟节的研究站在一个逻辑高地

——“屈原与郧阳”学术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编

因为屈原投江的事在《史记》中都有记载,要想推翻是不容易的。这种地方利益的事,不是我们几个说了就算的,要靠当地政府。

■方铭(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北京语言文字大学教授)

郧县古称郧阳,属汉北。在屈原及楚辞研究史上,屈原与汉北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后汉书·延笃传》所记载南阳地区的屈原庙,是我们现在所知正史记载的最早的屈原庙,这就充分说明汉北地区与屈原有莫大的联系。研究屈原放流轨迹和创作活动的学者也多相信屈原曾经在汉水流域特别是汉北地区留有大量足迹。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更是明确《抽思》提到的“汉北”即“郧襄之地”。《渔父》所咏沧浪水,学者认为是汉水或者汉水的别流夏水,《水经注》说武当县西北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阎若璩认为沧浪为地名,在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曰沧浪,汉水流经此地,所以称为沧浪之水,学术界一般认为此沧浪洲就在郧阳。

今年五月份,中国屈原学会曾经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屈原与郧阳”的学术讨论会,听取了凌智民先生关于《屈原与郧阳》的学术报告。这次中国屈原学会组织有关专家到郧县实地考察,对郧阳地区有关屈原的遗迹及历史文化遗存有了直观的认识。今天我们邀请郧县的有关领导和从事屈原文化研究的学者与会,与中国屈原学会的有关学者一道,就“屈原与郧阳”的主题进行探讨,希望通过对话和沟通,把屈原与郧阳的关系辨析清楚,为郧阳的文化建设提供学术支持。

■刘刚(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湖北文理学院特聘教授)

到郧县来之前,我事先就想做一个题目,到底屈原到没到过郧县,因此我将有关郧阳的地质资料和史志都读了一遍,这和我的工作有关,因为我在做田野调查,去了很多地方,首先需要有地质资料,然后实地考察,最后做一些结论。

屈原到过汉北,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学术界的主流认识,虽然少数人说汉北是汉水下游的北面,但是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理由我就不说了。我想说的是,汉北是一个大概念,包括的地域很广。在历史学家中,认为汉北包括现在的郧、襄、南阳甚至更广的地区。因此不能确定屈原到过郧县。

郧县的学者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应该关注《抽思》中的地名北姑。北姑通百濮,但是百濮也是一个大概念。因此关注北姑这个地名的地理特征非常重要。

我认为《抽思》中所描写的地理特征有五大特点,第一就是溯江谭的溯,什么叫溯,逆流而上就是溯,屈原是从下游往上走。第二个特点就是江潭,谭就是河流里面比较深的地方。查《郧阳志》,在郧县境内叫谭的地方有九个。第三是南行,也就是说所经过的江段水是往南流的。第四个就是轸石,也就是方形的石头。第五就是北姑的姑,通岵,就是山无草木曰岵。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凌先生聊起了我的观点,凌先生建议我到汉江的小孤山一带去看一看,今天早上,我和赵教授、姚教授、周教授一起驱车100多公里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令我们几位非常吃惊。这个地方完全满足这五个条件。真的令我大喜过望。这个地方的水不但是向南流的,而且这个地方江中有座山,寸草不生,全是轸石。更奇特的是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叫姑山村的地方。

通过以上的个性化考察,屈原到郧县就有了一个具体的证明,再也不是那种模糊概念,不是大概念汉北,也不是大概念北姑,而是有一个具体的地点。据说那个地方要修水电站,现在还没有动工,修水电站将来要强制性保护,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屈原作《抽思》的地方。

我所讲的这些就是,既然屈原到过郧县,就有可能没有到过湖南,既然没有到过湖南,沉江地就可能不在湖南,但沉江地究竟在什么地方还要深入地研究。

■周秉高(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研究楚辞四十年了,很多关于楚辞的问题都比较抽象,比较模糊,比如《国殇》《离骚》《抽思》等的写作背景等。这次到汉江边上实地的体验,对屈原写作思想感情理解得更加真切了,对于刚才凌智民先生的报告,我很感动,一位企业家,热爱楚辞,热爱屈原,花了这么多时间研究,从中得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当然,凌总的研究有意颠覆楚辞研究史上两千多年的主流看法,传统的观点,有意颠覆西汉初年,贾谊长沙实地考察后得出的关于屈原投江地的看法,否定大史学家司马迁关于屈原投江地的看法,勇气可嘉,我很感佩。但是觉得证据还需要进一步的充足,也希望我们今后继续讨论。

这个会议题目是屈原与郧阳,我准备了一篇文章,叫《屈原与郧阳关系考》。过去王夫子等人根据《抽思》中的两句话作出结论。屈原到过汉北,这个结论是一个大范围的结论。但是今天我与刘刚教授等人通过实地考察,认为《抽思》就是在郧县作的,这一点刘刚教授的发言中已经叙述了,我这里就不重复了。只作一点补充。《抽思》中有一句“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关于北山这个词历史上众说纷纭。但我在写《楚辞原物》这本书时在《地理志》中找到了实证,所谓北山就是旬阳县。那么屈原为什么望北山而流涕呢,后来我搞清了。由于楚怀王不用屈原而使北山沦为秦国的疆土,屈原当然痛心疾首。郧县距离旬阳县并不太远。像方铭先生所说的 ,郧县、西峡有很多屈原的印迹,这是自然的。结论屈原在楚怀王十六年至十七年间被迫离开郢都来到汉北,来到了郧县。

关于屈原是否被流放的问题,我的观点与凌先生提出的观点一致。根据古代的礼节,国家不相信你了,不理你了,你就要走了。怎么个走法,那是要求在离开国都的时候,行诀别礼,到国境上三年,三年之内国君给你送来玉环你才可以回来,给你送个玉玦你爱干么就干么,再也不要回来了。但屈原来汉北还不到三年,怀王就把他给召回去了,这就说明屈原未被流放。

■姚小鸥(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郧县这个地方我是早就想来,我非常感谢郧县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非常感谢凌智民先生给我们这个研讨会提供了一个平台。为什么会早就想来呢?因为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楚辞》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楚辞》研究虽然属于文学范畴,但文学的研究是离不开历史的,屈原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经历代表了一段楚国的历史。

所以说《楚辞》研究包含了对楚国历史的研究和对屈原的研究。历史的研究是离不开地理的。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事件的地理背景,你就不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我是一个南阳人,郧阳这个地方口音和南阳很接近,文化是顺着河流传播的,楚文化它的发源地实际就是南阳到我们湖北北部郧阳这一带,所以我对这个地方长期关注。前天来的时候,正值我女儿住院手术,按道理我是一个60多岁的人了,应该留在家里的,但是我觉得,这次学习机会难得,所以把女儿的事交给夫人我就来到了郧县。

来到郧阳,通过实地考察和听了凌智民先生的研究报告,我有很多感慨。凌智民先生的研究是从《鄂君启舟节》切入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研究。王国维先生提出过二重证据法,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文化。这是一种公认的科学的学术正流。

《鄂君启舟节》是一个最可信的历史文献,这是一个考古所得的资料。并且经过了像郭沫若这样的大专业考古学家的鉴定,并且是我们国家的国宝。这就是所谓的“地下之新材料”。这个材料是可信的,但凌智民先生发现专家们对材料的解读有问题。于是凌智民先生就把正确解读这个材料作为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获得了“地下之新材料”的新证据。

关于对古文献记载的考证,凌智民先生的考证也是很专业的。凌智民先生将屈原的作品、楚国的历史、前代学者的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实际上前代学者的论证既是一种文献的论证又是一种文献资料。

虽然凌智民先生的考证符合“二元证据法” 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下定论了呢,实际还不能下定论。我们知道从古到今的学者基本都认为屈原的活动地域在湖南的湘水、沅水区域。只有王夫之、钱穆、石泉等学者议论过这样一个话题,认为屈原的活动地在汉北。凌智民先生把它重新提出来,只能说对相关的研究,无论是对战国历史研究还是对我们眼前屈原研究都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凌智民先生说到屈原的作品与地名的关系,我刚才讲到了历史离不开地理,而地理研究和地名是分不开的,刚才刘刚教授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昨天晚上,凌智民先生和刘刚教授讨论时提到了屈原作品中的一个地名,这个地方由于距离遥远,我们前天考察时没有看到。今天上午我和刘刚教授、赵教授、周教授驱车100多公里进行了实地考察。地理位置确实与屈原的作品非常吻合。这是我们坐在家里无法想象的。而凌先生穿梭于这一带,这就是凌先生的优势。

比如,我们在研究《湘君》《湘夫人》时就将其作为神话来研究,但凌智民先生在研究《湘君》《湘夫人》时就把它做实了。想一想,这就与地理有关,如果将两篇作品中的地名放在湖南,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神话。但是以凌智民先生考证的地名来解读这两篇作品,他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由此可见,相同的作品在不同的地理背景下解读,将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对于凌智民先生研究的这些地名。我感到我们这些专门研究楚辞的人,对于楚辞很多关键点上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黄凤显(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到郧县参加“屈原与郧县”研讨会,由于上一次凌智民先生到北京的时候我有别的事没能参加,所以相关的准备比较仓促,今天对于屈原和郧县的相关问题我就不能像周先生和刘先生那样深入去论述。我就刚才凌智民先生提出一些问题引发的我思考说一些简单的想法。

凌智民先生关于沧浪洲的问题和屈原投江的问题,还有有关地名等问题的研究,令我耳目一新。他的研究会进一步丰富我们的《楚辞》研究,并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会有很重要的推进作用。希望凌智民先生继续深化自己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受凌先生的启发,促进我对《楚辞》的一些新思考。我一直认为《楚辞》的《招魂》和《大招》这两篇作品是招楚怀王的魂。《招魂》应该是把怀王的灵柩接回楚地的时候在楚地边界附近举行仪式时使用的招魂词,《大招》应该是把怀王灵柩接到楚宫廷以后举行正式国葬时用的招魂词。但对于《招魂》末尾的几句话不得其解。“湛湛江水兮,上有枫,……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江”究竟在那里?江南难道是湖南?通过到西峡县和郧县的考察。特别是听凌先生一席谈,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按照我的说法楚怀王的灵柩从秦国那边往郢都这边走的话,是应该过汉江的,所以“湛湛江水,上有枫” 是可以理解的,然后“魂兮归来,哀江南”,江南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就是像湘水、沅水这些问题,如果说这些水原来是在汉北,后来秦弃楚名,改到湖南。那么这种批量的改名,不是一条河的改名,而是自然地名的更易,这种情况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在《九章》中有些地名湖南都可以坐实,这些地名又是怎么样更易过去的,确实需要我们继续探讨。

今天凌先生所做的报告对我启发良多。《楚辞》中还有许多问题、许多领域值得我们去探讨,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做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张强(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淮阴师范学院教授)

这次来到郧县,受到如此规格的接待,深受感动。非常感谢郧县的领导和凌先生。尤其是今天上午应我们的要求又给我们安排专车到小孤山考察。使我们对当年屈原流放汉北的行程慢慢地清晰了起来。

对于凌智民先生写的这一部书,我深感敬佩。让我来写这么一篇翻案性的文章我是做不来的。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读经典,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历史地理文献入手。比如说地理方面,我们的依据就是《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受困于长期以来学习的一种传统方式。而凌先生所做的学问,则是通过实地的考察然后从地名方面入手,依据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土文献。这需要思想的敏锐性和先进性。

对于《楚辞》的研究,最早就是东汉时期王逸的《楚辞章句》,那么从这一时期算起,到今天也有两千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几个大公案,最大的公案就是屈原流放汉北的问题。从宋代朱熹开始提出质疑,此后分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直产生激烈的对峙。往往是后一代人和前一代人的隔空叫阵。但屈原流放到过汉北的意见是占据主流的。从地理的概念来讲,郧县是他必经之地。至于屈原是路过还是常住,投江地点是不是就在郧县的汉江段,当然可以再进一步地思考,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我们再加以关注就更有价值。

学术上的争论,可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再进一步深入地思考。我觉得从这些方面做工作会更增说服力,减少一些误判和误读。比如说,现在四库全书有一种检索功能的,我们可以通过检索把相关的地名加以澄清,搞清楚他的演变过程和相互关联性。这对整个研究大有裨益。

最后有一点我想说的是,郧县如果在未来的文化建设当中,把这个屈原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支撑点,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而且有重大的意义。我们通常讲,屈原是第一个爱国诗人,它的意义在于,在当时的背景下,大家都没有祖国概念,就连孔子也不列外。唯独屈原特立独行,始终不背叛自己的国家。我们应该把屈原文化、汉江文化、南水北调有机地结合起来。打造一个文化旅游的乐园。

■梁枢(中国屈原学会理事、《光明日报》国学主编)

今天时间已经很晚了,客气话我就不说了,直奔主题。关于凌先生研究的《鄂君启舟节》这是一个逻辑高地,在这个层面上,你可能没有对手。然而顺着它越往下走,争议的空间就越大。但是越往下走离事实越近。因此有的东西不必顾及学术的争论,就按照你自己的思路走。王国维先生有句话叫作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可爱所以可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文化建设,不能说你那个是不对的,我这个是对的。你都在等着官司解决了,再去搞文化建设,怎么去搞。

而且,历代的人民都把屈原当成是自己的故里人来纪念,形成了一种传统,这就是文化的权力,这个谁都不能剥夺。但是话说回来,学术必定是学术。对凌先生本人的定位上,在座的专家大家有一个共识,凌先生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化爱好,也超出了一个地方知识专家的水平,他有一个很高的逻辑定位,对《鄂君启舟节》的研究就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刚才廖先生讲得很清楚,希望在这个逻辑高地上把文章做实。就这个高地来讲,在座的学者没有一个提出否认意见,这就很难得。因为这个你就获得了学者的定位。完全可以当学者那样去做文章,至于往下走,完成从《鄂君启舟节》起到最后确定屈原的投江地点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

■李静(中国屈原学会理事、江苏社会科学杂志主编)

今天比较晚,我几分钟之内把我的感想向大家汇报一下。说实话我做编辑已经将近三十多年了,是个老编辑。参加的学术研讨会最起码有几百场,但是能让我从下午一直坐到晚上认真听的研讨会并不多。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就简单地说三个没想到加一个建议。

第一个没想到就是我没想到郧县从县委书记开始的四套班子的领导如此重视对文化的发掘和保护,能够提出生态健康郧县和人文郧县这样一个口号,说明现在这一任县委四套班子领导是有想法并且高瞻远瞩的。弘扬屈原文化,是一个通盘的考虑。从长远看,这样一个人文的郧县,在若干年后,借助南水北调发展机遇,肯定是相当好的。

第二个没想到的就是在郧县还有这么多人在研究屈原,并且对当地的历史传说有这么深入地、深刻的研究,代表就是凌总,他的这本书,刚才教授们都发表了评论。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我们可能称他为一个业余的作者,但是他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一部分学者的科研能力,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除了凌总,昨天考察的一路上还有黄老师,还有文物局的局长,都给我这样一个感觉,他们是懂行的,不是外行领导内行。

第三个没想到,是我们中国屈原协会,能组织这么大阵容的队伍,到比较基层的郧县来专门召开一次屈原与郧阳的研讨会。这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他们还能认真地实地考察,认真地听凌先生的报告,并把钻故纸堆的学问和我们这个地方经济文化结合在一起谈出自己的体会。这说明了中国屈原学会在以方会长为首的领导下的一种务实的学风。从这一点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屈原研究的一个美好的未来,尤其是协会中的周先生、刘先生、赵教授、廖教授的发言让我感觉到扎实的学风,在当下比较浮躁的学术环境下,让人非常敬佩。

还有一个建议,刚才很多教授也提到了,我想说的是,可否屈原学会,郧县,还有凌总,搞一个国家的社科基金的重大委托课题,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做一点事情,也许会长,在座的领导都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搞这方面研究的,只是在谈我自己的感受,如果这种课题报到国家社会规划办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在里面,而且现有的研究的基础和成果也是一大把,哪怕是国家的课题报不下来,那么县里的,企业的,和中国屈原协会,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如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需要用到江苏社会科学杂志出一点绵薄之力,我的态度是比较积极地。

■赵敏利(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非常高兴到郧县来考察。我原来对郧县这地方不熟悉,两个月前,凌智民先生来北京做了一个报告,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知道了郧县跟《楚辞》的关系,跟屈原的关系。感到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想来看一看。

这两天,我们作了实地考察,确实收获很大,我觉得凌先生做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上次在北京的会议上,我听了他的发言以后,感到特别震惊。他的观点与我们过去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对我们震动最大的是凌先生对《鄂君启舟节》的研究。凌先生通过这个研究,再把他跟屈原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就为屈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凌智民先生的研究,既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也体现了对郧县的热爱。我们作为屈原学会的成员,应该为郧县的屈原文化建设出一份力。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做学术研究的,我们既要坚持学术上的求真,又要把他跟当地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谈以下几点看法。

今天我们的这个会,至少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屈原到没到过郧阳的问题。过去认为屈原到过汉北,但是汉北的范围很广。就郧阳地区已有这么多屈原的传说来看,屈原到过郧阳是没有问题的。凌先生通过对《楚辞》的解读。认为屈原不但到过郧阳,还在郧阳生活了很长的时间。这一点也是站得住脚的。这次学术研讨会很大的收获在于通过实地考察我们也取得了进一步成果,我也找到了《抽思》里的两句话的意境和地理位置。屈原和郧阳作为将来郧县开发的一个理论支撑点,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屈原的投江地的问题,如果把郧县作为屈原的投江地,这个提法要慎之又慎。这已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个我们将来可以讨论。有几点我们是要思考的,首先是历史记载,贾谊和司马迁有关历史记载问题,这个不能回避。刚才邓教授说了,《史记》也可能出错,对地名的理解也可能出错。但是即使错了,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毕竟这个错误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他已在人们心中产生了认同感。

关于文化的认同感,已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因此也不可能用学术结论代替文化的认同。这就看谁捷足先登。但也不排除后来居上。这主要靠当地政府的宣传和深度的民间挖掘。

■邓瑞全(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也向大家道一声晚安。我是在去年收到清末的一位郧阳知府题跋的扇面才知道郧阳的。

两个月前,凌先生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听了凌智民先生的报告后,使我知道了郧阳还与屈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今天,我来到了郧阳,对屈原在郧阳的行踪进行了实地考察,也再次聆听了凌先生的报告,使我对郧阳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这次来郧阳。是带着对屈原的感情来的。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战国时代,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时候有点本事的人都变成了职业经理人,国家的观念非常淡。而屈原是个例外。

另外,我这次来郧阳,是带着感动来的。我对凌先生的考证很佩服。凌先生能够这么潜心、专业的研究屈原,这与凌先生对地方热爱,对屈原的热爱以及他的学识和专业基础是分不开的。感情因素决定研究态度,而实地考察、文献依据和学识决定研究成果。

上次我在北京的研讨会上说过,虽然《史记》记载屈原的投江地在汨罗。但屈原的真正投江地不一定在湖南。因为《史记》也有错漏的地方。可能后人对汨罗的地理位置也有认知的不同。我们应该把学术的真实应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虽然我们对凌先生的研究不能下结论。但是作为一家之言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对我们来说是有认同感的。

屈原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世界名人,我们怎么纪念他都不过分,民间文化,民间传说大都发生在宋代以后,但是这种地域文化就足可以支撑我们对屈原文化的继续研究,也足可以支撑我们在这个地方建一系列的有关屈原文化研究的项目和工程。现在全国各种文化古迹比较多,有的地方没有都去建,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依据就更应该建。从现实看,我们郧县为南水北调作出这么大的贡献,在南水北调之后,郧县这么好的山水景观不和这么好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是不行的。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学术的研究,力求严谨,但是从文化角度看,我们怎么做都对。也许,再过十年,我们这里就会成为屈原文化研究的基地,这有赖于屈原学会和郧县地方的紧密合作。我也乐观其成。

■陈连山(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是研究民间文化的,《楚辞》文化很高雅,影响深远,但不是我研究的对象。我现在研究对象是地方的民间文化,也叫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收集、整理、保存、延续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重要。

昨天我和大家一起实地考察,听郧县的同志给我介绍了韩家洲端午赛龙舟,听了以后非常震惊。我对全国各地的龙舟赛都进行了研究,所有地方的龙舟赛都是官办的。我没有想到这里居然有民间自发的龙舟赛,还这么有特色。

我觉得郧县民间的这种活动不应该叫龙舟赛,而应该叫端午祭。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赛事。其他地方的龙舟赛是以比赛为主的,既有起点,又有终点,有比赛规则,有统一的比赛器具,最后决出名次。而这个地方的龙舟赛既没有起点,又没有终点。更没有规则,比赛用的龙舟也是各不相同。各有特色。最终也没有名次。而且听说这种仪式由几十个环节组成,而各地的龙舟赛只是其中的几个环节。

另外参加这种活动的地方也值得研究,比方说沉子河,听凌先生说是屈原沉江的地方,奠子河是屈原遗体打捞上来的地方,韩家洲是屈原回家的地方,离家店是屈原离家的地方,屈原河是屈原的封地。为什么这几个地方的老百姓要年复一年地聚在一起来举行这样一个仪式。这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不管屈原投江地是不是在这里,民间的这种纪念屈原的方式都是一种很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我们郧县政府有必要努力地挖掘和保护。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这里认真地考察这里的端午龙船会。

■廖明春(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教授)

我也是湖南人,对湖南的地理比较熟悉。过去我很少参加屈原学会的活动,其主要原因我觉得这一块已经做不出什么文章来了。对于《楚辞》,地名乱得不得了,我自己就慢慢对这些东西失去了兴趣。上次在北京听了凌先生的报告,使我大开眼界。我觉得《楚辞》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会还有得开。这次屈原学会赴郧县考察,我就来了。

凌先生对《鄂君启节》的地理研究,我是很佩服的。其实凌先生今天所讲的东西,从王夫子到钱穆到石泉先生都有相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只能是纸面上的东西,而没有现场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大家不认账。而凌先生的工作是基于一种新的证据材料和田园考察。这跟凌先生的学术素质和观察和判断能力有关。可以说这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是一种颠覆性的工作。

我建议凌先生的这些东西应该推出去,你要把你的文章最精华的部分变成学术论文,而且要在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地方刊物发表,大家不重视,要在全国刊物上发表,要变成专门的学术著作。以得到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的承认。另外要把不同意见也成书,把这个基础打好了,再从宣传跟上,这两方面工作都要做,而且任重道远。

楚国的历史严格地说,我们很多地方还是不很清楚的,楚国有很独特的语言。《楚辞》里面那些靠得住的我们要讲,靠不住的讲了还不如不讲,防止别人抓住漏洞攻击你。我觉得对于历史地名,还应该搞清楚形成的时间。比方说屈原河,有地方志。到底早到什么时候,如果太晚了,说服力就差些。如果能找到唐代的地方志比我们找到明清的地方志肯定要好些。

屈原学会能到郧县来召开屈原的学术研讨会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因为楚丹阳原来说是秭归,后来说在江陵、后来说是宜城、现在大家的目光都移到了鄂、豫、陕交界的地区。我觉得这些说法离事实越来越近。

■方铭(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北京语言文字大学教授)

今天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研讨会,会上凌智民先生介绍了他多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各位专家就凌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郧县的参会领导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与会的各位代表都自始至终参加了我们的研讨会。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我认为凌智民先生的研究分成三部分,整体围绕一个主题,屈原与郧阳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次研讨会就叫屈原与郧阳。

凌智民先生的研究是从《鄂君启舟节》的研究破题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可信的材料。在座的各位教授都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逻辑高地。这个材料选题非常准确,论证符合二元证据法。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研究言之成理,应给予充分肯定。

凌先生对《楚辞》中其他地名的研究和解读,主要解决了屈原与汉北的关系问题,其中屈原到过郧县又是关注的重点。周秉高先生认为从时间上找准了定位,刘刚先生认为从空间角度找准了定位,我们认为凌先生的考证既结合历史文献,又结合现实的实地考察,立论有据,得出的结论是符合学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周秉高教授和刘刚教授还通过实地考察补证《抽思》《渔父》等作品的写作地点就在郧县,黄凤显先生通过对《招魂》《大招》的解读,进一步坐实了对江的理解。从而使得这一考证得到了加强和具体化。

第三,凌智民先生通过田园调查和收集民间传说,认为屈原的投江地就在郧县的汉江段。这个观点很有新意,但仍然需要补充证据,仔细斟酌。我们希望凌智民先生继续做好这一方面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我们屈原学会将全力配合。

凌智民先生的学术素养和取得的研究成果令人尊敬。郧阳人民保存屈原的文化遗迹,传承端午文化,体现了对屈原的深厚感情。屈原精神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中国屈原学会愿意与郧县县委、县政府和郧县人民共同挖掘屈原文化的内涵,为屈原文化的建设与传承作出贡献。

凌智民,1958年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市,1977年考入湖南大学计算机系学习。1982年分配到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工作。曾获湖北省企业管理成果二等奖;全国计算机应用成果一等奖;二汽十大科技成果奖;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996年下海创办十堰市现代科贸公司,成为十堰市首个民营高科技企业。当选为十堰市个协副会长,十堰市政协委员。2000年,创办郧县金砂实业有限公司。事迹被《人民日报》《中国矿业报》《法治日报》整版报道。公司被国家地矿系统命名为“金砂模式”在全国推广。2004年,开始中国古代地理研究,其中《鄂君启舟节地理密码》一文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首刊发表。屈原研究被《中国作家》杂志纪实报道。著有《〈鄂君启舟节〉地理密码》《〈山海经〉地理密码》《〈禹贡〉地理密码》《屈骚拂尘》《屈原传》《宇宙演化学》等。

来源:秦楚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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