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估量中国在2025年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跳脱出GDP增速与消费数据的单一视角，图兹在本文中选择了四个关键议题——房地产、青年失业、制造业主导地位与通货紧缩——作为进入中国经济现状的入口，探问中国的发展对自身与世界意味着什么。

如何估量中国在2025年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跳脱出GDP增速与消费数据的单一视角，图兹在本文中选择了四个关键议题——房地产、青年失业、制造业主导地位与通货紧缩——作为进入中国经济现状的入口，探问中国的发展对自身与世界意味着什么。

就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因素而言，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前景的重要性无出其右。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全球GDP的20%。照现行汇率计算，中国的GDP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作为其他国家出口的巨大市场，中国对世界经济具有深远影响。中国的进口商品五花八门，从原材料到欧洲的奢侈品应有尽有。欧洲市值第一的LVMH集团的股价也随着中国女性（全球增长最快的奢侈品消费群体）消费模式而波动。

中国的 出口 是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中国的 内需 趋于疲软，人们对“产能过剩”的担忧便会激增，出口压力也会增大，继而令我们开始谈论“中国冲击”。

如我5月时的讨论所示， 从宏观经济的平衡看，中国的巨额顺差与美国的巨额逆差是相互对应的。

人民币也与他国的一篮子货币挂钩。当今世界经济中一些较有成效的资本账户监管机制加强了这一点。大笔资金无法轻易转出中国。人民币汇率因此具有 结构性不确定性 。贸易账户显示，人民币汇率可能走强。若放松资本管制，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将会如2015年金融危机期间一般，令人民币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的突然调整可能会像特朗普的贸易战一样，让世界经济陷于动荡。

基于以上所有原因，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宏观经济的核心。

值得关注的消息还有很多。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远低于数年前的高点。2022年（而非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后的复苏尚未完成。需求结构仍长期处于偏重投资的失衡状态。通货紧缩压力的不妙迹象已经显现。劳动力市场——尤其对年轻人而言——疲软不振。近五年中国房地产行业遭受的重创则构成这一切的背景。

像这样将中国视为宏观经济整体流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理解21世纪头25年的多极世界经济可谓至关重要。

这种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虽不无用处，但它也低估了历史的戏剧性与质的转变。中国经济规模庞大，承载着六分之一的人类在物质生活上的前途。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尚不及苏丹和赞比亚。它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崛起不仅是许许多多经济故事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世界经济史上最具戏剧色彩的发展，没有之一。

不妨以 煤炭 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煤炭一直是重工业的代名词。下面这幅250年以来煤炭产量的图表可帮助我们大致把握世界工业史。粗略地讲，这段历史可分为三个章节：前工业化时代；从19世纪50年代延续到20世纪末，以英、美、德三国为主导的古典西方工业化时代；最后是始于21世纪的中国时代。

在我们对2025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展开快照式的宏观经济分析之际，务必要把这250年的历史牢记于心。

今天，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达24569美元，正式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这已远远超过了印度（1990年印度仍领先于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追上了墨西哥。中国目前大有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希望。

世界银行的这些统计数据对中国并不友好。就我日常的了解来看，我惊讶于中国的排名没有明显领先巴西和墨西哥。另有传闻表明，相关国际委员会里的中国专家并没有出于宣传目的而夸大中国的增长，反倒在竭力编列看低中国发展水平的购买力平价数据。

如此一来，中国就有了两张面相：其一是 全球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则是 世界历史发展历程的缩影 。这里的关键是不要将上述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而要弄清它们是如何相互关联以及相互制约的。

我们今天能够合理地把中国看作大型经济体里的普通一员，而非一个苦苦挣扎于基本发展问题的国家，原因乃在于中国实际上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它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了急速的经济发展。

请暂停片刻，好好思考一下这一转变。

辩证法可以帮助我们想象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过程。就中国这个案例而言，这样的过程为数不少。例如，成为电动汽车领域的巨头是一回事，彻底主导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则是另一回事。此时，以百分比衡量的市场占有率这样的量化指标就变成了权力，而权力就代表着质的区别。

但中国也惊人地呈现出相反的过程，借助于此，大规模的质变——“开放”和“市场改革”——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存在方式，乃至于使它可以作为“世界经济中又一个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入到讨论中，从宏观经济上看已能和欧元区或美国经济并驾齐驱。一段剧烈质变的历史就此让位于平淡的量化测度。

社会理论家和市场实践者在概括这种质与量的辩证关系时用的是同一个词—— 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当你独特的名牌产品及其特定的品质与相关的叙事被商品化时，市场固然是拓宽了，但也抹去了差异。从思想角度看，把中国剧烈的、足以改变世界的发展故事处理成一个“全球增长”的问题，就类似于“商品化”。

当然，商品化带来的量化比较有很多用处，不逊于商品化以后的产品。但两者都以抹去特定的品质为代价。从叙事角度看，这既忽视了 历史 ——即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也忽视了当前的趋势有何更广泛的 社会与政治意义 ，忽视了有可能驱动未来发展的 社会、政治、文化与物质力量网络 。在此我们可以不失公允地把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归纳为启发式和算法式的（heuristic and algorithmic）。深入探究历史意义并非它的长处。

如果我们想两者兼顾，那么在做经济分析时就需要在 质与量 之间灵活切换。

当然，你可能会反驳说，我以浮夸的辞藻描绘的这些东西不过是任何一个优秀经济记者的写作手法。一篇好的经济报道总是在具体与普遍、经验与GDP数字之间来回穿梭。确实如此，这是一种常见的叙事风格。但单单以轶事作为“钩子”（hook）与真正努力找到一个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现实的复杂性突破口或切入点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挑战在于找到“突入”（breaking in）我们想要解读的历史时刻的门道。

这些普遍的方法论观察显然适用于任何地方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过程。它们在思考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1945年后欧洲的超高速增长或绿色能源转型时都不无关联性。在中国——有人可能会说东亚整体——这个案例里，社会经济转型的剧烈性和速度也迫使它们登上前台。

这不单是一场大规模的、剧烈的变革。我们或许还可以思考一下 不发展 （non-development）的问题。从量的角度看，目前欧洲大部分地区这种异常缓慢的经济增长是否会带来某种被动和“历史终结”的感觉？投资者日益温顺的“动物精神”是否会反作用于增长，使其更加趋缓？另一方面，中国的爆炸式转型如何改变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地区相对缺乏增长这一现象的意义？若没有以数字衡量的GDP增长，发展要如何实现？反过来呢？

这一切都是我未来要讨论的主题。眼下我们不妨说得更具体一点：质-量-质的辩证法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2025年夏季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现状有以下 四个重要面向 ，每个面向都可以用非历史-宏观经济或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观察：

房地产 是中国当代经济史的核心驱动力。

以此观之，中国是一般性模式当中的一个极端案例。毫不夸张地讲，房地产在现代史上就等同于商业周期。但请退一步考虑一下我们的讨论对象。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其它经济体或经济史上其它时期的房地产市场是否有相似之处？

不，答案显然是否定的。2020年、2021年急转直下的中国“房地产”繁荣并不只是伦敦或者佛罗里达州这类成熟市场之下的泡沫。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才出现了诸如房地产的私人所有制这样的现象。随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史上最大的 基建热潮 ，中国的房屋有90%都是在过去三十年里建成的。在其中的25年里，约有5亿中国人——相当于全欧洲的人口——从农村迁入了城市。

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房地产繁荣。这是世界-历史级别的迁徙过程。中国的“房地产繁荣”已构成人类世（Anthropocene）——人类与地球经济系统的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主要推动力。浇筑在中国大地上的钢筋水泥之量级已经改变了这颗行星的物理形态。

进一步考虑一下：中国的“房地产繁荣”是如何迈向终结的？它是否类似于2007年、2008年的欧美，先是投机市场过热，继而有大型开发商自发倒闭，随后引发相关银行挤兑？并非如此。中国由商业驱动的城市化进程的终结源自中国领导层的深思熟虑的决定。对此最合理的假设是：2020年夏天，中国领导层在志得意满之际做出了这一决定，他们认为自己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全球竞争中业已“获胜”。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例外。《经济学人》的分析表明，在2020年金融危机前夕，广义上的房地产贡献了约25%的GDP。如今这一比例仅为15%或更低。房价下跌对普通民众的负面影响如何强调都不为过。2021年，有80%的家庭财富都与房地产挂钩，这一数字如今已降至70%上下。

准此，我的基本推测是，如果北京能够成功完成调整，避免像2008年的西方那样出现全面崩溃，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耀眼的宏观审慎管理（macroprudential management）案例之一，也许没有之一。2025年入夏以来，似乎有证据表明某种程度的稳定已经实现。一些最主要的市场——尤其是上海——已显露出真正复苏的迹象。形势不再恶化，类似于恒大爆雷的金融恐慌故事也趋于消退，凡此种种都令人对未来的转折点有所期待。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

中国社会无疑还要花不少时间来适应新的形势。这个社会对房地产有一种痴迷（obsession）。它仍然主导着私人财富。对年轻男性来说，有房是在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中胜出的关键。有鉴于此，房屋从根本上摆脱“资产类别”（asset class）这个标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最终的复苏将以何种形式展现，以及将集中于何处，仍是非常不确定的。

如果我们回到长期发展视角，有一点很明确：眼下要断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据权威网站“北京学”（Pekinology）的报道，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等专家认为城镇化进程远未完成：

2023年，中国总就业人口达到7.4041亿。尽管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6.9%，但农业就业人数仍占到了总就业人数的23.5%，农业从业人员达1.6882亿人，较人口数量相近、发展水平相当的对标国家高出14个百分点。换言之，如果没有土地规划和行政管理制度限制农民进入第二、三产业，也没有户籍制度的话，2023年中国农业就业人数将不会超过7033万人。这意味着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土地与户籍制度的双重影响下减少了9850万人。

另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注点是 劳动力市场 ，尤其是 青年失业 问题。

不清楚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究竟有多糟。但黯淡的前景令毕业生抱持深切不安这一点应当没有疑问。

劳动力市场对新入者关闭乃是严重的 周期性冲击 的典型效应。已有工作的人会紧抓不放，而新入者则被拒之门外。对那些在错误的时间点上陷入困境的人而言，这可能会对其职业前景造成代际创伤。但中国目前经历的不仅是周期性的下行趋势。中国经济增速突然减缓，从2010年代的年均7.7%降到了官方公布的接近5%的水平。欧洲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也有过类似情况，1973年石油危机后经济增长回落。这不仅是暂时放缓，而是永久性的、历史性的转变。作为一场历史性的冲击为一代人所铭记。即使以历史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仍旧不低——预计今年也有5%——如此突然地调整预期，不免令人有些震惊。

要理解2020年以来经济放缓的意义，历史依旧很关键。眼下这批毕业生是在21世纪初的繁荣背景下出生的。改革初期的不安定与20世纪90年代末传统国有重工业的震荡都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享受了惊人的经济繁荣，但随后却撞上经济衰退，这从根本上打乱了他们自己的人生计划。此外还有另一项历史性转变：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出生的这代人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最大，城市地区的独生子女比例已超过50%。父母和祖父母的期望——即那个人所共知的4:2:1家庭结构——构成了巨大的负担。

年轻一代中更幸运、更有才华者乃是高强度的、以成就为导向的教育体系的产物。自21世纪初以来，该体系以向上流动为承诺迅速扩张。据估计，1990年至2020年间中国大学入学人数从230万飙升到了4500万。伴随这一扩张，家庭投入了巨额学费。而今这笔投资可能无法透过职场成功、房屋所有权和“美满的婚姻”获得回报，可谓前景堪忧。2022年秋天的封城抗议活动始于富士康的iPhone工厂，但迅速蔓延至大学校园，这并非毫无理由。他们的标志是一张空白A4纸。

这一切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有何体现？在青年失业率之外，最重要的是 消费者信心数据 。消费者信心的急剧下滑并非发生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际，而是在2022年针对奥密克戎株的封锁措施与房市爆雷同时发生之际，催生出普遍的不满和幻灭感。即令经济增长复苏并继续维持在5%上下，这一冲击也仍旧保留“在体系之内”。

另一方面，世代也在“向前进”。随着200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步入中年，1.63亿出生于2010年代的中国人将涌入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他们所知的只有经济放缓。他们也是国内在数字化领域完全实现本土化的第一代人，在这个社交媒体无远弗届、吞噬一切的世界里，外部世界对他们而言不超出模糊的一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防火长城与其说是一道令人生畏的铁幕，不如说就是“已知世界”的边界。

在有关中国的全球宏观经济讨论中，自2020年开始的 贸易顺差激增 是一大关切点。这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新的担忧，且再次点燃了长期以来对中国主导地位的不安。然而，如果我们只从贸易平衡及其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出发，那就无法恰当把握这一动向。真正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已一跃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 制造业超级大国 。

资料来源：Geopoliticaleconomy

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第一阶段增长还只是序章。那时的增长由重工业——煤炭、钢铁和水泥——和轻工业共同驱动。目前的产业扩张浪潮则更加偏重高科技，中国借此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制造几乎所有产品——从廉价纺织品到战机再到芯片——所需的技能、产能和劳动力的经济体。出口需求对中国制造业至关重要，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充当支柱的一直是 内需 。直到新冠疫情爆发，世界其余地区的需求才重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如蒂姆·库克的名言所示，任何认为像苹果这样的制造商将供应链安置在中国是因为廉价劳力的人都是不懂制造业的。苹果留在中国的根本原因，是它可以与那里的 生产商网络 合作。

政策 也发挥了一定影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2015年启动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这同时也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对世界各地的网络经济与工业区而言实属司空见惯。就变化的规模来看，这也反映出STEM领域技术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惊人扩张，中国国内的变化以及大量中国学生出国就读STEM项目均是其表现。中国与其亚洲竞争对手印度之间的差异在此也一目了然，印度对技术教育的重视度远不及中国。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

当然，宏观经济是决定进出口失衡的根本因素。巨额贸易顺差标志着国内需求的不足。但即使中美都能化解这些失衡——中国消费需求增加而美国减少——产能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没有哪个行业比新能源更能体现这些趋势了，中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已难以撼动。也正是这个行业引出了宏观经济政策应重点关注的最终问题： 通货紧缩 。

与全球趋势相反，过去五年里中国一直处在通货紧缩的边缘。物价要么下跌，要么几乎没有上涨。

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突发性通货紧缩，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所经历的缓慢而积重难返的通货紧缩，对经济都是危险的。从根本上讲，价格下跌虽然对消费者有利，且可被视为“竞争力”的标志，但它会逐渐改变贸易条件继而挫伤生产者。这往往会令新的投资愈发欠缺吸引力，尤其是在这种投资需通过借贷来融资的情况下，因为负债的实际价值会随着价格下跌而上升。与此同时，消费者开始预期价格会继续下跌，于是尽可能向后推迟支出。现金的价值随价格下跌而增加，囤积现金成为了最安全的投资。

在宏观经济学家眼里，应对通货紧缩的显见答案，是进一步推高总需求以及采取适当的刺激措施——直接刺激家庭消费而非投资，因为后者只会让“产能过剩”更趋严重。

然而，面对日益加剧的通货紧缩迹象，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却是需要 规范过度竞争 。最能代表这种“过度”竞争、也最吸引记者评论目光的，非中国的电动车产业莫属——“钩子”一词在此的确很贴切。作为世界级企业，比亚迪不久前以史无前例、震惊市场的低价推出了新款入门级车型海鸥。

宏观经济学家不喜欢把总需求、通胀/通缩问题与企业的价格决策混为一谈。阻止比亚迪打压竞争对手并不能消除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风险。同样无需多言的是，要想引发通货膨胀就必须有人降价；要想阻止通货紧缩则必须说服企业不要继续降价。

如果我们将售价约1万美元的小型电动汽车比作21世纪的福特T型车，那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和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就类似于20世纪初欧美经济在基于大规模生产的消费主义兴起后所经历的那种“换档”。就宏观政策而言，，问题在于如何确保足够的总需求，防止新制造技术的巨大潜力成为祸害，将其转化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手段。这波供给冲击非同一般，导致成本雪崩，中国要如何做才能化解其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怎样才能让改变世界的新能源行业避开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中国各省市政府要如何以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方式来重启城镇化进程？中国经济如何才能继续实现再平衡，从由重工业与建筑业驱动的增长转向更加强调社会再生产、照护和更广泛的福利理念？

无论自上而下看还是自下而上看，最基本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应赋予“中国梦”何种新意义？这对那些20来岁的年轻人来说尤其要紧，否则他们就可能成为“迷失的一代”。在这方面，中国在2020年代引领的电动汽车革命也意义重大。年轻人无论是更倾向自由主义还是更倾向民族主义，都将电动汽车看作中国领先世界的现代化象征。

这篇文章如同一次强行军，旨在将中国宏观经济情势中的四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房地产、青年失业、贸易平衡和通货紧缩——与当代中国历史以及发展的更广泛问题联系起来。要公正地探讨其中任何一个主题都需要比这更大的篇幅和专业知识。我的目的仅仅是展示这种方法的价值。我的目的是提醒大家警惕以数量取代质量的做法——例如“改变世界的亿万级城市化”被重新描述为单纯的房地产繁荣——以及表明不同叙事的可能性。目的在于让我们能够超越宏观经济模式的单薄框架，观察那些更有历史具体性（historically specific）、说到底也更加强大的力量是如何起作用的。

这不是我的原创。优秀的历史学与批判性社会分析在处理为人熟知的宏观经济概念的局限性时都应该这样做。就这个特定案例而言，复旦大学兰小欢的研究使我受益颇多，他的著作《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为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史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发展主义视角。

这种方法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实际上让我们听到——真正地听到——中国人是如何描述自身处境的。中国坚持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并将“ 发展 ”作为其政策的核心目标。“发展”一词反复出现在国家发改委——事实上是中国各种规划的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名称中。

中国是否应该被算作“发展中经济体”这个问题常常被用作某种廉价的花招。西方的批评者指责中国不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在逃避责任。但正如我的论述所表明的，抛开其琐碎之处不谈，这其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拥有强力的政权，且正在经历世界历史上最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将这一进程描述为“发展”，多少有些轻描淡写。

问题其实在于：我们为什么不向中国学习？西方的发达经济体是否也应该将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或者，此举之难产是否标志着一个明显的盲点？作为一种经济变革的概念，发展体现出全面性、质变和深思熟虑的目的，这对富裕国家的政策构成了挑战。在美国，“绿色新政”的宏愿被简化为《通胀削减法案》。特朗普的关税和《大而美法案》乃是对经济民族主义的拙劣模仿。2020年问世的“下一代欧盟”（NextGen EU）计划则是欧盟能尽到的最大努力。

正如王义桅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所言：

发展是一种永久性的“政治认同”……党的合法性部分取决于将来的富裕。 “一旦你‘先进’了，”王义桅说，“你就会迈向衰落。”

这种坦率足以打消顾虑。但西方真的有答案吗？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