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昭仁寺位于陕西省长武县县城东街，是关中一处有名的古刹。长武为西周豳国之地。秦于长武置鹑觚县。相传秦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在长武筑城，见此地水位很浅，便以觚、爵等酒器祭奠，恰有鹑鸟飞落在祭器觚上，他们就把这当成吉祥灵异，便以此为县取名。北朝时，曾先后更名为东阴槃县、
昭仁寺位于陕西省长武县县城东街，是关中一处有名的古刹。长武为西周豳国之地。秦于长武置鹑觚县。相传秦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在长武筑城，见此地水位很浅，便以觚、爵等酒器祭奠，恰有鹑鸟飞落在祭器觚上，他们就把这当成吉祥灵异，便以此为县取名。北朝时，曾先后更名为东阴槃县、宜录县、安定县和白土县。隋、唐两朝时，长武属新平县和今日甘肃省的灵台县所辖。宋代曾升长武镇为长武县。明代正式置长武县，归属豳州管辖。
碑在今昭仁寺院内碑亭中。唐谏议大夫朱子奢撰文，碑文主要记述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618年8月，据高塘城（今长武县北）战败薛举、薛仁杲及部将宗罗喉的陇东战役，此碑为纪念此次作战中阵亡的将士而立。碑文中也有对自然环境与寺院规模的描述。书法劲秀俊逸，笔迹端庄，结体严密，刻工精美传神。碑额“大唐豳州昭仁寺之碑”9个篆字，笔势雄浑敦厚，颇有气魄。此碑书法，既有时代风貌，又有个性特点，是唐代石刻中的佳作。但书者未具名，世传为虞世南或欧阳询，迄无定论。此碑虽经1300多年的风吹日晒，至今基本完好无缺。
碑后的大雄殿，原是昭仁寺的山门。此碑原来即放置在这个大雄殿的西北，后迁于殿前亭内。
《昭仁寺碑》书者考
文｜李虹霖孟宝跃
《昭仁寺碑》全称《大唐豳州昭仁寺碑》，刻立于唐贞观四年（630），现存陕西省长武县昭仁寺内。此碑乃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武德元年（618）浅水原大战中阵亡的将士所立。此役中，李世民率军击败割据陇西的薛举、薛仁杲父子，解除长安西面威胁，奠定唐朝西北边疆稳定。贞观三年（629），太宗诏令在全国七大战场立寺荐福，昭仁寺位列首位，取“昭彰仁义”之意，兼具超度亡灵与宣扬王道教化的双重政治意图。碑石通高4.56米，由螭首（高1.26米）、碑身（高2.64米）、龟趺座（高0.66米）三部分组成，顶宽1.1米，底宽1.22米，以整块优质青石雕成。碑首圭形，六螭盘绕，两侧浅刻升龙护卫，碑额篆书阳文“大唐豳州昭仁寺之碑”，尽显皇家威仪。
▲《昭仁寺碑》原石（局部）
碑文系谏议大夫、骑都尉朱子奢撰。全文楷书40行，行84字，除去空格全文共3150字。内容分三部分：开篇以288字浓缩中国通史，从“大哉乾元”至唐初立国，展现宏阔史观；中段描述浅水原战役惨烈场景，如“僵尸蔽莽、委甲成山、投过涧而自满，拥秦泾而不流”；末段颂扬建寺功德与寺院规模。碑阴题记为北宋欧阳修撰文，张淳书丹，另有宋绍圣元年（1094）河南张重威题记。
由于此碑未署书丹者名，故历代金石著录中对其书者为何人，众说纷纭，宋元以降多传为虞世南所书，如王澍等人则质疑，近代学者（如日本伏见冲敬）推测为宫廷无名书手所作，反映初唐书坛共性而非个人风格。稽阅历代典籍，凡得三说：其一“虞世南”说、其二“欧阳通”说、其三“王知敬”说。笔者对该三种学说做以下梳理：
“虞世南”说
北宋绍圣元年（1094），河南张重威在《昭仁寺碑》碑阴题记中言：
昭仁寺碑，世以为虞世南书。校之《庙堂记》，淳淡相类，而骨袷老成不逮也！岂世南少时所书乎？
▲《昭仁寺碑》明拓本封面题签
他认为将《昭仁寺碑》与虞世南代表作《孔子庙堂碑》相较，虽然质朴清淡的风格有些相似，可其骨力结体的老练程度却比不上《孔子庙堂碑》，疑为虞世南少时所作。但此碑立于贞观四年（630），此时虞世南已73岁，并非少年，该说法存在矛盾。
宋代郑樵《金石略》卷下将《昭仁寺碑》列入虞世南名下。明代赵崡在《石墨镌华》中言：
（《昭仁寺碑》）无书者姓名，无书者姓氏，余观其笔法，大类《庙堂》；《庙堂》丰逸，此稍瘦劲。《庙堂》五代重勒，此伯施真迹也。欧公亦不言谁书，郑樵直以为伯施，都玄敬谓必有据。
赵崡将其与五代重刻的《孔子庙堂碑》风格进行对比，倾向于它是虞世南的真迹。他提到欧阳修未明确作者，郑樵认定为虞世南所书，明代都穆亦赞同此观点。明末清初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言：
《昭仁寺碑》为朱子奢文，不著书者名。郑樵《金石略》以为虞世南，细阅之，笔致娟秀尔雅，非永兴不能也。
▲《昭仁寺碑》原石（局部）
《清康熙·长武县志》，编者为康熙十五年（1676）的长武知县张纯儒，进士出身，在《古迹》章节“古战场”条目记载：
太宗既破薛兵，青磷夜啼，命建昭仁寺。朱子奢撰文，虞世南书丹，后李华有吊古战场文。
然亦有学者对此观点持有质疑。明代杨士奇在《东里文集》中言：
唐《昭仁寺碑》，余得之行人常熟刘绍。碑朱子奢操文，而无书人氏名。观其结构规模近虞世南，而笔法不逮远甚，岂当时学虞而未至者乎？张重威以为虞少时所书，然欧阳公《集古录》甚爱此碑，亦不定其为何人书也。
▲《昭仁寺碑》明拓本（部分）
杨士奇认为该帖字体风格像虞世南，但笔法功力相差甚远，因此推测可能是当时学虞世南但未学成者所写。他提到张重威认为是虞世南年轻时的作品，并指出欧阳修虽然欣赏此碑，但也未能考定书写者。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张仲威的“少时所书”说和欧阳修的谨慎态度形成反差，反映了古代对无名碑刻作者进行推断的复杂性。清代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言：
此书虽似永兴，然《庙堂》丰逸，此则瘦劲，面目虽似，神骨则殊。又书法自入唐来，六朝纤怪气习，破除净尽。
王澍从分析书法风格的角度，指出《昭仁寺碑》在面目上与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有相似之处，但在核心的精神气质和笔力神骨上却大相径庭，并用“丰逸”与“瘦劲”对比具体说明差异。并从书法史的角度指出，唐朝书法已摆脱了六朝书法纤巧、怪异、奇诡的风气与习气。这段话既是对该碑风格的品评，也暗含了对唐代书法整体成就的肯定。
▲《昭仁寺碑》原石（局部）
清嘉庆年间，陕西督粮道费浚《修昭仁寺碑亭记》中言：
通志金石略以为虞永兴书，当必有据。而笔法不类永兴。
清代沈曾植在《海日楼题跋》中言：
《昭仁寺碑》，宋人谓之虞书，以为与《庙堂碑》似也。今人不肯认作虞书，以为《庙堂碑》不似也。宋人所见《庙堂》，与今所见《庙堂》，固当不同。不似王彦超本，安知不似唐石本也。
▲《昭仁寺碑》原石（局部）
在该段话中沈曾植敏锐地指出，宋、清两代学者对《昭仁寺碑》是否为虞世南所书的争议，根源在于他们用来比较的《孔子庙堂碑》拓本不同。宋人可能见过更接近虞世南原笔的唐代拓本，觉得《昭仁寺碑》与之相似，故归为虞书。而清人普遍只能看到五代王彦超翻刻本，此本已非原貌，觉得《昭仁寺碑》与之不似，故否定虞书说。沈曾植认为，不能因为《昭仁寺碑》不像清人常见的翻刻本，就否定它可能像宋人见过的且更真实的原碑拓本，进而否定它是虞世南作品的可能性。反驳了清代学者轻易否定宋人观点的做法，并说明了版本差异在碑帖鉴定中的重要性。
“欧阳通”说
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三中言：
《昭仁寺碑》唐欧阳通真书，询之子。
这是最早明确否定“虞世南”说的记载，曹昭这句话的核心在于：其一否定当时主流的虞世南说；其二提出欧阳通书的新观点。曹昭作为《格古要论》作者，他注重实物目鉴而非文献转引。他或许对比过欧阳通《道因法师碑》险绝的用笔特点与《昭仁寺碑》的瘦硬之感更为接近，而不同于虞世南的温润。但此碑立于贞观四年（630），时欧阳通仅10岁左右，曹昭此说存在年代疑点。
▲《昭仁寺碑》原石与明拓本对比图
明代赵崡曾提出质疑：“曹明仲曰欧阳通书，通书《道因》诸碑，殊与此不类。”清代王澍曾附议：“通此时尚幼，岂能作此巨碑？”但曹昭的权威性仍使此说流传，直至现代通过书法风格断代和史料比对才基本否定了欧阳通说。亦反映出古代鉴定中“重名家轻实证”的思维局限。
“王知敬”说
清代毕沅在《关中金石记》卷二中言：
贞观四年十月立，朱子奢纂文，正书，篆额，无姓名，在长武。此碑不载书人，宋张重威谓是虞世南书，今案笔迹与《李卫公神道》同疑是王知敬书。
毕沅首次将王知敬纳入讨论，打破了“虞世南”说与“欧阳通”说的二元对立。这种开放态度比曹昭的武断结论更可取。他用“疑是”而非肯定判断。近现代学者叶昌炽在《语石》中采纳毕沅观点。清代咸丰中岁贡生邑人张教在《唐豳州昭仁寺碑文书人不名跋》写道：
云书出王知敬手，亦臆度之词，终无专指。迄今因字思人即因人重字，大略均依世南所书之言，而同归一致也。
▲《昭仁寺碑》原石（局部）
张教在这段话中指出前人将《昭仁寺碑》归为王知敬所书的观点，缺乏实证，乃“臆度之词”。其所处的时代，尽管书写者无名，但人们普遍因为欣赏碑文书法而追思作者，又“因人重字”即尊崇书法大家虞世南而倾向于将此碑归于其名下，最终形成了“此碑乃虞世南所书”的主流观点。这与上文中明代曹昭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亦反映出在缺乏确证时，对名碑作者归属的一种基于风格推崇和名家效应的认知过程。
在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统治下，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初唐时期逐渐出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趋势，自然也影响到当时的书法艺术。“初唐四家”无论是欧阳询、虞世南，还是褚遂良、薛稷，尽管其艺术成就可分高下，艺术风格有所不同，或以险劲见长，或以稳健著称，或笔法圆润，或结体优美，但其共同特点，就是将南朝楷书与北朝碑书融为一体。
▲《昭仁寺碑》原石（局部）
尽管对《昭仁寺碑》的书者是谁众说纷纭，但正如明代郑真所言：“以予观之，此碑视《孔子庙堂碑》笔锋为漏，而运意略同。至于词语亦有相类者，亦一时士大夫习气然耶。”该碑所体现的正是贞观时期宫廷文化圈的审美趋同，即“时代审美共性”，亦如伏见冲敬认为“这是当时宫廷书家的一种书体”。其端正宽博的结体，瘦劲挺拔的笔画，既有南朝楷书的秀美遒润，又不乏北朝碑书的方整峻峭。对于此碑的态度，应如清人王澍所言：“总之吾辈论书，但当以书为主。书不工，虽名何用；苟工矣，又何必强为主名乎。”该碑刻所具有的极高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既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也是我们千年石刻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作者李虹霖系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孟宝跃系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学系主任、教授）
《大唐豳州昭仁寺之碑》考
文｜王一诺
长武县昭仁寺是隋末唐初李世民与地方割据势力征战后，为超度阵亡将士的亡灵所造的佛寺，当时在全国举义征剿的主要战地所建造的佛寺共有七处，而昭仁寺则为七寺之首。昭仁寺于贞观三年（629）开始兴建，次年就立《昭仁寺碑》于寺内。1300多年过去，昭仁寺当时的辉煌面貌已荡然无存，唯有一座大雄宝殿与这通碑刻仍树立于此地，见证着自初唐至今千年来的风雨。此碑体量宏大、刻工精美，从书写水平来说是初唐楷书的经典之作，但由于书者不详，所以未能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本文意在通过对此碑的考证，为辉煌的初唐书法史再点亮这一颗蒙尘的明珠。
一、《昭仁寺碑》初唐其他楷书书风的比较
在楷书百花齐放的初唐，此碑无疑受到了诸位名家的风格影响，从中吸取精华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为了进一步分析此碑书风，特选取与此碑刻时间相近的数通其他碑帖进行比较，希望能从中看到初唐书法家之间的书法交流与相互影响。
▲《昭仁寺碑》程瑶田藏本（部分，附程瑶田跋文）
（一）《昭仁寺碑》与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的比较
《孔子庙堂碑》是虞世南流传至今的唯一楷书碑刻，且原石不存，现在只能通过拓本一窥永兴楷法，也难怪历史上众多学者想要将《昭仁寺碑》归于虞世南了。《孔子庙堂碑》线条温厚，笔触从容，完美融合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审美的差异，尽显中和之美，笔笔缓缓而行，呈现出纯净闲淡的姿态，不显露任何锋芒，转折似折钗股，轻若浮云。而《昭仁寺碑》的笔画则更近北碑，线条硬挺，笔笔出锋。王澍称“《庙堂》丰逸，此碑瘦劲”，大约也是由此而发。张怀瓘在其《书断》中评虞世南道“其书得大令之宏规……及其暮齿，加以遒逸”，并在文中将其楷书列为妙品。《孔子庙堂碑》正是其晚年之作，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他的书写中才能如此巧妙地将技巧隐藏。而《昭仁寺碑》却像一位正处于盛年的青年人所作，其风神在每个极具弹性的笔画中呼之欲出。仔细观察，二者字形相去不远，唐代是楷书成熟的时期，故“楷法完备”可以说是当时正书书家共同的特点。单从这两个碑帖的风格来看，确实不像一人所书，然而确定为虞世南所作的楷书只有《孔子庙堂碑》存世，也许虞世南的书法还有更多不同的面貌，但是如今也无从得知了。
（二）《昭仁寺碑》与欧阳询《皇甫诞碑》的比较
欧阳询的书法在唐初影响很大，甚至远播夷狄，虽然贞观初年，欧阳询因为政治原因被贬为闲职，但仍与虞世南共同于弘文馆教授楷法，也有众多王公大臣的碑铭出自其手。
《皇甫诞碑》立于贞观年间，与《昭仁寺碑》所立时间相近，后人多以“险绝”“瘦硬”概述此碑。与其另一通受皇家嘱托所作的以字字着意著称的《九成宫醴泉铭》相比，此碑肆意出锋，画如方戟，更具书写感，字势动荡，也与《昭仁寺碑》的风格更加接近。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昭仁寺碑》也受到了不少欧阳询的影响。但从这两个碑帖的单字对比可以看出欧阳询的字中宫更加紧缩，在字体架构上还是更胜一筹。
（三）《昭仁寺碑》与褚遂良《伊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的比较
《伊阙佛龛碑》立于贞观十五年（641），当时褚遂良师从虞世南，但受当地北魏造像的感染，取法宽博，结体宽绰，具有浓厚的隶意，应该也受到欧阳询的影响。从《昭仁寺碑》与其单字对比来看，周齐余烈显而易见。《雁塔圣教序》则是褚遂良成熟时期极具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此碑清丽遒健，将隶书笔意完美融合到楷书之中，毫无滞涩之感。王虚舟评：“笔力瘦劲……渣滓尽而清虚来……故自飘然不可攀仰。”其中一个“虚”字，可谓对褚遂良书风的完美概括。《昭仁寺碑》虽然比起飘逸古淡更多的是瘦劲有力，但是其用笔与《雁塔圣教序》都有着提按变化较为明显的特点，只看“风”字与“凡”字，便可得知。
以上即是《昭仁寺碑》与初唐三位名家碑帖的对比，从中可以发现，在初唐这个书法辉煌的时期，每位楷书书家以法度为基本之外，又有着属于自己的风格。《昭仁寺碑》比之虞书，更具活力；比之欧书，更显从容；比之褚书，更为朴直，与这些经历后世学书论书之人重重筛选出来的经典之作相比，并不逊色。
二、《昭仁寺碑》书风浅谈
通过以上列举的资料，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此碑并非虞世南所书，但是其作者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人都为同一时期的善书者，其艺术风格必然有一定相似之处。唐立国后，将儒学文化为主的秩序恢复重建，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唐代君王对王羲之书风极为推崇。且科举取士制度确立后，官员楷书劲美与否也成了一项评判标准。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在由上而下对书法，尤其是楷书的重视之下，唐代楷书走向了巅峰。
▲《昭仁寺碑》原石（局部）
初唐书家写楷书多从隋代风貌，不仅承袭了东晋书法的风流，也受到了北碑肆意天成的影响。《昭仁寺碑》也不例外，从结构上，它继承了以《郑文公碑》《刁遵墓志》《龙藏寺碑》等为代表的北碑斜画紧结的特点，方正有致，虽为楷书，但仍留有隶意。从线条上，它走的是刚劲硬挺的路数，钩似铁画，转折处又不失灵动。历代书法名家对此碑评价颇高，认为其法度严谨、笔力沉雄、古雅俊逸，颇具中和之美。此碑是初唐王羲之书风笼罩下的佳作：笔力雅健、遒劲、隽丽，此碑书法劲秀俊逸，又有圆腴之致，笔迹端正，结体严密，刻工精美传神，清代卢文弨《抱经堂文集》评：“端重而无板滞之病，刚健而无险峭之失，乃唐初正书之佳者。”此碑既是唐代碑版的典范，也是我国千年石质文库的瑰宝。
三、《昭仁寺碑》的价值与研究意义
《昭仁寺碑》作为皇家寺院中皇帝亲自下诏所立的碑刻，体量宏大，刻工精美，在初唐史中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
如今，此碑已成为长武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且馆内还保存了数通与此碑相关的石刻，形成了以《昭仁寺碑》为中心的系列文物集合，也成了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
▲《昭仁寺碑》原石（局部）
然而在目前学术界普遍使用的书法史书中对于此碑都是一笔带过，并未进行更多深入的解读，对于此碑的书法学术研究目前也较少。长期以来，由于“初唐楷书四家”极高的知名度与国民性，导致初唐时期其他书家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陕西地区出土唐代碑志甚多，但有署名者，不过十一，更有许多有署名但却无其他资料的书家。作为书法文化的传承者，我们有义务去关注那些未曾被发掘出应有的艺术价值的古人书迹。《昭仁寺碑》的艺术高度通过上文已是显而易见，故虽然由于书者未具名导致此碑长期以来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我们依然应该对这些无名碑刻给予更多关注。
名家经典之作固然是千年来世人学习的典范，但《昭仁寺碑》何尝不是使我们窥见初唐书法大气象的一条幽径呢。本人希望以粗浅的研究与认识令更多人关注到这块寂寞多年的碑刻，为初唐书法史做一些文献补缺的工作。
▲《昭仁寺碑》整拓
来源：书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