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组建于2014年，主要工作是系统开展对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目标为廓清遗址范围、揭示遗址布局与功能分区、建立遗址编年体系、解读出土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推动古滇文化与西南边疆历史研究等相关工作。目前，工

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揭示西南边疆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历程——

从螺壳堆中探寻古滇国历史（赓续历史文脉·考古故事）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铭文瓦当。

河泊所遗址发掘区俯瞰图。

考古人员在现场清理土方。

蒋志龙在整理出土瓦片。以上图片均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组建于2014年，主要工作是系统开展对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目标为廓清遗址范围、揭示遗址布局与功能分区、建立遗址编年体系、解读出土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推动古滇文化与西南边疆历史研究等相关工作。目前，工作队基本确定汉代益州郡城址的大致布局，出土了“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一批与古滇国、益州郡有关的官印封泥，发现大量有字简牍及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2025年4月，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编者

滇池南岸，考古人员半弓着身子，将洛阳铲用力插入土中，深深旋转，再拔出，一截带着细密纹路的泥土芯被带出……这里是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工作队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勘探，新暴露的土层与周围的泥土形成鲜明对比。

河泊所遗址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近年来，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迎来重大突破，一系列重要发现为探寻古滇国与汉代益州郡的历史提供了关键证据，揭示了西南边疆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历程。

从石寨山到河泊所

近30年探寻，古滇聚落初现

一场大雨，滇池南岸的河泊所遗址被地下水漫了个透。蒋志龙打开抽水泵电闸，水位缓缓下降，经过2000多年时光沉淀的古滇聚落，便这样随着水位退去，一点点显露出真容。

“我已经找了它快3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负责人蒋志龙心里始终有着这个执念。

想要研究河泊所遗址，话题离不开石寨山。1956年，滇池南岸的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迎来重大发现——“滇王之印”出土。“总算有实物证明了司马迁写的古滇国是真的。”蒋志龙说。

1996年，蒋志龙被单位指派负责石寨山古墓群第五次抢救性发掘工作。蹲在墓坑里清理那些散落的青铜残片时，他总在想：“墓葬的主人曾经生活在哪儿？”

要证明一个“古国”真实存在，发现墓葬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只有找到他们生活的痕迹，比如城池、道路遗存、村落痕迹，才能观察到一个更为完整的古代社会。”蒋志龙说。

大观楼长联里“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描述，让蒋志龙和团队一度推测，古滇聚落或许藏在滇池南岸的山顶或山腰部位。可他们搜寻多年，却连半点聚落的痕迹都没找到。

从2014年开始，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对滇池南岸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展开对滇池沉积物的系统采样分析，终于拨开了迷雾：石寨山遗址周边的坝区地下，堆积表现为众多的“水域—台地”相间分布，显示出具备初步城市功能的空间架构格局。循着这一关键线索，蒋志龙把目光锁定在距石寨山仅700米的河泊所。

2016—2017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滇文化”和比“滇文化”时代更早的聚落遗址。“研究发现，汉代时期人们生活的地面比现今滇池水面还要低3到4米，表明那个时期的滇池周边陆地面积比现今要大得多。”蒋志龙说。

主干道与城市分区共现

揭秘河泊所遗址“一址双城”身份

工作初期，队员们发现遗址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堆积形态——一种是台地，另一种是淤泥，也就是水域。

随着勘探范围扩大，更多的台地和水域被发现。台地上往往有文化堆积，但仅靠考古钻探无法确定这些台地是普通聚居点还是承载特殊功能的重要区域。

蒋志龙带领队员们开启了台地发掘工作。由于遗址紧邻滇池，地下水水位很高，队员们必须先在探方周边挖掘降水槽，待水位降低后才能动工。顶着烈日，他们蹲在地上一点点剥离表层泥土，一条东西走向的古道显露出它原本的模样：最窄处4米，最宽处12米，路面上保留有车辙印。

“道路经过多次铺垫，两侧挖有排水路沟。土层中掺杂的陶片、碎螺壳和瓦砾让路面更坚硬密实。”负责清理的队员贾鹏指着剖面清晰的5层土层介绍。

通过对路面采集土样的测年分析，队员们初步确定道路年代为西汉至魏晋。“目前探明总长约300米，从出土的箭镞、剑、盖弓帽来看，这可能是当时的城市主干道。”贾鹏说。

解剖道路附近的地层和遗迹后，建筑区的轮廓逐渐清晰。北侧的汉代高台建筑尤为引人注目：台基高约1米，面积达1400余平方米，用黄土与螺壳分层铺筑——上下层为黄土，中间夹螺壳堆积，推测螺壳用于加固、渗水与防潮。散水、柱础石、柱洞等遗迹在小铲下现出真身。“这样的大型高台建筑明显带有官方属性，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修建。”蒋志龙说。

在河泊所遗址西区，队员们清理出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功能分区，表明这一地区可能为古滇国的都城。在河泊所遗址东区，遗址中清理出包括“益州太守章”在内的大量官印封泥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等大量简牍，出土70余吨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其中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等，为遗址性质提供了关键佐证。

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官方属性的高台建筑、标记信息的瓦当、功能完备的城市分区，这些发现最终揭开了遗址尘封千年的双重身份。蒋志龙说：“这里极有可能是古滇国都邑，而遗址核心区东部，正是汉代益州郡的城址所在。”

封泥简牍接连出土

还原汉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细节

2018年，在清理河泊所遗址汉代废弃河道的灰坑中，考古队员发现几块泥巴。清理后，一方带清晰印文的硬块显露，“滇国相印”四字逐渐清晰，蒋志龙激动不已，“史书里从没提过‘滇相’，但这枚封泥一出现，当时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细节就豁然开朗了。”

封泥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书保密工具，类似如今的“锁屏密码”。古人传递简牍时，用绳子捆扎，在绳结处裹泥团，以印章按压，泥块干燥后便成为防止私拆的“封泥”。

河泊所遗址的封泥能留存2000多年，源于一场“意外”。它们多出土于河道边缘的灰烬堆积中，这些区域被推测是文书集中销毁场所。焚烧时，封泥发生陶化反应，在火与土的淬炼中得以保存。自“滇国相印”封泥出现后，遗址已出土2000多枚封泥。

这块“泥巴”为何如此重要？蒋志龙解释，从汉代建制看，滇相是该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这表明汉王朝在古滇国故地设益州郡时，保留“滇国”“滇王”称号，还任命“滇相”辅助治理。

更多封泥还在持续“解密”。“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封泥，涉及西汉益州郡及下辖20个县，与史书记载“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相互印证；“广汉太守章”“蜀郡太守章”则像一封封“古代快递单”，佐证了西南边疆与周边郡县的文书往来。

如果说封泥是文书的“保密锁”，那简牍便是被锁住的“内容”。

汉代水井旁，一枚简牍正半掩于深褐色的泥地中。工作人员手持细小的竹签，屏气凝神，一点一点剥离简牍周围的污泥，动作轻柔而谨慎。得益于滇池沿岸的饱水环境，这些简牍保存得很好，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很快，这批简牍残片将被送往实验室，接受更专业的保护与研究。

目前，河泊所遗址出土5万多枚简牍，其中约1.5万枚带文字。“释读是接下来的重要工作。”考古队员苏东晓指着一枚写有“云南”的简牍兴奋地说，“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云南地名文字记载的简牍。”

简牍里藏着的不仅有制度，更有烟火气。“春时不和，愿强进酒食”的私人书信，让古人的关怀穿越千年；“季氏旅于”等《论语》残篇，证明儒家经典已在这里传播；甚至还有三只小羊的可爱涂鸦，让遥远的历史多了几分生动。“我们还在继续修复释读，让这些散落的‘拼图’拼出更立体的历史图景。”苏东晓说。

实物证据印证文献记载

河泊所遗址坐落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村附近，是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是云南高原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历史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商周至汉晋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寨山古墓群经历了4次考古发掘，明确了石寨山古墓群即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的历史地位，也为古代文献中有关滇国历史的记载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正式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并实施。

云南提升野生亚洲象科学保护水平

我国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增长

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记者从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年来，云南系统施策提升野生亚洲象科学保护水平，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已达300多头。

我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亚洲象主要分布区已建立11个自然保护区，并从栖息地修复、野外监测、升级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体系等方面提升科学保护水平。

云南开展亚洲象栖息地修复，在适宜区域种植牧草1.2万亩，补充亚洲象食源。组建专业护象队，坚持“人随象走、一群一策、全程监测”，升级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体系，视频、音频预警系统全面覆盖象群集中活动区，附近村民1分钟内可收到预警避让信息。此外，云南稳步推进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制度，提高亚洲象肇事农作物损失补偿标准。2024年云南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投保金额首次超过1亿元，其中亚洲象分布区涉及州市投保资金占全省的63.65%。

追象的人

晨光透过热带雨林，密林中传来低沉而悠长的象吼声——这里是云南西双版纳，我国野生亚洲象的生存家园。

亚洲象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三地。近年来，我国野象数量稳步增长，保护管理措施持续完善。调查显示，云南野象数量已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300多头，呈现健康繁衍的良好态势。

在8月12日世界大象日前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热带雨林，探访追踪象群足迹的“追象人”、悉心照料救助象的“象爸爸”、用科学方法求索野象奥秘的野象专家，探寻人象和谐共生背后的故事。

追象人：

野象去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黄昏时段，落日镕金。几天前，在一片静谧的甘蔗地里，野象监测员彭金福遭遇惊魂一幕——他与一头野象狭路相逢，野象直冲他追过来。

“拼命跑！只能拼命跑！”回忆起那一刻，彭金福的手指仍不自觉收紧。狂奔数十米后，追击的野象才停下脚步。他立刻操控无人机升空，搭载的预警喇叭响起：“附近有亚洲象活动，请立即撤离！”广播声在甘蔗地上空回荡。

这样的“短兵相接”，只是他与野象相处的日常之一。

“我们的上班时间？得看野象的心情。”他说。最近象群频繁出没，他时常凌晨五六点收工，睡上几小时，下午两三点又出门。一天睡眠不到5小时，忙时就在车里打个盹。无人机电量告警时，他能在几十秒内利落完成电池更换，眼神始终不离开操控屏。

“换成以前，得在山里跑一天。”彭金福说，在没有无人机的年代，监测全凭双腿，望远镜视线常被密林阻挡，庞大的象群随时有可能蹿到身边。如今，他站在山头就能同时监测到三四群象。科技的加持，让他的脚步更稳，也与野象的距离更安全。

彭金福在大渡岗乡长大，十三四岁前只听过“大鼻子象”的传说，如今全乡几乎每块田地都有它们的足迹。

2018年，他成了专职亚洲象监测员，将一辆旧面包车改装成流动工作站，无人机、干粮、卷尺、记录本塞满车厢。追踪象群、发布预警、核查农损，是他每天的任务。野象足迹延伸到哪儿，车轮就驶向哪儿。

彭金福的手机里，置顶着近20个带有“大渡岗”名称的预警群，一年365天他都要发布象群活动轨迹和预警信息：“大荒坝村委会勐满村小组回帕南一带活动23头”“曼岔村小组大石头河菁一带活动5头”……这些信息为村民出行划出安全范围，避免了人与野象活动区域重叠，减少人象冲突。

2022年起，彭金福自学视频剪辑，把预警信息做成短视频发群里和视频号。“一些老人不识字，但画面配合声音看得真切，一眼就知道是在哪片区域。”彭金福说。

在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负责统筹全州野象监测工作。中心不仅承担野外救助，还指导各县市开展野象监测。

鼻子稍短的“小短鼻”，獠牙如蟹钳的“螃蟹夹”，监测员们为象群取的“昵称”成了关键身份标识。周晨浩说：“认出一头特征母象，就锁定了整个家族。”

科技让监测更精准，无人机配红外热成像相机扫描区域，由AI自动识别并发布预警信息。今年新增100多台红外相机，根据象群路线调整位置，涉象乡镇已实现全覆盖。

“监测员是保障人象和谐的重要力量。”周晨浩说，“他们还收集象群活动数据，为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基础。”

西双版纳州创新构建了一体化智能防护体系，筑牢“地面、空中、掌上”三道防线：地面建300余公里脉冲电围栏、1.35公里防象围栏，安装防象灯；空中布设红外相机、智能广播、摄像头，试点无人机自动巡航；掌上通过App、微信、广播、短信推送预警信息。2022年以来，发布预警信息3.5万余条，避免700余起人象冲突，伤亡事件减少超五成。

下午5点，烈日仍炙烤着山林。“这时候象群该醒了。”彭金福抬头望向西侧山坳，无人机嗡地腾空而起。屏幕里，几丛灌木轻轻晃动，灰黑色的身影在叶隙间闪现，远处，中老铁路列车顺利呼啸而过。

“象爸爸”：

照顾480多公斤的小象崽是什么体验

清晨的阳光透过北纬21度的雨林树冠，洒在“象爸爸”莫诗宇的肩头。他蹲下身，轻轻抚摸着小象“崽崽”的额头，鼓励它爬上山坡。480多公斤的小家伙撒欢冲进林间，又踉跄滑下，惹得莫诗宇满脸笑意。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是我国唯一以收容、救助、繁育亚洲象为核心的科研基地。自2008年建成以来，这里成了受伤受困大象的庇护所，累计救助野象30余次。目前，8头暂时无法回归野外的大象在21位“象爸爸”的照料下健康成长。

2021年一场罕见的大象北上南归之旅，让“00后”莫诗宇感受到了人象和谐的魅力，萌生了从事相关工作的念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西双版纳野象谷，应聘成为“象爸爸”。

2024年8月22日傍晚，监测员在大渡岗乡发现一头落单小象，右后腿带着明显伤疤。

送到中心时，它只有90厘米高、100公斤重，大家爱怜地给它取名“崽崽”。初为“象爸爸”的莫诗宇和同事岩翁罕轮流24小时守护——喂羊奶、敷药、康复训练，细致到记录每一次排便。夜里只要有动静，他们就爬起来查看，无论伤痛还是饥饿，连皮肤是否长寄生虫都要记下。

快一年过去，“崽崽”的伤口顺利痊愈，平日里活蹦乱跳，有时还调皮地咬破足球。莫诗宇解释说：“崽崽”在傣语里是“小伙子”的意思，它像个活泼男孩，还有点“人来疯”。

在前辈们悉心指导下，莫诗宇迅速成长。“从一开始觉得新鲜好奇，到现在越来越明白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莫诗宇说，如今的“崽崽”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从100多公斤长到了480多公斤，调皮劲儿也跟着长。每天的野外训练，它总爱故意撞“象爸爸”的后背，再撒欢跑进树林。

与莫诗宇的青涩不同，“象爸爸”陈继铭是繁育中心的“老父亲”了。二十余载光阴，他几乎见证了中心救助每一头亚洲象的历程，对象群中每头象的性格也了如指掌。从一手拉扯大的“羊妞”，到最新收容的“崽崽”，都是他的“心头肉”。

每年的世界大象日这天，陈继铭都会为“羊妞”举办生日宴，今年的10岁生日宴上，“羊妞”又能享用16种水果组成的“生日蛋糕”了。10年间，他陪伴这只仅出生一周就被遗弃的骨瘦如柴小象，一路成长为如今体重约1.5吨的“大姑娘”。

10年来，陈继铭从未错过“羊妞”的任何一个生日。然而提及自己11岁的儿子，他的声音却低了下来：“我的生活轨迹总是围着‘羊妞’转，错过了儿子成长的许多重要时刻。”

“爸爸为什么总是不在家？”儿子的抱怨曾让陈继铭辗转难眠。“但是现在，儿子会自豪地向同学介绍，‘我爸爸是保护大象的’，‘他的工作很酷’。”陈继铭说。

“羊妞”从小跟人长大，见到同类会紧张，如何让它融入象群，是陈继铭这几年琢磨最多的事。在他看来，救助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圈养，而是顺利融入大自然。

顶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终日和雨林里的蚂蟥、蚊虫为伴，“象爸爸”们日复一日地带着收容的大象，到森林里进行野化训练，只为有朝一日能帮助它们最终重返自然，这是所有“象爸爸”们的心愿。

最近，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传来好消息，我国首头被放归自然的救助象“阿宝”已在野外独立生存一年多，目前状态良好，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多年来，“象爸爸”们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先后编制完成了《收容救护亚洲象康复饲养技术规范》等8项云南省地方标准，确保受伤受困的亚洲象得到有效救助和保护，实现了我国亚洲象保护标准“零”的突破，也为全世界大象保护分享了中国经验。

“不热爱，或者没有责任心，真扛不下来。”陈继铭说，“象爸爸”这个职业，很苦，也很酷。苦，是因为这背后有无数个不眠之夜；酷，是因为他们守护着庞大而灵动的生命。“看到曾经伤痕累累的小象在林间撒欢，一切都值得了。”陈继铭说。

野象专家：

科学求索守护“陆地之王”

雨林深处，一台台红外相机悄无声息地“守候”了数月。记者在集中回收的红外相机镜头里看到，象群穿行在林间，有的低头觅食，有的带着幼象缓缓前行。

“通过这些影像和数据，我们不仅能确定象群的数量、分布，还能看出它们的活动规律和种群变化。”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说。他翻开电脑上的相机布点地图，红色标记点密密麻麻。

回望20世纪80年代，亚洲象栖息地呈现严重碎片化。“那个时候连有效监测都困难重重，系统性保护更无从谈起。”陈飞说，转折始于管护力量的强化：11个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为亚洲象划定了约50万公顷的“生态家园”；栖息地修复工程使退化森林重焕生机；20万公顷的“中老边境联合保护区域”更串联起断裂的生态通道。

通过系列有效措施，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科技赋能也让科学家解码“陆地之王”的守护之道有了更多可能。

长期跟踪、采集粪便和毛发样本，用于基因分析，可以判断象群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基因交流情况；安装在林间的红外相机、无人机巡航系统和AI识别平台，为科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时数据支持……野象专家的工作更多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野外。

雨林里的闷热、蚊虫和突如其来的暴雨，是日常考验，耐心记录象群的每一次迁移、交配和觅食行为的基础数据，则是研究的核心。

在人象重叠区域的示范点，陈飞与技术人员反复测试脉冲电围栏的高度和电流，确保既能有效阻挡象群进入农田，又不会对它们造成伤害。这些看似细小的改进，背后是数百次实验和4项新型实用专利的落地应用。陈飞说：“科技并不冰冷，它能让人和象都更安全。”

在雨林里，长期研究野象的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曾整夜守在红外热成像仪前，捕捉象群夜间取食行为影像。“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让保护、管理行动更精准、更有效。”陈明勇说。

陈明勇团队基于大量野外科学观测数据，分析了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动态及迁移扩散规律，为保护政策制定提供重要支撑。

此外，陈明勇团队采用生态位模型开展了亚洲象保护廊道规划与设计，对亚洲象食性植物多样性开展了长达20年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亚洲象取食行为及偏好和亚洲象取食天然矿物质的习性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亚洲象栖息地改造、恢复和食物源基地建设，提升了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管理水平，助力亚洲象国家公园规划与建设。

近30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的种群数量逆势大幅增长，较20世纪80年代翻了一番。在陈飞看来，这个数字背后蕴藏着更深刻的变化。

“从‘被动救助’到‘主动保护’，从‘关注单一物种’到‘维护生态系统’，我们读懂的不仅是亚洲象，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陈飞说，透过象群逐渐壮大的身影，世界看到的是中国用科学方法书写的生态治理答卷——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保持健康繁衍态势

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了解到，从最新一线监测数据看，我国野生亚洲象象群交流频繁、种群结构稳定、生育率稳步提升、小象存活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显示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保持健康繁衍态势。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动物、热带森林的旗舰物种，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并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评估为“濒危”物种。我国野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地。近年来，云南野象数量稳步增长，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300多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

“从监测数据看，野象的种群结构趋于健康、稳定。”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介绍，亚洲象是典型的群居动物，有较为复杂的社群结构，家庭由成年雌象及其子女组成，两个或多个姊妹雌象及各自子女组成家族，即人们常说的象群。

“一个家族通常有8到15头野象，由最年长的雌象担任家族的首领，引导象群迁移、觅食和休憩。”陈飞说，当种群数量增长到一定规模，血缘关系较近的姊妹或母女会带着自己子女成立新的家族，寻找新的栖息区域。

“近一两年，几乎每个象群都会有新生小象，在象群的呵护下健康成长。”野象监测员刁发兴介绍，在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近1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生活着59头野象，分成7至8个象群活动，每个象群都有稳定的成员结构，各象群的交流十分密切。

“小象的存活率高意味着野外种群的健康状态和发展趋势是比较良好的。”陈飞说，象群交流频繁，也充分说明了栖息地的自然环境，包括食物、水源等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生存保障。

云南红河州 就业就在家门口

在蒙自春晓高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过培训的当地妇女正在进行种苗嫁接。 记者 曹松 摄

为推动更多群众从“出远门”务工转向“近家门”就业，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积极用好政策工具，多措并举优化就业服务，大力建设“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同时延伸建设“家门口的就业孵化园”。据统计，去年以来，红河州共招引“小商”178个，建成务工车间181个，吸纳2.56万人就地就近就业，让更多群众实现了就业增收和就近顾家兼得。

招引企业

“没想到工厂开到了家乡，我的两个孩子刚上幼儿园，在这上班正好能照顾他们。”在红河州元阳县德熙纺织厂车间上班的龙家明告诉记者，自己此前在广西贵港的德熙纺织厂务工，今年春节返乡得知该厂在元阳建分厂招工，便报了名。

促成这一变化的，是元阳县创新的“中介引企”模式。2024年2月，元阳县保收劳务有限公司了解到，广西贵港市德熙纺织厂有意扩大生产，正多方寻找投资地，便积极推介元阳县人力资源优势，诚邀德熙纺织厂赴元阳发展。元阳县也迅速组建招商小分队赴广西洽谈，邀请厂方实地考察，最终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目前，元阳德熙纺织厂一期项目已落地投产，吸纳本地劳动力260余人，月均工资3500元以上。

元阳县是劳务输出大县，中介公司每年会引介大量劳动力赴沿海地区省份务工。“劳务中介熟悉用工情况和产业动态，我们借助其‘红娘’作用精准招商，邀请企业考察，促成项目落地。”元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马九靖表示，通过中介引企，让劳动力回流，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发展的多赢局面。

这一模式在元阳县南沙镇再次见效。今年1月，经元阳县龙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牵线搭桥，该镇招商小分队走访佛山市相关五金加工厂，成功引进广东明城求精五金厂到南沙镇排沙村投资办厂，利用一所闲置校舍改造成多个小车间，生产安全帽扣、数据线等产品，为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铺就新路。

“村里以妇女和老人居多，考虑到他们需照顾家庭的实际，我们通过‘乡村办小厂’‘家庭办作坊’等形式，采用弹性工作制，提供部分居家岗位，满足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的多元需求。”元阳县龙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龙应文说。目前，公司共发展家庭作坊80户，带动440余人就业。

盘活资源

红河州蒙自市草坝镇土地肥沃，被誉为滇南中心城市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辖区内的蒙自春晓高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蔬菜种苗基地内，工人们手持小刀熟练地进行扦插，很快就可嫁接好一株番茄苗。

草坝镇党委书记万葵说，尽管草坝镇有较好的农业基础，但部分老旧基地产能低、科技水平不高。针对这一问题，镇里从农业产业链前端发力，盘活老旧育苗基地和低产大棚资源，引进有技术和人才优势的龙头企业，新建了20亩现代化连栋育苗大棚及嫁接车间，可稳定向周边地区供应黄瓜、辣椒、番茄种苗。

为把就业岗位送到农户手中，企业细化用工需求，开展多期技术培训，设置育苗员、嫁接员、驾驶员、搬运员等6类就业岗位，吸纳并匹配周边村组不同水平的劳动力。“目前车间日均稳定用工超100人，务工群众人均年增收5万元左右，让老乡实现务工不离乡、增收不离家。”蒙自春晓高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邵林说。

30岁的草坝镇新城子村村民王立娜在此工作多年，成为育苗大棚管理员，“家门口工作稳定安心，经过公司培养，我现在年收入有八九万元”。

为了给群众在家门口务工打好基础，红河州各级政府在充分盘活闲置资源基础上，突破“高大上”招商传统思维，精准锁定产业“小商”“优商”，不断提升企业服务保障水平。

位于建水县临安镇的金亿志电子元件（云南）有限公司，前身是苏州一家企业在建水设立的乡村扶贫小作坊工厂，生产变压器、电感器等电子元器件。建水县聚焦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机遇，了解到企业需要稳定劳动力和厂房，就通过县镇村三级联动，“送人到岗”解决用工问题，同时，盘活临安镇中所村集体闲置厂房，帮助企业扩建3条生产线，实现在本地扩大规模。

“目前公司150余名员工均为本地群众，且70%是老员工。在家门口上班的归属感、幸福感强，员工稳定也有助于提升产品合格率。”金亿志电子元件（云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廖斌说。

扶持创业

走进位于红河州开远市云龙社区的开远市昭余珠宝饰品有限公司，工人们在岗位上各司其职。经过设计、起版、倒模等多道工序后，一件件精美的耳环、戒指、项链等小首饰走下生产线。

公司生产负责人李金玉告诉记者，企业原先在浙江义乌做加工生产多年，形成了成熟稳定的供应链。尽管公司创始人是开远本地人，但收到政府招引回乡发展邀请时，因担心“在家乡创业成本高”而犹豫。

为此，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多次上门，从创业者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扶持政策、用工成本、要素投入、物流运输等。“比如，我们利用社区闲置厂房，房租便宜一半还多；吸纳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企业无需提供食宿……同样办一个用工200人的工厂，在开远每年可节约支出500多万元。”李金玉说。

今年20岁的李林禧在公司电商部已工作两年，每月工资在5000元以上。“我一个人外出务工父母不放心，现在能在家门口找到这份工作，挺不错。”李林禧说。

扶持孵化更多人创业，为家门口就业注入新动能。建水县针对青年群体创业初始阶段存在的缺资金、缺技术、缺经验、缺资源等问题，盘活用好现有资源渠道支持数字乡村建设，引进数字青年创业园，通过创业就业“一站式”孵化平台，扶持青年创业。

课堂里理论授课，操场上实地飞行。创业园内，几名青年正在接受民用无人机操控培训。红河州青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尹蒙说，当前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园区捕捉行业发展机遇，以民用无人机驾驶培训为突破口，强化农业植保、山区农产品运输等实战技能培训。他说，“目前我们已培育360名持证飞行员，不少青年回乡创业，在农业等领域成为香饽饽”。

此外，园区还为返乡青年创业者提供免费场地、政策代办等服务，降低创业初始成本，成功引进15家创业企业入驻。据介绍，目前青创园累计新增务工岗位20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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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