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0年，有一个名字被特赦名单专门拎出来，沈醉。许多人听说过他，各有各的说法，很难把历史中的他和公开资料中那个安静的老人联系到一起。但事实是这样，他就是军统最后那批被特赦出来的人之一，有些事情还真是没法讲得太圆。
1960年，有一个名字被特赦名单专门拎出来，沈醉。许多人听说过他，各有各的说法，很难把历史中的他和公开资料中那个安静的老人联系到一起。但事实是这样，他就是军统最后那批被特赦出来的人之一，有些事情还真是没法讲得太圆。
沈醉并不是一开始就干特务，他其实从小喜欢练武，脑筋转得快。和姐夫余乐醒的关系拉起来。复兴社的门槛低，也不是谁都能进去。1932年，他才十八岁，风风火火又有点少年心气儿，被带进了“社”，命运急转弯，一步步踩进戴笠的圈子。
他教过人，自己创了套特工术，说起来好像挺厉害，其实也就是把武术和当时那些新鲜玩意儿掺一起，别人说新，其实也有没啥门道的。戴笠见了面，喜欢刚劲的主，沈醉被提拔，进军统局做事。再难也不愁，他总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军统里的活儿本来很复杂。沈醉专管培训和情报，捣鼓出来的特工术还是让上面满意，经他培训的特务据说有上千人。很多成了重要角色。这么一来，他和陈恭澍那几个并列，军统局里名声也是上去了。什么“四大金刚”？听起来唬人，其实都是给后来人看的。
抗战爆发后沈醉主导情报线，去了武汉，也干过不少深水活。可这段日子，很多针对进步人士的行动，说好听点是保命防奸，说难听了，是清理异己。谁曾想，过去那些动作他自己后来就一直过不去那个坎。这种事，光讲成就没什么意思。
东北那场国共争夺战，他也没少折腾，最后还是形势所迫，撤到了云南。到这会儿，蒋介石信不过其他人，关键节点就想着沈醉。云南成了国民党最后的拦截线。没过几个月，形势变了，沈醉站在了起义阵营里，签字、广播，做出决定也没拖泥带水。
押到北京之后，沈醉的日子和普通战犯不一样。关在专门的小房子里，天天写材料——反思、交代、讲故事。他其实也没少贡献内容，军统的那些细节都记下来了。有人说战犯管理所吃得不差，能看报纸，听广播，怕是比很多人想象得轻松。可这日子也长，十年能磨掉不少心气。
周总理一直关注沈醉，他在云南起义时表现被看中，1958年后放了口风，说可以试试特赦，对沈醉来说那就是天大的希望。1960年特赦名单下来，他就是唯一被拎出来的军统要员。世事无常，一转身就成了大学资料员，开始给人整理历史文献。
他的新岗位清静，他把军统局那套史料重新梳理了一遍。后来还写了《军统内幕》，有的细节只有他知道。1964年，成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协会议上，他只讲事情不讲人，历史问题上还是能站得住脚。一些报告会总有人捧场，大家指望听点隐秘故事，他只说自己见过的，不夸张，也不隐瞒。
几年下来，工作稳了，生活也不折腾。他靠自己搜集到的信息，带着点冷静，把一段段历史编成文。也许这才是他真正的救赎方式。
谈家庭就绕不开那些辛酸事。沈醉三次结婚，六个子女分散在大陆、台湾、香港。每一段婚姻，都有历史的烙印。
第一任张静宜主要在南京认识。1935年结婚，两个女孩儿。1949年局势突变，张静宜带着娃去了台湾。两个闺女，一个叫沈韵，一个叫沈莺，在台湾长大，后来都当了老师。那边的事，沈醉有心也插不上手。
第二任李芸重庆阶段结的婚。那场婚姻里有儿子沈杰和女儿沈珊。1949年李芸带着沈杰留在上海，沈珊给姑姑带去了香港。沈杰后来成了工程师，沈珊搞文化，这些信息和公开报道差不多。
第三任王敏是在战犯管理所认识的，算是后半生的安稳。1960年特赦后，两人组了新家庭，两个儿子沈勇和沈强。沈勇行医，沈强在政府部门，具体在哪工作的外界没什么细节披露。
沈醉曾试着联系台湾的第一个家庭，1972年报了申请，但那会两岸关系紧张，这种事哪那么容易批下来？他不死心，1979年又申请见香港的女儿沈珊，这次终于见成了。这么多年没见，父女的关系说不明白，即便团聚也只说点日常，敏感话题都避着不谈。
等到1987年台湾那边解禁探亲，沈韵沈莺才能回大陆看父亲。岁月没饶谁，老人家见了外孙，感慨归感慨，对于那些家庭遗憾还是没办法弥补。偶尔写信联系，生活琐事还是聊的多，历史相关却一直不言不语。沈醉自己后来也觉得最亏欠的就是家庭，钱能补的少，感情补不来。
沈醉晚年更多是在写作，想起来有点孤独。每天窝在北京西城的院子里，连续整理军统资料。他的很多稿子后来成了民国史料。像《军统内幕》、《戴笠其人》、《特工秘闻》这些书或文章，都是他用几年时间一笔一划造出来。
有个细节，沈醉写资料时经常反复推敲，前面说的和后面写的常常不一样。比如说“策反计划”的事，他在一封信里说那是戴笠主意，后来又称是几个人一块儿定的，真假其实分不清。有媒体甚至说，沈醉的手稿有不少夸大了自己，实际情况复杂，不能全信。他自己倒是承认过，有些地方就是记不清了，谁能保证老人年纪大了还能字字如金？
1988年专门写了《特工秘闻》，曝光军统一些隐秘行动。有人说真实，有人说故弄玄虚，各种版本在网上流传。1980年代后期，全国政协那头还专门请他做座谈，专访内容后来陆续发出来。一些讲话和新发现内容被收入公众文献。
到了1992年，他还参与《党史研究》杂志访问。三天时间里，他讲了不少情报工作内幕。有些是补漏，有些又和之前讲的版本对不上，历史总有盲点，好像也没人刻意去纠错。
最后一年，他自己整理回忆录，补加很多细节。有些段落写得断断续续，不太顺。当时身边的亲友也说，沈醉晚年其实心里很矛盾，既想让后人看到自己的努力，也不愿把黑历史全抖出来。
1996年死后，他留下很多没发表的手稿，官方整理完存到国家档案馆，供研究民国特工史用。实地调研下来，军统内部那些事，比公开书籍还是复杂不少。
再说一点，沈醉这一辈子有过风光，也有黑暗。抗战期间多起大案，比如破获日本在重庆的特务网，23人被捕，缴获情报，被官方认定是功臣；又比如策反日本特务机关，全是硬碰硬下的结果。这些成就谁都会拿出来说。然而，镇压共产党人的那些行动，他被指认参与者之一，到后来是负担，也是心病。
云南起义一下子换了身份，这决定本身并不完全是信仰驱动。说到底，他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局势变了，自己只能顺势而为。有些分析给他说成了主动求变，有的又讲是无奈之举。说不清，也没啥定论。
十年战犯生涯，他拿出来的交代材料能撑起半部军统史。态度得管理所认可，这才有后来的特赦。转身后，他成了历史著述者，自己那些书在圈里传得快，学者也用。很多地方没回避错误，也没抬高自己，算是把真实和虚构拉得很近。
晚年坐在一堆史料里，回忆起来，自己到底干了什么，谁也不能全听他一面之词。不过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当年做事，总觉得是为国家，结果失败了，就是个人的事了。”听起来有点诡异，谁知道哪句才是真的心里话？
遗物和手稿经过整理，补充了官方史料的盲区。也许这些东西以后还会有人挖，有谁愿意刨根问底，历史不会全都清楚。这种身份的转变，到底算不算自我救赎，本人没说，别人说了也不一定准。
沈醉的一生，散在书页里，也摊在亲情的裂缝之间。他不是完人。人世间的混乱和选择，都没办法一言蔽之。每个时代留给被参与者的，都是要咀嚼一辈子的记忆。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