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长沙市蔡锷中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里，隐藏着一栋灰墙蓝瓦、砖木结构南方祠堂格局的二进三开间的院子显得格外庄重典雅，这里就是被列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走进红色小楼，看到展厅内一张张照片，一幅幅雕塑场景，把人的思绪拉回到88年前抗战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在长沙市蔡锷中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里，隐藏着一栋灰墙蓝瓦、砖木结构南方祠堂格局的二进三开间的院子显得格外庄重典雅，这里就是被列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走进红色小楼，看到展厅内一张张照片，一幅幅雕塑场景，把人的思绪拉回到88年前抗战岁月。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全国危机”，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喊压力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0月，将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为了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发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湖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在长沙公开设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选派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徐特立为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驻湘代表，选派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的王凌波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
1937年12月9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干部职工抵达长沙，先后在犁头街南方旅社、东长街(现蔡锷中路)徐祠巷徐家祠堂、寿星街二号、燕子窝陈家祠堂等地挂牌办公。长沙“文夕大火”之后，通讯处全部迁往邵东门外两路口曾家院子(今邵阳市两路口18号)办公。1940年9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全部结束。
抗战之初：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点亮了抗战信心
从1929年开始，一直就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键是个仇共反共人物，多次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和“追剿”长征途中的红军，对湖南境内的红军游击队和共产党员实行残酷的“清剿”镇压，对湖南人民进行严酷的反动统治和搜刮掠夺。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长沙境内已经几年无法建立共产党组织了。共产党员有的被关在大牢里，有的远离家乡去了外省，有的在乡下山林中隐藏起来。1937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改组，由张治中接替何键继任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开明态度，这有利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开展工作。然而，当时湖南革命形势非常复杂，湖南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斗争激烈，湖南民众对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也有众多疑虑，“亡国论”“速胜论”一时甚嚣尘上，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这盏指路明灯。
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成立前后，党中央和长江局也先后派任作民、高文华等来长沙，1937年12月，任作民来长沙后建立了中共湖南特委。高文华等来长沙后，于1938年1月16日建立了中共湖南省工委，7月，改为中共湖南省委。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中共湖南省级领导机构同属长江局(后为南方局)领导，双方在工作中密切配合，重大事项共同研究。当时中共在湖南的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有些工作是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掩护下进行的。可以说，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对外作为八路军的公开派出机构，对内实际上又是共产党的工作机关，为恢复和发展中共在湖南地区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干部职工到达长沙的第二天，12月10日《力报》报道“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日下午二时由武汉来长……徐着灰布短衣，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这一消息立即轰动了长沙城，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
第三天，徐特立应邀在长沙临时大学礼堂作第一场公开演讲，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学校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之后，他应邀在银宫电影院、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学联、妇联、中央戏剧学校、长郡中学、第一师范、长沙火宫殿等地做抗战宣传讲演，他向听众介绍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保卫家乡，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徐发挥有多年任教的特长，根据听众特点，现身说法，形象生动，情真意切，很有感染力。在长沙火宫殿演讲时说：“各位父老乡亲，我是共产党，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和，我就跑了。现在又和好了，我就回来了。这些年来，国民党与共产党打大仗，国民党杀了好多共产党人，共产党也杀了一些国民党人。现在是日本侵略军杀我们了，杀到屋里来了，我们同胞再不能自相残杀了。我们两党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杀日本侵略军，两党过去的账，都不算了。”他在反驳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共产党“游而不击”“抢地盘”“拉队伍”等不实言论时说：国军把大量土地给了敌人，八路军则从敌人手中夺回来，这叫“人弃我取”。人家打仗有枪炮，我们打仗用双手，打死一个敌人，把敌人的枪拿来武装自己，这叫作“打一个得两个”。在战场上“八路军是老百姓，老百姓也是八路军。”敌人来进攻，“我军得了情报，派军队埋伏要隘。当敌人趾高气扬的时刻，出其不意而歼之。所有枪支都武装了老百姓，八路军就是这样武装起来的”。当时《观察日报》报道：“徐先生本来是深入民间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的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徐还应邀在湖南广播电台做广播抗日讲演，扩大了中共在湖南的影响。
接待来访群众也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开展抗日宣传的一条重要途径。每天到通讯处访问的人很多，通讯处干部职工都热情接待，对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认真分析，精辟而诚恳地作答，消除了来访者的疑虑，增强了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徐特立经常应邀参加抗日救亡团体和报刊的时事问题座谈会，会见中外记者，通过媒体开展抗日宣传。徐在长沙会见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法国记者李蒙夫妇等，对他们关心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八路军山地游击战、发动武装民众、湖南抗战准备等问题一一作答，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会见省会报界记者时，徐谈了抗日诸多问题，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他说：“有人以为日本没有煤，没有铁，我们抗战六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必然崩溃。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机是事实，可是把它估计得这样低，不但离开事实，而且是于长期抗战有害。”他尖锐地指出：“那些唯武器论者，对抗战前途悲观也是不当的。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现代化的武器，我们可以从敌人那里夺取，我们可以从战争中补充。”同时，他满怀信心地说：“打游击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拿手好戏，我们将通过游击战发展壮大，越战越强。”有人表示怀疑，问：“共产党、八路军有没有兵工厂?”徐回答：“有!”又问：“设在哪里?”徐答“过去设在南京，现在设在东京。”徐特立越讲越激昂，最后深刻有力地指出：“对日本帝国主义想和平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唯有从抗战中求解放才是出路。”
开展统战工作：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点燃团结抗日的“熊熊烈火”
开展统战工作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讯处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团结在湘各方力量，理解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通讯处高度重视做好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统战工作，多次找张商谈抗日救亡工作，交涉释放政治犯事宜。张同意释放政治犯，允许建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出版《观察日报》，赞成中国共产党组织民众抗日的一些主张。1938年国民党政府和省党部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动员委员会”，会上通过张治中、徐特立等六十四人为委员，不久委员会又推选徐特立为常委。据《湖南党的工作》记载：“张治中对我党驻湘代表徐老表示尊敬与联络……在张治中政权时期，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一般的都被淹没在上涨的抗日运动中，不产生什么影响，只能得到一般抗日人们的唾骂与鄙弃，这是抗战与统一战线在湖南之黄金的发展和上涨的时期。”
组建文化抗战团体，领导“文化抗战”，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自抗战爆发以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先后成为战区，一大批湘籍的教师、学生和文化工作者相继回湘，来到长沙。同时，又有很多学校、机关、团体和企业，也内迁到当时还是大后方的湖南，其中又多云集于长沙。这一状况，造成了长沙文化教育事业的繁盛，时有“长沙文化城”之称。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来长沙的学生和文化界人士达1500多人，有一定影响的文化界人士约700多人。通讯处成立后，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文抗会、记抗会、学抗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职抗会、工抗会、农抗会、青年服务团、世界语学会等各种团体，这些团体在长沙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街头剧、歌咏队、口琴队、大幅漫画、标语等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跃在街头，《抗日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放下你的鞭子》《流亡者之歌》等歌曲和舞台剧深受市民欢迎，长沙城区到处洋溢着抗日救国的激情。
通讯处积极支持和领导进步报刊，进行抗日宣传。自1938年初起，在长沙城内先后创办30多种报刊，这些报刊大多数都是在中共湖南省工委和通讯处的领导或影响下创办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观察日报》和《抗战日报》。《观察日报》创刊于1938年1月，不久即成为中共湖南省工委机关报，是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先导。新闻内容特别是中共的抗战内容大都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电台抄收而来。该报还用整版的篇幅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抗战日报》是由中共地下党员田汉、廖沫沙等人创办，该报讴歌中华民族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批评所谓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发行量多达三四万份，是长沙人民喜闻乐见的抗战报刊。
著名作家茅盾抗战初期曾逗留长沙，对长沙火热的抗日救亡宣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道：“长沙在这三个月中有了触目的变化，大街两侧的墙上贴上了标语和宣传画”“书摊上摆着《毛泽东传》《朱德传》这一类小册子，而且销路很好……”
争取释放政治犯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讯处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讯处成立之初就向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提出释放政治犯一事，张原则上同意，提出初到湖南主政，不了解情况，希望能开出一个在押政治犯的名单。通讯处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掌握了省模范监狱在押的15名政治犯的名单。徐特立前往慰问在押同志，并将名单上报给张并交涉释放事宜，14位同志获释。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第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明等20多位同志，被国民党政府秘密地从江西监狱押到长沙陆军监狱。通讯处知道后，一面派人到监狱看望，一面向国民党政府交涉释放。国民党顽固派推三阻四，拒不释放，竟将这些同志秘密押送桃源县监狱。徐特立找张治中交涉，要求张干预此事，不能让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我方同志的阴谋得逞。经多次据理力争，乔信明等20多位同志全部被救出。
帮助有志青年：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民众理想的实现“铺路架桥”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许多进步青年迫切要求到延安去。根据中央有关招收青年去延安的指示精神，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设立了“抗大、陕北公学长沙招生委员会”，先后有600多名优秀青年从长沙到了延安，其中不少人成长为优秀的革命干部。长沙湘雅医院医生、护士抗日热情很高，有不少青年医护人员想去延安和抗日前线，在通讯处的协调安排下，将这些青年医生、护士安全送往八路军、新四军，充实了我前线作战部队的医务力量。
1938年6月，通讯处以统战的形式在湖南武冈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为抗战培养人才。邀请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为院长，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为董事长，共产党员吕振羽任副院长，该院的老师大多为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学员除学习文化课外，主要学习革命理论和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该院于1938年9月15日开学，1939年4月被国民党顽固派查封。创办7个月来，先后招生两期，共招收青年学员250多人，其中四五十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多数学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南方的抗大”。讲学院中共党支部在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地，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党组织。
为前线筹集和转运物资是通讯处经常性的重要工作。物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根据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统筹安排，由驻湘通讯处向国民党衡阳军需处办理交涉，领取我方的军饷、武器弹药、被服等;二是湖南各界以及广东等地和海外侨胞捐献的各种物资。印尼华侨捐献的虎标万金油、东南亚华侨捐献的军用救护汽车和长沙民众写的慰问信、捐赠的钱款、物资等都由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负责转运。通讯处还代延安和我前线部队采购急需的通讯、医疗、电器等器材。据统计，1937-1938年，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复杂的环境下，共招收学员680人，培训人员2220人，营救人员65人，接待国内人士20000余人，国外人士20人，接收转运物资50000余件，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来源：长沙晚报掌上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