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各种记载，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企业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商品。本书所力图解决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中国企业在中国和东南亚达到了超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边界的程度。在关于19世纪中国长途贸易之范围的辩论中，这一问题的争议性质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作者：[美]高家龙 译者：褚艳红 等
长途贸易的边界
根据各种记载，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企业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商品。本书所力图解决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中国企业在中国和东南亚达到了超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边界的程度。在关于19世纪中国长途贸易之范围的辩论中，这一问题的争议性质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在研究19世纪历史的专家中，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领风气之先，为关于中国长途贸易边界的热烈讨论建立起了理论框架。他在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对中国城市所有层级的市场结构进行了分析，包括从农村基层的乡村和市场集镇，到位于被他称为“大区域”的城市核心的大都市。他把19世纪的中国分为八个大区域：华北、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东南、华南（岭南）和西南（云贵）。此外还有一个大区域，即东北，但它作为大区域是到20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在所有这些大区域中，诸如山川起伏之类的地形特征，给长途贸易带来难以逾越的边界。
根据施坚雅的说法，在中国内部，中国企业家只有通过形成庞大而广泛的社会网络，才能成功跨越这些大区域的边界。就像世界各地家族企业的成员一样，中国生意人的社会网络也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之上。此外，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生意人之所以能够招收受到信赖的非亲属成员进入自己的大规模网络体系中，并使其融合在一起，源于“一个特殊的特征”——每个网络中的成员都“有着共同的籍贯”（即“同乡”，也就是有着相同的祖籍）。人们的这种籍贯纽带同他们的家乡纽带或出生地纽带是不同的。所有中国人都从父辈那里继承籍贯，而不管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亲是否曾到过他们的籍贯所在地。中国的生意人便利用这一遗产，通过祖籍纽带来组建其社会网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说同一种方言，熟悉彼此的家庭和世系，以及计划在退休后回到籍贯所在地，等等。用施坚雅的话来说，这些生意人在中国社会网络中联合起来的基础“一方面可以归结为信任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可归结为可资信赖的经营能力……他们在中国半封闭式的区域经济的联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施坚雅的见解为基础，罗威廉（William T. Rowe）肯定了中国的这些网络体系在19世纪国内长途贸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他前进了一步，提出中国的区域经济并不一定像施坚雅所言是半封闭式的。在一项关于汉口的研究中（汉口因其靠近中国水路中心的商业战略位置而被趣称为“中国的芝加哥”），罗威廉指出，中国基于祖籍纽带的社会网络在18世纪后半期和整个19世纪所经营的，实系“一个真正被整合在一起的全国性市场”。根据他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贸易团体克服了距离上和前工业时代技术上的障碍，成功实现了奢侈品和诸如谷物与生棉等低价大宗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尽管罗威廉坦率地承认，现在还没有关于当时全国贸易的“有意义的统计数据”，他还是列举了大量颇令人信服的非量化证据。
施坚雅和罗威廉的研究局限于中国，滨下武志则研究了中国网络在中国以外延伸所及的程度。他在重新评价中国的帝国朝贡体系时发现，该体系既服务于“亚洲内部的贸易”，也服务于国家之间的对外关系，他还因此将该体系重新命名为“朝贡贸易体系”。他承认，西方列强把该贸易体系与国际市场连接了起来，使19世纪“东南亚和中国南部经济更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并进而延伸到印度洋贸易区”。但他坚持认为，西方国家的这些作为未能让西方人掌控亚洲内部的贸易，甚至也未能让他们掌控西方殖民地的贸易，更不用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未被殖民化的国家了。在仍然由亚洲人管理的情况下，“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地［以及非殖民地］市场结构所体现出来的，是与朝贡体系相关的传统亚洲内部贸易的特征”。滨下武志还强调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的持久性，认为它“由唐至清，从7世纪到1911年一直在起作用”。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清朝覆亡后，朝贡贸易体系才失去了用武之地，因为在首都北京的当时的中国政治领导人不再是东亚地区贸易和朝贡中至关重要的角色。
正如我的上述归纳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学者互相提出了挑战。施坚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半封闭式大区域的观点，受到了罗威廉于80年代提出的全国市场特征理论的挑战。同样，滨下武志对亚洲内部贸易的勾画（他最初于80年代提出了这一框架，至今仍在不断地加以完善），也对施坚雅和罗威廉囿于中国境内的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的意见彼此相异，却留下了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应当如何勾画19世纪中国和东亚长途贸易的边界。
从理论层面来看，在这场辩论中遭到挑战的，是施坚雅所构建的基本概念。凯罗恩（Carolyn Cartier）在一项颇有深度的批评中就认为，施坚雅的大区域模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心地区理论已经过时。她指出，施坚雅设定了看上去固定不变的大区域边界，因此阻碍了历史学家对于长途贸易的研究。凯罗恩提出的替代性选择，是采纳一种“无边界区域地理的理论”，着重关注作为机制和推动力量的人以及“区域意义上的社会建构”。她说，她的目标是“较之空间模式，更强调社会进程”。
尽管凯罗恩的观点并非都令人信服，然而她提出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并在本书中也被提及的问题。另一方面，她在论证中言过其实、走得太远，以至于认为“大区域理论中的嵌入性结构不利于……对长途贸易和海上贸易的研究”。作为对她的回应，人们可以说，事实上正是施坚雅的大区域模型，触发了罗威廉对长途贸易的观察和滨下武志对海上贸易的研究。我也发现，是施坚雅的研究鼓励了我着手从事长途贸易的研究。
另一方面，凯罗恩呼吁，应对作为机制和推动力量的人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很有见地的。除非我们对中国企业家、批发商、商人以及其他长途贸易从业者有更为充分的了解，否则我们又如何能勾画出长途贸易的边界呢？除了回溯考察商品在各级城市间的上下流动，以及在各大区域内部和之间的非个人流动（就像施坚雅已做过的那样），对跨越大区域边界（见第二章和第四章）、战时的敌我边界（见第五章）以及国界线（见第六章） 的贸易协定谈判的高度个人化过程进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考察行会、朝贡贸易体系和其他的制度性构成（正如罗威廉和滨下武志所做的那样），有必要关注那些从事交易并在商业流通系统各层级之间传递信息的中介人。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作为机制和推动力量的人在塑造长途贸易边界的空间时所采用的方式，在20世纪和19世纪是否有不同之处？施坚雅、罗威廉、滨下武志和其他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提供的是19世纪的基准，而直到目前为止，专家们在研究10世纪中国和东南亚时并没有依照他们的方式行事。
对政治障碍的规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中国和东南亚贸易边界的勾画，引发了研究19世纪的专家们的一场热烈辩论，但在研究20世纪的专家们中间，这样的情况却没有发生。施坚雅、罗威廉和滨下武志表明，中国商人在19世纪成功地拓展了长途贸易的范围；易劳逸（Lloyd E. Eastman ）、柯博文（ Parks M. Coble Jr. ）、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和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则指出，中国资本家处于严密的政治控制之下，这在20世纪早期对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制约。
易劳逸、柯博文和白吉尔都注意到了国民政府对中国资本家的压迫，早在1927年春，蒋介石完成北伐并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不久，国民政府便在上海强迫资本家“捐赠”物资。他们得出结论，以上述行动为基础并通过其他政府行为，国民政府在南京时期（1927—1937），通过强制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来达到限制中国工商业发展的目的。白吉尔在对此所作的简短总结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成了“国家机器的附庸，并被整合到国家机器中去”。
受权刊发，选自《中华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美]高家龙 著，褚艳红 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5年8月。
根据柯伟林的说法，此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国资本家实行了更为全面的统制。柯伟林将自己的论述同先前对南京时期国民政府的各项研究细致地划清界限，他注意到，比起轻工业，国民政府更优先发展了重工业；他承认， 轻工业“在1937年之前，很大程度上游离出了政府的控制”。然而，柯伟林与柯博文、易劳逸、白吉尔一样，注意到了国民政府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便已开始制订工业发展计划。此外，他比其他历史学家更注重强调，战后国民政府“继续朝着加强经济控制的方向走下去，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
同时，一些研究中国和东南亚的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早在20世纪初，外国政府也对中国企业施以政治干涉和经济控制。柯博文在新近出版的著作中，记录了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后迅速攫取中国企业的事实。他得出结论，日本的这种权力使用严格限制了中国资本家，并使得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锐减。用柯博文的话说，“从经济角度来看，就其实际执行的情况而言，［日本的］‘新秩序’在中国不外乎是一个殖民政权。日本人控制了长江下游的经济，没收了中国工厂并将其转给日本公司经营，并且严格限制了市场活动”。作为对日本统治的反应， “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竭尽所能地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和主导”。
根据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学者拓基（Carl A. Trocki）的看法，西方和日本的殖民政权在东南亚地区也采取了相似的限制措施。在他的编年史里，西方殖民政府“通过欧洲殖民地实现了对中国人在东南亚居留地的吞并（1830—1880） ……并将海外华人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1880—1910）”。他以新加坡作为主要例证，断言“新加坡的华人史就是［西方殖民者］［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包围华人经济活动之历史进程的缩影”。尽管日本占领东南亚国家的时间不像占领中国的时间那样长，但在偷袭珍珠港后， 日本却取代了西方殖民政府，并在1942年到1945年对东南亚地区实行了军事统治。
总之，政治史学家已达成如下共识：中国、西方和日本政府在20世纪早期便已使得中国资本家和中国企业处于从属地位，并对之实行整合、限制和包围。如果严格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所提供的关于政商关系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若是从本书将要讨论的企业的角度来衡量，这一解释就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了。本书以下各章所要揭示的是，华资企业如何通过采取不同的策略来规避政府政策的限制，克服政治障碍，并进入国内外市场。本书第二章讨论的是，中国的药店老板们在19世纪使中药获得了广泛推广，又在20世纪推出了由新式分店组成的全国性经营网络。第三、四章介绍的是，西式大药房的中国老板们如何利用新的印刷媒体在全国大做广告，并通过各地的特许经销商以及药房自身的分店去控制全国范围内的市场销售。第五、六章要讲述的是，中国老板们不仅使得西式药房生存了下来，而且无论是在国民政府统治和日本占领下的中国，还是在西方殖民政府或日本人统治下的东南亚，他们的生意都得到了稳固甚至引人瞩目的发展。
这些事例表明，政治史学者高估了中国、日本和西方政府在20世纪早期控制和限制中国资本家和企业的能力。尽管有来自政府的干预，本书所述及的中国企业仍然在中国和东南亚比西方竞争对手更为成功地占领了国内外市场。此外，我还敢大胆地说，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相比，它们更完整、更长久地保留了这些市场。
如果这一说法站得住脚，那么，这些中国企业网络是如何在和平时期克服地理和官方障碍，在战争时期跨越敌方的封锁线，并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中经营医药市场的呢？一个关键特征是，它们利用印刷媒体推广消费文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消费文化的本土化。
本土化进程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很多学者曾讨论过本土化进程的问题，并经常使用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词：“中国化”（或“汉化”， Sinicization）。他们对这个概念适用性的辩论在不止一种历史语境下展开。其中，当然包括汉族如何处理同满族以及其他非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更为常见的是，他们经常在中西关系史研究中使用这一概念。与本章开头所征引的人类学家华生不同，历史学家们在诠释“本土化”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世界性眼光并已经西化了的中国思想家身上。他们展示了这些人物如何译介从西方学到的东西，对之予以改造并使之本土化。他们对该主题的研究方法多样、颇具创意，从知识分子传记到集体肖像再到文化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均以同一预设为前提，那就是本土化进程完全是由中国知识分子推动实现的。白露（Tani E. Barlow）曾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用她的话来说，［20世纪初期的中国的］知识精英“垄断了西方思想、形式、符号和话语的产生和传播”。
这种对于精英知识分子的集中关注，并没有阻碍关于思想伴随着时间推移、从一个中国人传播到另一个中国人的研究。比如，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便认为，可以通过两个阶段来追溯西方思想观念的中国化。第一阶段，中国的“先行者”在海外或在处于中国社会边缘的通商口岸学到了西方事物，然后“把那些曾对中国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事物变成不怎么奇怪的东西，再逐渐使国人对这些新东西的新奇之处变得不敏感，使它们不那么显眼并更容易被接受”。随后的第二阶段，中国的“变法派”推动西化获得合法性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在不久前，他们所主张的变革还只有在适应习俗的次要事物上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在这两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来自通商口岸的先行者们对中国内陆发起冲击，而内陆主张变革的人士则“通过‘中国化’使这种冲击合法化”。
柯文设立了这两个阶段的先后顺序，指明了先驱和变法派之间的区别，并对重要的改革者及其思想继承者（如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先驱和1898年“百日维新”中的变法派）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他还用这一模式分析了革命领袖及其思想继承者（如20世纪初期的孙中山和此后的毛泽东）之间的关联。和其他思想史家一样，柯文的唯一关注点是知识分子精英在西方思想本土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理解思想上的先驱以及变法思想肇始这一本土化的初期阶段来说，思想史家的著作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本土化的进程并未就此结束。在以后的阶段里，是谁充当了文化介质的角色？他们又是如何对西方思想、形式、符号及话语予以重新构建及创造，从而使之获得合法性，并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甚至对他们产生感召力的？在本书第三章至第六章中，我描述了中国企业家及其员工和生意伙伴是如何在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消费者之间充当文化介质角色的。这些企业家将很多中国知识精英分子雇为商业艺术家和建筑师，把对他们本人以及其他知识精英分子的思想和意象的本土化当作其市场策略的一部分，并利用印刷媒体将他们眼中的“西方”版本获得了比中国知识分子出版物更为广泛的传播。
正如本书以下章节所表明的那样，这些中国企业家绝不是千人一面，但与中国的知识精英相比，他们远远没有达到那样的世界化和西方化的程度。他们不曾在西方或者在中国的西方学校接受过教育，也没有做过买办或在西方企业中做过雇员。而且，他们没学过西方语言，也未在西方国家待过。典型的情况是，他们几乎未受过任何类型的正规教育，并且不怎么精通汉语和其他任何语言。他们的这些特征显示出，非世界化和未西化的人物对西方思想和意象在中国的本土化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西方”经过了中国思想先驱和变法派的双重过滤之后，他们是如何感知“西方”的？他们关于“西方”文化的自我创造是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同质化的影响？
同质化的范围
要对文化的同质化予以界定极为困难。庆幸的是，历史学家对中国大众文化的一般概念和中医文化的特定概念已有过明确的阐述，这有助于澄清萦绕在文化同质化上的若干问题。这些学者从多个角度去观察中国文化，但他们的解释通常却指向了一个似乎带有绝对性的结论：中国文化一直与文化的同质化格格不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
李欧梵（Leo Ou-fan Lee ）和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关于中国大众文化起源的论著中描述了自19世纪晚期起大众媒体的引进，但他们没有发现 1949 年前这些媒体对文化同质化产生影响的证据。他们把大众文化定义为一种“上层有意识地设计和控制的、面向所有社会阶层的全国性文化”，并因此总结道，在中国，“直到1949年后，一个真正的大众受众才被创造出来”。
当李欧梵和黎安友通过自上而下的观察来评价大众媒体的作用时，南森 · 席文（ Nathan Sivin）在自下而上地研究中国消费者的医药观念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根据席文的说法，在1949年前，中国消费者在医药上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既没有将这些选择同质化为一个封闭而单一的“中医药”体系，也没有将它们同质化为“中药”和“西药”的二元选择。他将中国消费者选择治疗方法的多样性称为“寻医求药上的多样性”。他总结道，“寻医求药上的多样性的持续存在”对理解20世纪之前和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医药实践至关重要。他指出，“在社会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人历来便从僧道、灵媒、术士、江湖郎中、针灸师、传统中医和其他人当中自由地选择治病方法”。该项研究写于1987年，席文注意到，在当时处于中国大陆边缘地带的一些华人社区中仍然可以有这样的多种选择。在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选择的“大部分”才被政府“当作迷信而予以根除，往日多样化的寻医求药方法也被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二元选择所取代”。
这些有影响力的解释所提出的分析和年代上的重要问题，也是本书要予以探讨的。李欧梵和黎安友关于大众文化是一种“上层有意识地设计和控制的、面向所有社会阶层的全国性文化”的定义，本书并未全盘采纳，这是因为这一解释是有问题的。如果字斟句酌地来看，它作为评估中国历史上大众文化所设定的标准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到现在是否有一种具有全国性质并适于所有社会阶层的文化媒介，都令人怀疑。而在任何国家，文化究竟是否会完全由上层设计并控制，也是令人生疑的。尽管如此，这一定义的好处是，它提出了大众文化的三项具体标准 —对空间界限的跨越、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以及对文化媒体的控制—因而仍然值得保留。那么，根据这三类标准来看，20世纪早期的中国企业家对医药的市场推广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本书以下各章（尤其是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六章）将要叙述与评估的，是他们为达到全国规模，接触不同阶层，并使得中国消费者同质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受众”所做的努力。
同样，席文关于中国人“寻医求药的多样性”只是迫于设计和控制才让位于中—西医或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法”的说法，本书在采纳前也必须先加以修正。席文以此来解释的，是中国消费者对医药临床实践的态度；而本书所要讨论的，则是消费者对医药产品的态度。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同中国消费者就作为药品类型的“中药”和“西药”的选择密切相关，也同他们对作为医疗实践形态的“中医”和“西医”的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如我在以下各章中将要表述的，中国企业家为推进中西二元分法进行了积极努力。他们并没有让消费者自己区别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中药和从海外引进的现代西药，而是煞费苦心地创造中国“传统”，并精心构造自己的也是中国人的看似西方“新药”的形象，并雄心勃勃地将其予以推广。
中国企业家使中国消费者的医疗方法多元性转变为他们的这一套中西二元分法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奏效的？本书以下各章节将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李欧梵、黎安友和席文将1949 年当作中国文化同质化发展的转折点的看法，是过于绝对了。如果本书各章节要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企业家便已通过大做广告对中国消费者口味的同质化进程作出了贡献。本书以下各章考察了 1949 年前广告对消费者所起的作用，对文化同质化进程的各早期阶段作出界定，并就这一过程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究竟应当处于怎样的位置，提出相关的建议。
本文选摘自《中华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一书的“第一章 中国历史上的消费文化”。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