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人的残忍行为归因于“基因”是困难的，后天学习的影响明显更大。人类文化包含许多残酷的模因，人们将惨烈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犯罪、武装冲突、战争等造成的一些后果描述为残酷的，但人在这类场景里的一部分行为会被同时代的至少一部分人视为正常的——例如，在经常使用人献祭
这取决于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定义了什么样的人类心理和行为是正常的，然后将不符合正常标准的人视为异常、变态。
将人的残忍行为归因于“基因”是困难的，后天学习的影响明显更大。人类文化包含许多残酷的模因，人们将惨烈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犯罪、武装冲突、战争等造成的一些后果描述为残酷的，但人在这类场景里的一部分行为会被同时代的至少一部分人视为正常的——例如，在经常使用人献祭的文化里，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完全正常且必要的行为、并不残忍。
二十世纪，社会生物学家反复声称自然选择不但可以塑造身体特征，还可以塑造行为，暴力行为可以由基因决定。Napoleon Chagnon 于 1968 年发表了对委内瑞拉和巴西境内土著人的观察报告，称他们是 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凶猛民族 ，断言杀人更多的亚诺马米男性有更多的配偶并生了更多的孩子，作为自然选择可以选出暴力行为的证据。许多人类学家批评这项工作的方法与结论，那时炒得很热。
卫斯理大学的大卫·亚当斯受此启发，开始研究攻击性背后的大脑机制。他花了几十年时间去电实验动物大脑的不同部分，测试它们受到攻击时的反应。可是，媒体很喜欢将他的工作解释为“战争的生物学基础”，这让亚当斯感到厌倦。
1985 年，在亚诺马米人群体中生活了 20 多年的人类学家 Jacques Lizot 写道：
我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修正对亚诺马米暴力的夸张描述。亚诺马米人是战士，他们可以是残酷和残忍的，但也可以是细腻、敏感、充满爱心的。 暴力是零星的 ，它永远不会在任何时候主宰他们的社会生活。 1986 年，亚当斯召集了另外 19 名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方面的科学家，发表了 塞维利亚反暴力声明 （英语：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 [1] ，其核心内容是： 认为人类从我们的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战争倾向的说法，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认为战争和其他暴力行为已经被基因编码进人的本性的说法，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认为人类进化历程中进攻性行为比其他行为更多地保留了下来的说法，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认为人类有“暴力大脑”的说法，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认为战争因人类的本能或其他单一动机而发生的说法，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结论：战争从人心开始，和平也从人心开始。开启战争的物种同样有能力开启和平。责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89 年 11 月 16 日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一项决定中广泛传播上述声明。但媒体和大众不喜欢这声明。
亚当斯回忆说，当时的主流媒体告诉他“你找到战争基因时，给我们回电”。 1997 年，哈佛大学的 Richard Wrangham 出版《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Violence》，声称雄性类人猿和男人是“连续 500 万年间致命侵略习惯的茫然幸存者”，大卖。 Wrangham 认为人类男性在遗传上倾向于暴力，但只要社会认识到和平符合人类生存的利益，人类有足够的智力克服上述“缺陷”。 Steven Pinker 反对塞维利亚反暴力声明，谈论“根据考古证据，非国家社会中致命暴力造成的死亡率高达 15%（跟黑猩猩的水准相似）”，他的书也大卖。 Pinker 认为，人类既有暴力倾向又有反暴力倾向，不能简单地无视人性中的暴力，而且 演化不足以说明人性如此快速地改变 。他想要强调文化的变迁。你不觉得人类在二十世纪变得比历史上平和多了么。
二十世纪，战争、种族灭绝、犯罪等人对人的暴力在整个人类社会上产生的死亡率约 3%，这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率不如 1918 年美国大流感（美国称之为“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死率来得高。 由于人脑容易被言语影响，认为“人类本质上是暴力的”，会引起人们对和平的悲观，不这样认为的人更支持和平 [2] 。认为人类有为杀人演化的心理特性，也会引起人们对打击犯罪的悲观。来源：时空探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