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提要：吐鲁番地区晋唐墓葬出土了大量的丝织覆面。通过与新疆其他地区和甘肃地区的丝织覆面比较，可以得知吐鲁番地区的丝织覆面形制较为固定，可分为覆布型和帽套型两类。覆布型覆面的形制在晋唐时期呈现固定化特征，其根源可追溯至河西地区移民带来的持续性中原文化影响。中原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覆面已积累了一定的数量，目前达百余件；材质主要为丝织品，有的还伴出有金属眼罩。与中原内地相比，吐鲁番地区的丝织覆面形制多样、纹样融合了中西方文化元素、组合方式丰富，两地在覆面葬俗上既有相似点，又有明显区别。

前人对丝织覆面的研究较为深入。武伯纶最早提出至少在4～7世纪，吐鲁番地区已盛行覆面葬俗的观点。[1]此后，学术界围绕新疆覆面的形制、用途和来源展开讨论。王澍认为覆面是现实生活的体现，用以遮挡风沙，其材质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2]马沙通过对各时段、各地区的覆面进行系统梳理，认为其与阴阳观念、灵魂崇拜有关。[3]陆锡兴则分析了不同历史背景下覆面和面具的差异及文化传播影响。[4]焦阳将新疆地区的覆面分为史前时期、汉晋时期、十六国至唐代三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的覆面来源进行研究，指出新疆覆面与中亚面具属不同文化系统。[5]中亚、西亚一带也发现了与中国西北地区相似的丝织覆面。本克（Mihaly Benko）研究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镇（Dnepropetrovsk Town）出土的缝制在丝织物上的薄银面具，认为该葬俗是通过游牧民族的迁徙由内亚到新疆的。[6]E.I.陆柏（E.I.Lubo-Lesnichenko）通过对比哈拉布拉克墓地（Harablak Burial）、费尔干纳盆地的波罗克拜孜墓地（Polokbaiz Burial）、塔拉盆地的肯科尔墓地（Kenkol Burial）出土的丝织覆面，认为中国西部覆面葬俗来自中亚，并指出哈拉布拉克出土的覆面是最早的样式。[7]这些研究为我们全面认识覆面葬俗提供了新的思路。

总体来看，中外学者对覆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丝织覆面的发展必然会因时代不同、地区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但就目前来看，国内相关研究多认为其来源与变化一以贯之，鲜有比较与微观的分析讨论。因此，本文在收集目前可见的吐鲁番地区丝织覆面实物资料的基础上，以时间、形制、纹样等情况的差异为切入点，对该地区出土的丝织覆面进行类型学研究，并尝试探讨其来源。

（一）吐鲁番地区出土丝织覆面的类型学分析

吐鲁番地区丝织覆面出土数量多、类型丰富、形制典型。本文以形制较完整的覆面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类型学分析。不涉及残缺严重与衣物疏记录的“面衣”，现共整理吐鲁番丝织覆面110件左右，其中可进行类型分析的有39件，根据丝织覆面不同的形态特征，将其分为覆布型和帽套型：

A型10件（表1）。覆布型（图1）。主要出土于阿斯塔那墓群。整体形状近似长方形，为“上压眉，下护嘴，两边齐腮，有带子以束系”[10]的形制。根据有无组合方式，又可以分为二亚型。

表1覆布型覆面完整实物统计表

Aa型8件。无组合关系，此类覆面装饰纹样或素面，仅为单一覆布型覆面。覆面上纹样有中亚风格的联珠对兽、戴胜鹿纹，也有中原风格的花草纹、树纹、几何纹等。如阿斯塔那M170共出土5件丝织覆面，其中Aa型覆面3件，即M170:11、M170:38与M170:69，三件覆面上均饰有树叶纹。（图2）[20]M154出土了一件褐地三叶纹锦覆面。[21]M138出土的覆布型覆面上装饰着中亚流行的联珠戴胜鸾鸟纹。[22]

Ab型2件。覆面与金属眼罩组合使用。如阿斯塔那M601中B个体脸上盖有覆面，上放置一银眼罩。[24]斯坦因收集的一批关于阿斯塔那墓葬资料中Ast.vii.1出土覆面的同时，也发现一件铜眼罩。[25]眼罩双眼部位呈双桃形，上有密集小孔，边缘有穿孔以系带。[26]

B型29件（表2）。帽套型（图3）。帽套型覆面顶部长幅后折，与左右边幅相接，用线连成帽套形状。下端两侧有两根较宽的丝带或绳子，用于束系于死者颈部，以固定覆面。[27]根据有无组合方式，可以分二亚型。

表2帽套型覆面完整实物统计表

Ba型20件。无组合关系，覆面仅装饰纹样或素面。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较多Ba型覆面，如M103:32为一件蓝绮荷叶边覆面（图4），面芯为黄绫，荷叶边为蓝龟甲纹，保存较完整。[53]阿斯塔那M309出土的白黄相间的棋盘方格纹锦覆面[54]与M153出土的土红地四角花纹锦覆面，[55]装饰纹样精美、色彩丰富，但无组合关系。

Bb型9件。此类覆面除了绣有精美纹样外，还搭配其他葬具，如墓主人双眼上盖有金属眼罩、覆面与衣服缝缀在一起、用穿珠作为五官。如巴达木墓地发现锦覆面两件，M245:2为联珠猪头绢覆面，[56]M252:21为联珠对马纹绢覆面（图5），[57]均发现有铜眼罩，眼罩边沿有小孔与覆面相连，周边残存绢带。阿斯塔那墓地M604出土的覆面与衣服缝缀在一起；[58]M303出土了一件绢质覆面，其上有用串珠制作的五官。[59]

（二） 吐鲁番地区出土丝织覆面的基本特点

覆布型覆面与帽套型覆面虽同见于吐鲁番地区，但在分布地域和阶段性特征上均呈现出显著差异，唯在使用人群方面未见明显差别。

从分布地域来看，覆布型覆面集中出土于阿斯塔那墓群，靠近高昌故城，处于吐鲁番地区的核心位置。帽套型覆面分布较为分散，阿斯塔那墓群、哈拉和卓墓群与巴达木墓地均有出土。

根据类型学分析，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丝织覆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昌郡时期以覆布型覆面为主，形制较为简单，纹样主要为中原风格的几何纹，出现金属眼罩与其组合使用。麴氏高昌时期帽套型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两种形制的覆面并存，且纹样较前期更加复杂，联珠纹逐渐成为主流，金属眼罩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唐西州时期，帽套型覆面成为主流，覆布型较少，中亚联珠对兽纹、联珠单兽纹占据主导地位，金属眼罩被广泛使用。

覆面的使用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身份限制，其使用人群涵盖了官员与平民，汉人与非汉人等多个社会群体。一方面，根据墓志记载，曾任虎威将军、广武将军、仓部郎中的张洪墓（562年）出土覆布型覆面与帽套型覆面共5件；[62]另一方面，根据出土实物资料显示，平民墓葬也发现纹样精美的覆面，形制涵盖覆布型与帽套型两种，并且此类墓葬数量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哈拉和卓M90出土有记载随葬“面衣”的衣物疏，[63]据学者考证，其墓主人“阿苟母”应为粟特人。[64]这证明吐鲁番地区丝织覆面的使用没有人群差别。

两种形制覆面的分布地域差异暗示了早期覆布型覆面可能具有身份象征的含义，尽管覆面的使用未见明显的身份限制，但其集中分布于核心统治区的现象揭示了特定阶层对这一形制的偏好，也反映了吐鲁番地区内部的区域文化交流差异。

新疆其他地区与吐鲁番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但其覆面年代集中在汉晋时期，与吐鲁番地区的覆面在时代上具有前后相继性；甘肃地区与吐鲁番在历史上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覆面形制与吐鲁番的覆布型覆面较为相似，且时代较早，能够为追溯吐鲁番覆布型覆面的来源提供证据。以下对这些地区的相关发现进行简要分析比较。

（一） 新疆其他地区

1.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的年代处于汉晋时期，出土可辨形制的覆面不多，材质主要为绢，覆布型居多。如尼雅95MNI号墓地M3出土两件覆面，极具汉地特色。男尸覆面上绣有“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字样；女尸覆面用茱萸纹锦；死者下颌系有绢带，鼻内有织物鼻塞；墓内还随葬有精美的汉锦；[65]95年Ⅰ号墓地船棺墓发现4件覆面，下颌系有绢带。[66]

使用覆面的墓葬中，墓主人的下颌系有丝织绢带，头戴风帽或头裹丝绵，鼻内塞有丝织物鼻塞，并随葬有精美的汉锦。《后汉书·舆服志》中对不同等级的人群使用的车马、服装的材质、款式等都作了严格的划分。[67]在汉代，能够使用绢、锦等高级丝织品为皇室成员、高级官员和贵族，平民是没有能力和资格消费此类高级织物的。尼雅墓地中出土的绢质覆面，暗示着墓主人的尊贵身份。

2.尉犁营盘墓地

尉犁营盘墓地共出土丝织覆面10余件，时代集中在东汉中晚期。如1995年发掘M19死者为女性，尸体以毛毡包裹，头下置枕。头部用丝绵包裹，面盖褐覆面（图6），鼻孔内塞织物鼻塞，下颌系绢带；[68]1999年发掘的墓葬发现有数量较多的覆面，如M6的墓主人为一成年女性，头下枕有素绢枕，下颌用一条棉布带勒住系于脑后，额前束红绢带，其上缀缝一排圆形银片饰，共11枚。面部覆盖素棉布面衣。[59]

尉犁营盘墓地出土的覆面多为覆布型，材质丰富，包括素绢、棉布和毛绣等，形状多呈长方形，尺寸不一，有的仅覆盖面部，有的则覆盖整个头部。装饰手法多样，从简约的素色到缀缝金属片饰、刺绣蔓草纹等复杂装饰。颜色以本色、褐色、黄色为主，部分覆面还镶有彩色绢边。结构上，有的覆面由多块布料拼接而成。组合关系上，与覆面组合使用的物品有绢带、鼻塞等。但是，出土的覆面保存状态各异，多数因年代久远而残朽。

3.洛浦县比孜里墓地

洛浦县比孜里墓地发现魏晋时期覆面20余件。该地的覆面显示了强烈的地方色彩，如额头系带状发箍，头戴花环、[71]皮质套头覆面、[72]覆面多与护颌罩或护颌托组合使用。[73]

洛浦县比孜里墓地的覆面资料在材质和组合关系上反映了丝织品、金属饰片、花环等多介质并存的特征。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头戴花环的现象或可追溯至古希腊文化因素的东传，特别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化浪潮的跨区域影响。[74]这一文化特征表明，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尚未形成高度整合的文化融合态势，不同文明体系间的互动尚处于物质文化传播的初级阶段，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明接触的历时性过程提供了断代依据。

4.洛浦县山普拉古墓

洛浦县山普拉古墓集中在汉晋时期，出土覆面十余件。材质为毛制或棉制。M02覆面为蓝色毛布面，覆面额部另缝缀一梯形的红绢，并刺绣蔓草纹。[75]在墓葬中还发现有大量的丝织品护颌罩，男性护颌罩中间开口，露出胡须；女性护颌罩不开口，且上刺绣有精美的蔓草纹、宽叶纹。[76]

总的来说，晋唐之前，新疆其他地区的丝织覆面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既包括简单的覆布型，也涵盖较为复杂的其他形制，这一现象反映了在晋唐之前新疆其他地区的丝织覆面已经受到了来自中原与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相比之下，吐鲁番地区的覆面虽然数量众多，但形制相对统一，主要为覆布型和帽套型，且纹饰以联珠对兽纹、单兽纹等中亚风格纹样为主，显示出较强的文化融合特征。

（二）甘肃地区

甘肃地区出土了一批丝织覆面，如武威磨咀子汉墓M1[77]、M6[78]、M25[79]，都出土有丝织覆面。永昌县水泉子汉墓M5、M8，[80]额部有裹布痕迹，面盖覆面。疏勒河魏晋墓M3，男性头骨、面部有丝织覆面。[81]甘肃地区目前所见覆面都是覆布型，保存较差，均贴在死者面部，且时代较早。其中，武威磨咀子汉墓M25出土覆面为棉絮制成。[82]

丝织覆面在甘肃地区唐代墓葬中仍有发现，但相比于新疆地区，时间较短、数量较少。比较典型的是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发掘出土的覆面，慕容智身着唐朝官服，面罩丝织覆面，覆面上用串珠勾勒出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等部位（图7）。[83]用串珠、玛瑙制作五官的覆面在阿斯塔那墓葬群中也有发现。[84]甘肃与新疆吐鲁番地区广泛使用丝织覆面葬俗的时间有所重合、覆面形制极为接近，推测两地之间的覆面存在联系。

甘肃地区、新疆其他地区与吐鲁番的覆面在时间、形制、材质与使用人群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但三者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联系。（1）甘肃地区的覆面自汉至唐，时间序列完整，形制单一，以覆布型为主，但数量较少，材质为丝织和棉絮，使用人群主要为贵族与高级官员。这一现象反映了甘肃地区的覆面作为身份象征的功能较为突出。（2）新疆其他地区的覆面集中在汉晋时期，材质与形制均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使用人群仍为上层阶级。这种多样性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和不同文化因素的并存与初步融合。（3）吐鲁番地区丝织覆面数量众多，形制与组合关系较为固定，材质主要为丝织品，使用人群广泛，且无社会阶级与人群之分。吐鲁番地区的覆面不仅在数量上远超其他地区，其形制与组合关系的固定化也表明该地区的覆面葬俗已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文化融合的程度较高。

时间维度上，三地之间的覆面葬俗既有重合，又有明显的相继关系。形制上，吐鲁番地区的覆布型覆面与新疆本地和甘肃的覆面形制较为相似，暗示着覆面葬俗的传播与演变。结合时间，可以推测甘肃地区的覆面葬俗影响到吐鲁番地区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覆面葬俗体系。

通过比较各地区的丝织覆面发现，覆布型覆面存在时间早，分布地域广。相比之下，帽套型覆面仅见于吐鲁番地区，且时间集中于麴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结合前文所述，二者分属不同的文化脉络，因此，探讨来源问题时，需根据不同的形制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覆布型覆面的来源

实际上，根据考古实物资料，新疆覆面葬俗可追溯至公元前1千纪。艾斯克霞尔墓地[86]、苏贝希墓地[87]、胜金店墓[88]和扎滚鲁克墓[89]都出土有覆面，材质涵盖皮质、毛布等。但这一时期使用覆面的墓葬分布地域分散，未形成固定的丧葬仪式。汉晋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促进了覆面葬俗的发展，吐鲁番覆面在纹样与材质上呈现出强烈的中原文化特征，汉字纹织锦覆面出现，同时，西方文化的影响也介入当地丧葬，如死者头戴花环的葬俗。但覆面的形制仍并未固定。晋唐时期，河西移民的涌入强化了中原的文化影响，将中原地区的文化规范引入吐鲁番，并与本地传统相结合，推动了覆布型覆面的形制定型。

公元5世纪下半叶，河西地区汉族移民在吐鲁番地区建立高昌国，强化了中原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西晋末期，中原地区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和分裂，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大量的汉人逃亡河西地区，寻求避难场所。《晋书》记载：“及京都陷，斐等皆没于贼。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90]《魏书》同样记载了河西地区的移民情况，北魏熙平初年，高昌王遣使朝献，孝明帝曰：“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91]河西地区的居民由于长期受到移民浪潮的影响，生存环境受到挤压，也随即迁往高昌地区。[92]持续的迁入人口带来的覆面葬俗，促使吐鲁番地区在晋唐时期形成了形制固定的覆布型覆面。

河西地区的覆面所见不多，这与当地的丧葬习俗和人群变化有关。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后，河西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公元前2世纪，随着大规模移民屯田政策的实施，大量汉人迁入河西，源自中原丧葬习俗的“覆面”随之传入河西地区。魏晋时期，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薄葬”兴起，覆面等奢华的丧葬用品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易得到的木质尸罩。考古资料显示，河西地区墓葬多使用尸罩与尸床组合装殓尸体。以甘肃疏勒河魏晋墓为例，[93]仅见1例使用丝织覆面和2例用绢包裹尸身的死者，其余以木质尸罩和尸床装殓尸体。此外，敦煌祁家湾、[94]敦煌佛爷庙湾、[95]玉门金鸡梁M19、M21和M23[96]均发现有尸罩，但未见丝织覆面。

同时，中亚局势变化，贵霜帝国衰落，嚈哒入侵，大量中亚胡人开始东迁。到了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对外来胡人施行包容政策，他们途经新疆定居河西，其丧葬习俗本身就有随葬面具的传统，且受到吐鲁番覆面的影响。因此，这些胡人将丝织覆面再次带到河西，但在河西使用覆面葬俗的不再是汉人，而是诸如慕容智此类的胡人群体。自然条件来看，河西地区达不到大规模养蚕的标准。[97]唐代颁布各种税法，丝绸布帛仍是主要征收对象。[98]多种因素叠加，导致河西地区的丝织覆面并不普遍。河西丝织覆面葬俗的转变也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本土化创造和跨区域文化交往中的自我选择。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蒙恰特佩墓地（Munchaktepa Burial）棺B-5-1出土一件残覆面，整体呈长方形，有两根系带，中以褐色缯为芯，边缘为褐色绢。[99]棺B-5-1的覆面与汉晋时期新疆地区出土的覆面形制十分相似，蒙恰特佩出土的覆面在形制上与哈拉布拉克的覆面更为接近。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覆面与哈拉布拉克墓地的覆面相似，但在时间上哈拉布拉克墓地覆面要早于中国西域地区。故而，有学者认为，蒙恰特佩墓地与中国西北出土的覆布型覆面源于哈拉布拉克墓地。[100]但实际上，哈拉布拉克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2世纪，但中国的先秦史籍《仪礼》就已经对“覆面”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且考古也发现了丝织覆面实物。公元前2世纪开始，中国中原的丝绸就经新疆到达中亚，中亚的金属面具开始出现丝织物衬底。晋唐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覆布型覆面来源于中亚地区的可能性较小（表3）。

表3覆布型覆面的比较

覆布型覆面的演变轨迹表明，覆面葬俗文化具有地域性，后经由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与人群互动，到了晋唐时期逐渐发展为融合本土传统与多元文化要素的丧葬习俗。覆面形制的定型不仅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丧葬观念的规范化，更凸显吐鲁番在保持地方文化主体性的同时，通过吸收与转化外来文化元素，形成独特的丧葬表达方式。

（二）帽套型覆面的来源

帽套型覆面整体呈方形，顶部长幅后折，与左右边幅相接，用线连成帽套形状。下端两侧有两根较宽的丝带或绳子，用于束系在死者颈部，以固定覆面。[101]该覆面形制与中国本土覆面形制存在显著差异。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帽套型覆面纹饰以中亚风格纹样为主，与金属眼罩搭配使用。因此，在探讨其来源时，不可忽视中亚地区，乃至更远地区的影响。

中亚地区盛行用面具覆盖死者面部的丧葬仪式。公元1～3世纪，使用黄金面具最多的地区是地中海东岸近东地区。迈克尔·罗斯托夫塔扎夫（Michael Rostovtzeff）认为在公元2世纪之前，地中海沿岸的商品通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经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向南传播。[102]这一论断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有力佐证：在地中海沿岸发现的随葬金银币和金属面具、眼罩的习俗不仅证实了两地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更揭示了丧葬习俗的跨区域传播现象。帕提亚地区使用金属面具的葬俗可视为是希腊化传统的直接延续。[103]公元前后至5世纪，随着帕提亚帝国疆域的扩大，帕提亚人将使用黄金面具和金属眼罩的习俗传播到中亚地区。他们使用的黄金面具是直接用细线穿过圆孔固定在死者面部，其间未使用任何丝织物作为衬底。[104]双桃形金属眼罩则被视作金属面具的简约形式（图8），其传播路径是从高加索地区出发，至黑海北岸与克里木半岛。在公元前1千纪前半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中亚地区。[105]通过比较，吐鲁番地区的金属眼罩与帕提亚出土的金属眼罩在形制上极其相似。[106]这不仅证实了帕提亚丧葬文化对中亚地区的深远影响，也为探究中亚与新疆的文化网络提供了实物证据。

图8哈拉和卓墓地M42出土铜眼罩[107]

公元2～3世纪，随着丝绸贸易的繁荣，中原内地的丝绸到达中亚、西亚地区，这一现象在哈拉布拉克遗址出土的丝织覆面中得到证实。[108]在此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源自西方的金属面具与东方的丝织覆面习俗在中亚开始结合，演变出以丝绸为衬底的金属面具。考古资料表明，中亚游牧民族将面具、眼罩、口罩等缝制在带有波斯纹样的丝绸覆面上，[109]形成独特的葬俗。这一习俗在民族迁徙过程中传播至西伯利亚和欧洲东部地区。[110]例如，有些地区将丝绸制作成眼罩的形式，可能是对金属眼罩的模仿，也成为丝织覆面的一种简约形式。

图10新疆伊犁昭苏波马黄金面具[114]

吐鲁番地区的覆面与来自中亚的金属眼罩组合使用的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信息。金属眼罩作为金属面具的简约形式，其与丝织覆面的结合可能源于中亚地区带有丝绸衬底的金属面具，并在吐鲁番地区发展成为一种地方性变体。这种变体不仅体现了文化传播的痕迹，也反映了吐鲁番地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改造能力。覆面纹样体现了该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既有中原内地常见的树叶纹、团花纹，也有来自中亚地区的联珠对兽、单兽纹。这些纹样具有强烈的宗教与神话色彩，与撒马尔罕壁画上的图案相似。因此，无论是覆面本身，还是与其搭配的金属眼罩、纹样，都清晰地表明帽套型覆面是中亚文化影响的产物。

帽套型覆面在吐鲁番地区广泛流行，既源于本地覆面葬俗的传统，更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中亚地区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通过频繁的贸易与人员往来传入吐鲁番，并与本地文化深度融合。以吐鲁番的丝织覆面为例，可能通过商队、移民或宗教传播等方式传入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出土的帽套型覆面的形制、与金属眼罩的组合、纹样均显示出明显的中亚文化特征。此外，考古发现表明，帽套型覆面的流行主要集中在5至9世纪，这一时期正是丝绸之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高峰期。因此，吐鲁番的地理位置为帽套型覆面在吐鲁番的流行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也深刻影响了吐鲁番的丧葬习俗。

公元3至10世纪的吐鲁番地区是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自魏晋设高昌郡、麴氏立国到唐代设西州都督府，吐鲁番地区不断强化其作为西域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这一历史背景，缔造了吐鲁番地区葬俗的独特性与包容性。通过对丝织覆面的类型学分析，揭示了其背后两种不同的文化脉络：覆布型覆面在新疆地区自古有之，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覆布型覆面不断出现新的特征；晋唐时期，由于大量河西移民的迁入，吐鲁番地区葬俗受到了中原文化更加持续且强化的影响，覆布型覆面葬俗得以固定。而帽套型覆面则彰显了中亚文化的影响，其形制与纹样明显受到波斯艺术风格的影响。两种形制的覆面与金属眼罩的组合则暗示了吐鲁番地区与中亚游牧民族的互动。

吐鲁番地区丝织覆面的演变大致经历了高昌郡、麴氏高昌和唐西州三个时期，揭示了文明交流的复杂性、阶段性和双向性特征，而非一以贯之和单线传播的过程。吐鲁番地区出土丝织覆面形制与纹样多样，与其地理位置、人员往来和丝绸之路的兴盛有关，对于探讨丝绸之路沿线各文明间的互动与融合、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历程、吐鲁番地区在中西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武伯纶：《唐代的复面和胡部新声》，《文物》1961年第6期，第42~44页｡

[2]王澍：《复面、眼罩及其他》，《文物》1962年第 Z2期，第83~85页｡

[3]马沙：《我国古代“覆面”研究》，《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第66~74页｡

[4]陆锡兴：《覆面和面具之研究》，《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第215~225页｡

[5]焦阳：《新疆地区出土覆面研究》，《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5期，第78~86页｡

[6]Mihaly Benko, “Burial Masks of Eurasian Mounted Nomad Peoples in the Migration Period (1st Millenium A. D.)”,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46.2/3, 1992/93, pp.113-131.

[7]〔乌兹别克斯坦〕马特巴巴伊夫，赵丰：《大宛遗锦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蒙恰特佩出土的纺织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14页｡

[8]〔清〕阮元等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卷三十五《士丧礼》，中华书局，2009年，第2448页｡

[9]陆锡兴：《覆面和面具之研究》，《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第215~217页｡

[10]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图三一一｡线图为笔者自绘｡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第15页｡

[1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图一〇：2｡

[1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98~104页｡

[1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51页｡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图三七｡

[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物管理所：《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第32页｡

[17]新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分期研究——斯坦因阿斯塔那墓葬资料的再整理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2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45页｡

[18]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2期，第61~62页｡

[19]新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分期研究——斯坦因阿斯塔那墓葬资料的再整理与研究》，第345页｡

[2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98~104页｡

[2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51页｡

[22]新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分期研究——斯坦因阿斯塔那墓葬资料的再整理与研究》，第345页｡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物管理所：《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第32页｡

[2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物管理所：《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第44~45页｡

[2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第15页｡

[2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三七｡

[27]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三八｡线图为笔者自绘｡

[28]王澍：《复面、眼罩及其他》，《文物》1962年第 Z2期，第83页｡

[2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 哈拉和卓卷》，文物出版社，2018年，图版二二三｡

[30]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8页｡

[3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51页｡

[32]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2期，第66页｡

[33]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2期，第66~67页｡

[3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物管理所：《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第44~45页｡

[3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第15页｡

[36]采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 哈拉和卓卷》，图一九一：3｡

[37]采自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2期，图一七：7｡

[38]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8页｡

[3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54~155页｡

[4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53页｡

[4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98页｡

[4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51页｡

[4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58页｡

[4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第15页｡

[4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二八｡

[4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18页｡

[4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61页｡

[4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85页｡

[4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物管理所：《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第31~32页｡

[5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物管理所：《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第35~36页｡

[5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物管理所：《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第44~45页｡

[5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三五｡

[5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三八｡

[54]新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分期研究——斯坦因阿斯塔那墓葬资料的再整理与研究》，第339页｡

[5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 哈拉和卓卷》，第9页｡

[5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 哈拉和卓卷》，第53~54页｡

[5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 哈拉和卓卷》，第64~68页｡

[5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 哈拉和卓卷》，第107~108页｡

[5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 哈拉和卓卷》，第214~215页｡

[60]吐鲁番市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地——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292页｡

[61]吐鲁番市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地——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发掘报告》，第301~305页｡

[6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03页｡

[6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页｡

[64]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第73~83页｡

[6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雅95一号墓地3号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9年第2期，第4页｡

[6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95年民丰尼雅遗址Ⅰ号墓地船棺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第29页｡

[67]参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舆服志》第三十，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3666~3677页｡

[6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6期，图七｡

[6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6期，第7页｡

[7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6期，第59页｡

[71]胡兴军，阿里甫：《新疆洛浦县比孜里墓地考古新收获》，《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第145页｡

[72]胡兴军，阿里甫：《新疆洛浦县比孜里墓地考古新收获》，《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第144~146页｡

[73]胡兴军，阿里甫：《新疆洛浦县比孜里墓地考古新收获》，《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第144~146页｡

[74]John Curtis, “Parthian gold from Ninive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The British Museum Yearbook, London: British-Museum Press, 1976, pp.59-60.

[7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第36~37页｡

[7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第39~40页｡

[77]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6期，第10页｡

[78]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日本秋田县埋藏文化财中心，甘肃省博物馆：《2003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第31页｡

[7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M25)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第33~39页｡

[8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永昌县水泉子汉墓群2012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12期，第40~44页｡

[8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疏勒河魏晋墓发掘简报》，《陇右文博》2002年第1期，第6页｡

[8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M25)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第38页｡

[83]采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2022年第10期，图二｡

[8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2022年第10期，第31页｡

[8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第15页｡

[8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墓地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6期，第31页｡

[8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博物馆：《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考古》2002年第6期，第52~53页｡

[88]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吐鲁番市胜金店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2期，第34页｡

[89]新疆博物馆文物队：《且末县扎滚鲁克五座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第2~18页｡

[90]《晋书》卷八六《张轨》，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5页｡

[91]《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4页｡

[92]宋晓梅：《高昌国 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5~134页｡

[9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疏勒河魏晋墓发掘简报》，《陇右文博》2002年第1期，第5~15页｡

[9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3~15页｡

[9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9~10页｡

[9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玉门金鸡梁十六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2期，第31页｡

[97]杨仁政：《桑蚕饲养技术》，金盾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98]杨希义：《唐代丝绸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80~87页｡

[99]〔乌兹别克斯坦〕马特巴巴伊夫，赵丰：《大宛遗锦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蒙恰特佩出土的纺织品研究》，第33页｡

[100]〔乌兹别克斯坦〕马特巴巴伊夫，赵丰：《大宛遗锦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蒙恰特佩出土的纺织品研究》，第29页｡

[101]王澍：《复面、眼罩及其他》，《文物》1962年第 Z2期，第83页｡

[102]Michael Rostovtzeff, 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Monographs in Art and Archaeology XIV,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9, p.86.

[103]John Curtis, “Parthian gold from Ninive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The British Museum Yearbook, p.59.

[104]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第92~102页｡

[105]采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 哈拉和卓卷》，图四六：2｡

[106]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第92~102页｡

[107]John Curtis, “Parthian gold from Ninive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The British Museum Yearbook, p.57.

[108]〔乌兹别克斯坦〕马特巴巴伊夫，赵丰：《大宛遗锦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蒙恰特佩出土的纺织品研究》，第29页｡

[109]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第92~102页｡

[110]Mihaly Benko, “Burial Masks of Eurasian Mounted Nomad Peoples in the Migration Period (1st Millenium A. D.)”, p.121.

[111]霍巍，霍川：《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其文化意义》，《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3期，第138~149页｡

[112]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第5~6页｡

[113]采自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图八｡

[114]采自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图九｡

[115]〔俄〕 E·H·鲁伯-列斯尼契科撰；李琪译：《阿斯塔那古代墓地》，《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5页｡

[116]〔俄〕 E·H·鲁伯-列斯尼契科撰；李琪译：《阿斯塔那古代墓地》，《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5页｡

[117]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第92~102页｡

原文刊于：《西域研究》 2025年 第3期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