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希，中国卓越的林业科学家、林业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林学和林业的杰出开拓者，也是南京林业大学历史的重要奠基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林业教学和林产化学研究，是中国林产制造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后为林业部）首任
梁希，中国卓越的林业科学家、林业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林学和林业的杰出开拓者，也是南京林业大学历史的重要奠基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林业教学和林产化学研究，是中国林产制造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后为林业部）首任部长，当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第一、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林学会理事长等职务。
梁希先生一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爱憎分明，刚直不阿；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学识渊博，造诣精深；他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是一位优秀的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
毛泽东主席与梁希交谈
从武备救国到献身林业
梁希，字索伍（后改为叔五或叔伍）。1883年12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双林镇（今属湖州市郊区）的一个书香望族。梁希自幼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曾有“两浙才子”之称。1899年考中秀才，时年16岁。
梁希幼年受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面对清政府丧权辱国、民族危难之际，萌生爱国救民之心，于1905年报考了浙江省武备学堂，学习西方军事，走上了武备救国之路。后被资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
1905年梁希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在《民报》上不断发表诗文，挞伐腐朽的清王朝。
1911年辛亥革命后，梁希满怀救国热忱，于1912年停学回国投入民主革命浪潮，在浙江湖州军政分府从事新军训练。不久袁世凯篡夺革命领导权，军政分府撤销，新军裁编。梁希的武备救国之梦顷刻破碎了。他再度去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此时，因不甘受日本学生的侮辱和歧视，愤然离开士官学校，于1913年改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攻读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从此梁希变军事救国为科学救国，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大转折。
梁希从步入林业大门那天起就孜孜攻读，取得了优异成绩。于1916年7月，毕业返国。当时北京政府选派他前往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市）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因不愿参与日方滥伐我国森林的行径，仅一个月就忿然拂袖而去，奔赴北京就职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走上了林业教学岗位。从此他为培养中国的林业人才担当了33年的园丁，为林业教育与林业科学研究，献出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才智。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是民国初年建立的一所设有林科的高等农业大学，即今日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的前身。梁希在该校任教授兼林科主任(相当系主任)，讲授《森林利用》、《林产制造》和《森林工学》等课程。林产制造学科在我国是首次开创，并筹建了中国首个林产制造室，开展实验教学。他在该校任教7年，培养了很多中国早期的林业人才。
梁希在年届40左右，为了直接借鉴德国的先进林业成果，更好地改进林业教学，于1923年1月，自费前往德国萨克逊森林学院进修林产化学和木材防腐学，历时4年。
1927年9月，梁希从德国回国，仍回原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该校已于1926年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梁希任教授兼森林系主任。
后因不堪忍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于1928年初离校南下，去浙江大学农学院就任该校森林系首任系主任，仍兼授林产制造化学等课程。5年后又因不堪浙大校长对其施加政治压力，于1933年毅然辞职，去中央大学森林系任教，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调任林垦部工作。
梁希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使林产制造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梁希既注重教学，又坚持结合教学开展科研。他认为科研是教学之根本，教学不与科研相结合，就不能接触实际，探索新鲜事物而有所创新，就会使教学内容和教学思想凝固僵化。在浙大农学院时，就带领助教进行松脂采集试验；在中大农学院又亲自设计、制成整套试验设备，并进行了一系列林化方面的试验研究。在提取樟脑的试验中，取得了高于日本东京大学的樟脑得率。
梁希培育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各省（区、市）差不多都有他的学生。鉴于梁希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卓著成就，1942年当时教育部批准梁希为“部聘教授”，（“部聘教授”学校当局无权解职和辞聘）。1944年中华农学会设置了“梁叔五先生六十寿辰纪念奖学基金”。
愿将鲜血荐黎明
抗日战争之前，梁希在教学事业上，虽取得了很大成绩，培养了大批林业人才，对我国林业发展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大量事实告诉他，仅靠教育救不了国，靠科学也救不了国。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不久就占领了大半国土，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而迁都重庆，梁希所从教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亦随之迁往重庆沙坪坝。
梁希到重庆初期，一心埋头教学，想在战时的艰苦条件下把教学工作坚持下去，为国分忧，为抗战贡献力量。可是政治与时局却使他感到茫然。当时的重庆反动势力猖獗，阴霾笼罩，令人窒息。中国的前途在哪里？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忧虑的问题。中央大学一些关心时局的教授，时常相聚议论形势，并与驻重庆的《新华日报》社联系，还常去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听抗战形势的报告。梁希当时是《新华日报》的热心读者，他还通过地下党组织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及《新华日报》社的一些同志多次接触，搜集了许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他手不释卷，认真阅读，思想豁然开朗。他对一些朋友说：“中国有灯塔了，中国有贤相了，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什么力量可以拯救中国？梁希当时意识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马列主义。梁希对时局认识的转变，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
1939年，梁希参加了由周恩来、潘梓年指导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并被委任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
1941年初，国民党为了消除异己，背信弃义，发动了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梁希得知后心情沉重，日夜焦虑，毅然提出了奔赴延安参加抗战的要求。后来组织上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未同意他前往。也就在皖南事变后的一个夜晚，他机警地冒着莫大危险掩护了一位受警方追捕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梁希是一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家。1941年，他把自己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体会，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了《用唯物论辩证法观察森林》的哲学论文，用以说明森林发展规律。这篇论文是中国学术界用马列主义论证林业工作的首创，受到中国共产党内外科技工作者的重视和赞扬，周恩来同志评价它是自然科学家联系实际的良好开端。
当1943年12月28日梁希60岁寿辰时，《新华日报》社为梁希举行祝寿酒会。到会的有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周恩来在祝酒时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现在是举步维艰，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这天格外兴奋愉快，他无限感慨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此后，好象有股巨大无比的力量促使他更加辛勤地工作、学习，准备迎接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1945年2月，重庆文化界以郭沫若为首，草拟《陪都文教界对时局进言》，反对内战，反对投降，反独裁，争民主，要求成立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梁希在《进言》上签了名。这使国民党右翼极为惊恐，写信劝说梁希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梁希复信说：“名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如欲发表声明，亦仅此而已矣。备承关注，谨表谢意。”没过几天，国民党当局又派人来征求梁希愿否共掌农林部？如不就，又愿否当浙江省参政会的议长？梁希婉转回答说：“我是聋子，叫聋子干这样的大事，岂不耽误大事？”利诱不成，它们又派特务短枪实弹分立梁希门旁，仍让梁希登报否认签名之事。梁希毫无惧色，凛然正气，严词以对，愤然拒绝。特务只好灰溜溜而去。
在梁希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下，中央大学森林系靠近共产党追求进步的学生很多，反独裁争民主的活动层出不穷。当时人们称森林系是“红色系”，是“共产党系”。
1945年底，抗战虽已胜利，但当时的国统区仍是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局面混乱不堪。作为从不被统治者重视的林业更是萎靡不振。1946年元旦，梁希应邀为校刊《林钟》写了一篇《复刊词》。他怀着对当局的巨大愤怒和对林业事业的满腔热情，响亮地提出了脍炙人口的战斗召唤：“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林钟是我们的晨钟，林钟是我们的警钟，要打得准，打得猛，打得紧，唤起社会，觉醒政府，警告脑满肠肥、醉生梦死的人们”，“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击。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靠徒弟徒子徒孙打下去……一直打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林钟！”梁希提出的这种像愚公一样打林钟的精神，不但是他自己为林业事业要奋斗终生的精神写照，也是他向全国林人们提出的殷切希望。他提出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这一名言，多年一直传诵不衰，成为林业界人士憧憬向往的奋斗目标，对绿化祖国，消灭荒山，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的回迁，梁希于1946年夏回到南京。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国统区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恶化，爱国民主运动日益活跃，人民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美、反蒋斗争高潮。梁希作为“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了多次爱国民主运动，态度鲜明地“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他发表演讲，撰写文章，支持爱国同学的正义斗争。
1948年，在一次南京大中学生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万人营火晚会上，梁希不顾特务捣乱破坏，不顾个人安危，大声鼓励同学们：“不要害怕，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要到来！”会后，他做了可能遭到特务暗害的思想准备，当夜濡墨写下一首《七绝》，抒发了他为新中国诞生而甘洒热血的大无畏革命情怀：
以身殉道一身轻，与子同仇倍有情。
起看星河含曙意，愿将鲜血荐黎明。
有人劝说他为了安全是否托病休养一段时间，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后面，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他威武不屈，视死如归，铮铮铁骨，气贯长虹。
1948年11月梁希写了一篇专论：《科学与政治》。他指出：“科学工作者想逃避政治，政治却时时刻刻紧跟着科学工作者不放。它渗透到科学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人的每根毫毛。”他提示“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过问政治，讨论政治，必要时改造政治，改造到它适合于科学的需要呢？”当时的梁希，已摆脱了旧知识分子旧观念的束缚，变成了一个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的新型知识分子。
梁希，1883年12月28日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
1906－1912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官费留日，宣统元年八月（1909）入 第八高等学校农科；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2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浙江湖属军政分府从事新军训练。
1913—1916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学习。
1916年在奉天安东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
1916－1923年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
1923－1926年在德国萨克逊森林学院德累斯顿－塔郎脱研究所研究林产化学。
1927－1928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森林系主任。
1929—1933年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主任。
1933－1949年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
1935年-1941年中华农学会理事长
1947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理事长。
1949年8月 - 1949年11月，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后，出任南京大学校务员会主席。
1949年11月－1958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
1950年被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
1951年成立中国林学会，被选为理事长。
1958年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梁希字索五；后改名为希，字叔五（或叔伍），笔名凡僧、一丁、阿五等。
1883年12月28日生于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幼年丧父，初在私塾读书，稍后就学于蓉湖书院，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16岁便考中秀才，有“两浙才子”之称。
梁希青年时期追求进步，适值戊戌变法，更加激发他的民主革新思想。189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目击清廷昏庸腐败，在“武备救国”的思想支配下，投笔从戎，进浙杭武备学堂学习西洋军事。
赴日留学
梁希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官费留日，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入第八高等（现名古屋大学）农科。在日本，梁希受章太炎等民主革命家的思想影响，与同乡陈英士（其美），一同加入孙中山在东京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经常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上撰写诗文，挞伐腐败辱国的清王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满怀救国热忱回国，投身于革命浪潮，参加了浙江湖属军政分府新军训练工作。辛亥革命后，梁希又回到日本读书。
191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部。学习期间，梁希对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更具兴趣。他潜心钻研，学习成绩超群，深受导师们的赞誉。
1916年梁希学成回国，初在奉天（今辽宁）安东（今丹东）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因该公司日本人独揽大权，梁希对此十分不满，于是离职，应聘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师兼林科主任，历时7年。
1923年，梁希辞去教席，自费前往德国德累斯顿萨克逊森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
回国任教
1927年回国，继续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6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任教。
1929年到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森林系主任。除从事教学外，还兼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有关林业建设的论著。
1933年，梁希因不满浙大校长郭任远排挤一位为人正直的浙大农学院院长许璇而辞职。后应中央大学农学院邹树文院长之邀，到该校森林系任教，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
1949年8月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后，梁希出任南京大学校务员会主席。在南京期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他在很多政治活动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坚决反对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开拓林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1951年改为林业部）部长，从此积极参与和指导中国林业建设工作。虽然为时仅9年（到他逝世），但为新中国的林业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梁希一生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1935年，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任期6年；1945年九三学社成立，被选为监事，1950—1958年任九三学社副主席；1947年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梁希被选为理事长；1949年被选为常务委员，以后又被选为第二届常务委员；1950年被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1951年当选为中国林学会理事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全国科联和科普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科联和科普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梁希当选为副主席。
开展中国林业教育事业
梁希早在1916年任中日采木公司技师期间，就深感中国森林工业很不发达，而森林的采伐及林产品利用均受外国人控制，对于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林业，亟须从教育着手培养人才，从而立下了教书育人的大志。他从事教学30多年，讲授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化学、木材学和木材防腐学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林业专门人才。建国后又为新中国的林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希讲授的课程，都是自己编写教材，并不断修改讲稿，补充新内容。上实验课，虽有助教，但他总是亲临指导和示范。对一些难于操作的实验方法，则逐个手把手地传授给学生。
梁希既对自己严格，对学生和助手们也同样严格。工作上出了差错，他严厉批评，毫不客气。他不允许上课、上班迟到。按时工作和珍惜时间，是他一贯恪守的准则。
梁希不但在学习、工作上诲人不倦，而且在思想、生活和事业上也十分关心爱护学生，真正做到了既教书又育人。他教导学生：人生学习求知，好比建高楼大厦，必须先坚地基，然后博览群书，集思广益。他还教学生做人之道，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切戒利欲熏心，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决不要有任何骄傲、夸张。梁希最愿意和学生打成一片，参加他们的活动。1941年中央大学森林系（现南京林业大学）5名学生毕业，他在欢送会上即席赋诗一首，并书赠每人一份。诗曰：“一树青松一少年，葱葱五木碧连天。和烟织就森林字，写在巴山山那边。”梁希把5位同学比喻成5棵青松，5木正好构成森林二字，在巧妙的构思之中蕴含了梁希对学生殷切的希望和深厚的感情。学生经济困难，他解囊相助。对学生出国深造，他给予支持，并教导他们安心学习，不忘祖国。1945年8月，吴中伦赴美留学前，梁希赠诗一首：“大火西流七月光，碧天无语送吴郎，定知三载归来后，苍海茫茫好种桑。”
联系实际重视实验教学
梁希教学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验教学。他在浙江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期间，极为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先后在两校分别创建了林化实验室。1937年中央大学本部因日寇侵占南京而迁到重庆沙坪坝，他领导了3个实验室：木材学实验室、森林化学实验室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组实验室。当时，梁希年近花甲，为了实验室和材料设备常常东奔西跑，有一次为了领取几加仑酒精，竟跑了8趟，可见当时科研工作之艰难。在他苦心经营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森林化学实验室当时已初具规模，图书资料和种种设备，在国内各森林系中是首屈一指的。许多专家学者参观这个实验室时，无不赞叹惊讶！
个人作风工作状况
梁希作风正派，为人刚直不阿。他为了献身科学，献身教育事业，从不追逐名利，他高风亮节，充分体现了一个教育家的崇高品质。
梁希在兼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相当于今日的高级工程师）时，只同意短期协助制定发展浙江森业事业的规划，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也不额外兼领薪俸。他走遍杭州、湖州、宁波、绍兴、台州5个专区，发表了《两浙看山记》等考察报告。1931年春，新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派人专程到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邀请梁希出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他因不愿从事行政工作，到院视事仅一个月，即悄然离开南京回到杭州，并致书朱家骅婉言谢绝。梁希挂冠而去的行动，一时传为佳话。
1932年，国民党要人陈果夫要求在浙江大学农学院设一个“火腿系”。梁希和当时院长许璇认为这是干涉学校工作，不予理睬。陈果夫又通过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对农学院施加压力，许院长愤然辞职。政府当局乃请梁希继任院长，而梁希却同情老友许璇立场，断然拒绝出任院长，并与金善宝、蔡邦华等60多位教师一起辞职，离开浙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林业大发展，到处感到林业技术人才的缺乏。梁希身为第一任林业部部长，又身为教育家，深感培养新中国林业技术干部的重要性，立即与林业部几位领导商议，提出了尽快发展林业教育，解决干部缺乏问题的意见。1952年，在梁希的建议下，经国务院领导同意，林业部配合教育部，对农林高等院校做了调整，分别在北京、哈尔滨、南京成立了3所独立的林学院，并在13个农学院扩大了森林系，增加了招生名额。从此，林业界形成了“办学热”。到1958年全国独立的林业高等学院已达11所，设在农学院中的森林系有19个，在校师生有3万多人，而1950年初全国高等院校森林系在校学生还不到100人，可见发展之快。为此，梁希曾激动地说：“我在旧中国教了30年的书，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想改变中国林业面貌，想让中国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我的宣传活动只不过是书生的议论，纸上谈兵，毫无用武之地。只有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理想才能实现……。国民政府几十年培养的林业技术人员没有新中国两年培养的多，中国的林业是大有希望的。”
林产制造化学的奠基人
梁希在40多年林业工作的生涯中，有30多年担任林产制造化学、森林利用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他认为中国是多山之国，林产丰富，大力发展林产制造化学事业是富国利民之道。梁希从1916年开始讲授林产制造化学，使之在中国首次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在教学的同时，十分重视科研工作。1919年在浙江大学首创中国第一个森林化学室，尔后又在中央大学创立了同类实验室，进行了如松树采脂、樟脑制造器具、油桐种子分析和桐油抽提、木材干馏、木精定量、木素定量等试验研究。1935年，他在中大农学院将浙江诸暨制樟脑使用的凝结器加以改良，制造成提炼樟脑（樟油）的实验装置，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三浦伊八郎教授改良的土佐凝结器相比，樟脑得率提高110—169%。中国旧法榨取桐油，有25—50%的桐油残留在桐饼（粕）内，十分可惜。梁希于1935年做的化学浸提桐油试验，可获取桐子中的桐油99%以上，大大增加了桐油得率。
梁希在3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编写了许多讲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花了一生心血编写成的《林产制造化学》。这是一本60多万字的教科书。林产制造化学是以林产品为原料的制造化学，以前统称林产制造学。由于林产物的机械工艺利用部分已在森林利用学中讲述，因此梁希改用林产制造化学这个名称，专述利用木材或树皮、树叶、树实等副产物为原料制成他种物质的制造化学。此书初稿虽完成于30年代，但由于他治学严谨，不愿草率付印，以致初稿虽经多次增补，也未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林业部部长期间仍继续收集资料，充实内容。遗憾的是，他生前未能见到该书的出版，直到他去世后，1983年才由他的学生们将原稿加以整理出版。该书内容充实，体例严密，立论精辟，堪称价值很高的林业科学巨著，对当前中国林产化学生产的发展仍有重要指导作用。
全面发展林业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森林生态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科，人们对森林的效益和林业经营的意义认识还比较模糊，经营林业的方法也不科学。但梁希根据观察与切身体会，对森林生态学的观点已有了基本认识，并反复宣传这些观点，提出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方向。
1941年，梁希明确指出：“森林不仅仅各个树木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就是它周围的条件，也处处和森林相关联的……，并且森林附近的居民和动物，也影响到树木的发育”，“森林和周围一切条件即使是政治（也可以说尤其是政治）也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如果要把它孤立起来，单独地研究栽培，不顾到一切环境，恐怕造林要失败的，即使一时造成，也要被毁坏的”。1954年，他在《森林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一书中，又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说：“森林是森林本身和它的环境的统一体”，“所以它对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有相当的控制能力，从而对农田水利有显著的效用”。这就是梁希对森林与环境是统一体的基本认识。
民生问题与森林
森林与环境这个生态系统对人类生活密切关系和对经济生活的作用，早在1929年梁希撰写的《民生问题与森林》一文中就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人类早在猴子时代就生活在森林中，“森林是人类的发源之地，人类所以发展到现在地步，都是森林的功劳”。后来农、林分业，“农家管着‘衣’食’，林家管着‘住’‘行’。所以那个时代的民生问题，一半是靠着农业，一半是靠着林业”。到了19世纪，“森林不但管着‘住’‘行’，而且管‘衣’‘食’的一部分。国无森林，民不聊生”。“我们若要教我们做东方的主人翁，我们若要把我们中国的春天挽回来，我们万万不可使中国五行缺木，万万不可轻视森林”。梁希从历史到现实非常深刻地分析了森林和民生的关系，体现出森林综合效益的基本思想。
进入50年代，梁希把森林的作用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多次讲话著文论述森林与农业、森林与工业、森林与环境的多方面的关系，科学地论证森林可以防止旱灾、防止水灾、防止风沙灾害，深刻分析了森林主产物（木材）对工业建设的作用，详细地阐明了森林副产物对人民生活的作用。他特别关心的是森林与农业、森林与水利的关系。1958年，他又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造林就是保水保土的最有效而且最经济的办法”，造林后就会“万山留有甘泉，森林就是水库”。“而且由于山区防止水土流失，还可庇护农田，减免灾害，保障农作物的丰收”。“由于森林资源的增加，出产的木材又可支援工业建设。所以林业建设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建设之一”。他还归纳提出林业的目的就是“一部分为农服务——保护农田水利；一部分为工服务——保证供应各种工业原料及建筑用材”。梁希根据多年观察研究的结论是：“水保是治黄之关键，森林改良土壤是水土保持工作中基本环节之一”，“造林是保水保土最有效的途径”“林业是农业的根本”“林业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要的指导意义
梁希早年这些对森林的功能和森林作用的理论和基本认识，对当前的林业建设仍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梁希基于新的林学理论，产生了新的林业经营思想，提出了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方向。他针对中国森林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繁的现状，极力主张发展林业不能只砍木头，必须普遍护林，大力造林，增加森林资源，提高覆盖率，全面满足社会经济对林业日益增长的需要。他在许多著作中多次讲到，既要满足人们对林、副产品的需要，又要满足全社会环境美化的需要。他在1948年视察台湾林业时就提出了经营台湾林业“应有一最合理之经营系统，则林木生长可以增进，经济价值可以提高，恒续作业可以保持，使该事业得以发展，经济得以繁荣”。梁希任林业部部长后，在党和政府发展林业的方针指导下，对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1949年，他在一次林业座谈会上提出：“伐木务需依照一定计划，伐木必须注意某地点之应伐与不应伐，而不专顾某地点之便于伐与不便于伐，就是说，按照预定的施业方案进行，才是正理”。在1950年2月首次全国林业业务会议上，梁希根据大家的讨论，并和林业部其他领导人研究，提出了建国初期林业方针任务是：“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经营森林和采伐利用森林”。梁希还多次提出全面营造各林种的计划，其中包括用材林、防风林、防洪林、薪炭林、果木林以及特用经济林等。1950年，梁希又在西北农业技术会议上提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西北建设防沙林带和黄河水源林”，“在宁夏东边、甘肃北边，……筑起一道绿的长城，制止沙漠的南迁”。1951年，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又提出在西北东北西部造成大规模防沙林带的设想，为今日建设的“三北”防护林定下了基调。1956年，他在《青年们起来绿化祖国》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要绿化村庄，绿化道路，绿化河岸，绿化城市。要绿化中国的山，从而绿化中国的水”。梁希营林思想的要旨是全面造林，彻底消灭荒山、绿化全中国，争取做到“全国山清水秀，风调雨顺”，从而实现他早年就提出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理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梁希认为一是要向自然开战，一是要与人们的传统经营方式斗争。他非常明确地反对毁林开荒，指出：“开垦山坡不能增加社会总产量，被开垦的土地充其量不过在最初一、二年内略有增产，可是陡坡开垦必难久保，迟早要造成山坡光，河川恶，坡地变石地，川水变沙田，走到山穷水尽，不可挽救的地步”。1956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建议：“只有搞好山区规划，特别是做好合理利用土地的规划，解决农、林、牧之间的矛盾，才可以给群众指出美丽的远景，才可以防止群众滥垦山地”。中共中央在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采纳了梁希的主张。
梁希这一整套关于全面发展林业的指导性意见，经中央同意，由林业部统一安排，在全国加以推行。50年代，全国林业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人工造林面积大幅度增加，人工造林的质量好，成活率高。全国各地群众在那时所造的林木，都已郁郁葱葱蔚然成林。
新中国林业建设
1949年5月上旬，梁希作为民主人士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筹备会议。在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梁希为林垦部部长。梁希感到很不安，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提笔写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回复给梁希。梁希看了回条，激动地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交给周恩来。从此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林业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的林业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为新中国林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开创新的工作局面
梁希在林业建设工作方面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又非常注意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善于抓重点，掌握要害，开创新的工作局面。旧中国没有林垦部的机构，新中国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梁希和林垦部副部长李范五等商量，决定首先抓3件事：一是搭架子，组建林垦部机关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林业机构；二是摸清情况，查明全国现有森林资源；三是打好基础，为林业事业的大发展做好准备。为了办好这几件事，梁希常常是亲自动手，细查、细问、细算，并和周围同志反复研究，甚至连一个数字也不草率马虎。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他的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地建立和恢复了一些林业机构，并根据中央民主改革工作的统一部署，进行了东北、内蒙林区改造与建设工作，有秩序地将旧林区把头制改造成社会主义的企业，又将一部分手工作业逐步改造为半机械化或机械化作业，为中国林业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梁希领导工作最大的特点是“求实”的作风，他非常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再表示：“虽然我的年龄大了一些，只要我能行走，我就要争取到全国各地多跑跑、多看看。”1950年至1955年，他先后6次，用300多天时间亲赴西北、东北及浙江等地林区进行实地考察，其中花时间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是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和林业建设问题的考察。
1950年9月，梁希率领6位林业科技人员，赴渭水和小陇山林区（在甘肃天水专区）调查，并与当地干部反复磋商一个事关子孙后代的林业方针问题：在国家建设事业严重缺乏木材的情况下，风沙弥漫的大西北究竟如何解决采伐与营林的矛盾？黄河又如何彻底整治？这一连串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他，竟至夜不能寐。渭河是黄河的缩影。梁希在宝鸡时，站在渭水桥头望着夹着泥沙混浊的河水，心情十分沉重。他从渭水看到：土是怎样流失的，河床是怎样淤塞的，水灾是怎样酿成的。解决西北风沙、水土流失的根本办法就是“坚决地、勇敢地、不厌不倦地和它斗争，且必须和它做持久战。战争的武器没有别的，就是森林。”“要正本清源，只有护林造林。”这就是他夜以继日地思索和实地调查的结论。
实地考察
为了弄清在小陇山林区东岔河右岸修筑一条森林铁路进行采伐是否科学合理，梁希在考察完渭水后又亲赴小陇山考察。小陇山在渭水南岸，那里的森林起了保土作用，流出的水透明见底。如果继续大规模采伐，可能会导致河水变浊。林区道路十分难行，梁希只得乘牛车，最后又换骑小毛驴，行走20公里才到伐木现场。在现场连续好几天，早出晚归，进行调查，最后做出决定：停建即将开工的办运输木材而修的窄轨铁路，设立育林实验站，把秦岭林场在小陇山的业务范围扩充到护林造林，伐木为副业，调东北枕木支援大西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而又大胆的决定。梁希离开小陇山时为伐木场负责人题写了两句诗：“却愿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原句为“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个愿望如今已经实现了，据当年在育林站工作的人讲，当时采伐迹地上，已经郁郁葱葱，长满了粗壮的树木。
为了解黄河另一重要支流——汾河的情况，梁希不顾辛劳，于1950年10月又赴山西考察。1952年11月，他考察了泾河流域；1953年3—4月又在延河、洛河和无定河流域考察。在考察前，他先与农业、水利两部和西北地区农林、水利、畜牧3部开座谈会。在考察中，凡经过专区皆邀请党政人员座谈，经过重点县，还和县长、县委委员谈话了解情况。梁希把考察的情况归纳综合，分别写成了详细报告，提出了水土保持、造林防沙的初步意见，为制定黄河流域水源林和水土保护林的营造方案作了充分准备。
梁希把绿化全中国的愿望和科学道理，用形象感人的词句表达出来。他在《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一文中，歌颂祖国的明天，歌唱为之献身的事业：“绿化，这个词太美了，山青了，水也会绿；水绿了，百川汇流的黄河也有可能渐渐地变成碧海，这样，青山绿水在祖国国土上织成一幅翡翠色的图案。……林业工作是做不完的，绿化要做到栽培农艺化，抚育园艺化；要做到工厂如花园，城市如公园，乡村如林园；绿化，要做到绿荫护夏，红叶迎秋。……这样，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都成一个大公园，大家都在自己建设的大公园里工作、学习、锻炼、休息、快乐地生活”。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美妙境界。他深知，要想实现这个远大目标，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完成的，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因此，要广泛地宣传林业的重要性，要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植树造林运动。他利用各种场合、机会做林业的宣传普及工作。1950年春，全国开展春季造林运动，他满怀喜悦的心情挥笔撰文：“用造林来迎接新中国的春天。……春，替我们带来了活泼的生活，使万象由旧而新，由死而生，由黄而青，表示着无限的前程。”1954年，中国第一部介绍森林的纪录片《白山黑水话森林》拍摄发行。梁希在《大众电影》上发表文章，介绍这部描写大森林的纪录片。梁希在兼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期间，还亲自执笔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科普小册子：《森林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对森林、森林主副产品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深入浅出地作了介绍。
青年是未来的主人。青年应该是植树造林的主力军。梁希非常热爱青年人，重视青年在绿化祖国中的作用。1956年3月，中央要在延安召开5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他情不自禁地用生花妙笔赞颂青年，为《中国青年》杂志撰文，号召青年实现绿化全中国的美好理想。是年，他还给高中应届毕业生写信，向中学生介绍林业和林学，热情地号召学生们“勇敢地、果断地、愉快地”加入林业队伍，学会绿化荒山、征服黄河，替祖国改造大自然。可见梁希的宣传工作做得多么深入细致，想得多么久远。这一年梁希还为《旅行家》杂志写了《绿化黄土高原，根治黄河水害》一文，又写了《把科学技术交给人民》《人民的林业》和《林业工作的重大任务》等文章。
梁希写下的诗文中，有许多为林业界工作的人们传诵为佳句，如“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人。”这一佳句永远激励人们为祖国的绿化事业努力奋斗！
从民主救国、科学救国到
赞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梁希的一生，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这个过程。梁希早年对民主革命的幻想破灭之后，转向科学救国，改攻林业科学，在林业教育界奋斗了大半生，为改变中国林业落后面貌，奔走呼号。可是在腐败无能的旧中国，梁希的呼声又能引起多大的反响呢？又能感动哪位统治者的关注和支持呢？他在焦急忧虑中寻找着科技工作者的出路。
梁希从多年的摸索中，认识到一条真理，即科学工作者不能离开政治。他在1948年发表的专论《科学与政治》一文中指出：“科学离不开政治，政治好比土壤，科学好比植物，植物得土壤之力才生长，科技得政治之力才发扬”，“科学工作者逃避政治，政治却紧跟着科学工作者”。梁希极力主张科学工作者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梁希从40年代以来，所以积极追求进步，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就是基于这一认识的。
重要事迹
抗日战争期间，梁希在重庆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者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经常阅读并参加编辑《新华日报》，心胸豁然开朗，更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加紧内战，梁希是自然科学界首先支持《对时局进言》的签名运动的。陈立夫、朱家骅为此给梁希施加极大压力，要他声明否认这件事。梁希则以浩然之正气，予以抵制，决不反悔。1948年，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29周年，在中央大学举行“自然科学座谈会”，梁希、潘菽等慷慨陈词，并在营火晚会上，不顾个人安危，喊出：“同学们，不要害怕，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将到来”，大大鼓舞了学生斗志。
梁希还积极热情地组织、参加群众性的社团活动。1944年，他和当时在重庆的几位有名望的知识界人士如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等人坚持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大家交谈时局情况，学习马列著作。1944年底，在“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联合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农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等科学团体，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士，共同发起组成“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梁希是该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该会创办《科学新闻》，梁希是编委。
1946年，梁希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为“九三学社”，梁希被选为监事。1950年后他一直担任九三学社副主席。
1947年，梁希等人又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梁希被选为理事长，提出了科学工作者要关心政治，争取民主的口号。梁希等进步社会活动家，团结广大科学工作者，为争民主、争自由，组织社会团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科技工作者队伍，为50年代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奠定了基础。梁希在兼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期间，于1951年作为中国科学普及协会代表团团长与茅以升、张昌绍、曹日昌、谷超豪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世界科协第二届大会。他平时非常重视科普工作，曾亲自执笔撰写了很多科普文章，如《科普协会的性质和方针》《科学普及工作的新阶段》《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做好科学普及工作》《农民需要科学翻身》《妇女有权要求科学家普及科学》《广泛发展工会和科普协会的合作关系》《掀起科普工作高潮》、《把科学技术知识交给人民——为〈世界科学〉而作》等。
重视学会的活动
梁希还十分重视学会的活动。早在1927年，他就参加了当时的中华农学会的活动，担任中华农学会理事。1928年，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的理事，直到1949年。他在两个学会任职20多年，其中1935年至1941年，担任中华农学会理事长6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筹划成立中国林学会，并被选为理事会理事长。
梁希担任学会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办好学会刊物，他认为“无报便无会”，学报是学会的命脉。他不但是学报主编，还积极为学会刊物撰写论文。据粗略统计，他曾为农学会、林学会的刊物撰写了24篇论文，真可谓办学报的热心人。当时办学会的经费来源全靠会费和社会募捐。在这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梁希对学会的工作仍是十分积极热情。他节衣缩食，慷慨解囊，每次都是缴会费最多的一位。不仅如此，他还把大量休息时间献给学会事业。在他担任中华农学会理事长的6年间，在学会办公地点的小楼上安了床位，每到周末即前来处理会务，直到星期一早晨方回校上课。这种全心全意对待学会工作的态度受到广大会员的称赞。中华农学会在他的主持下，发展迅速，会员人数日益增多，成为当时最负声望的学会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希任林业部部长期间，不但对中央的林业方针政策能诚恳地提出建议，对中央在政治方面的政策也能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1956年，在开展“百家争鸣”时，梁希撰文对当时社会上一些糊涂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学术昌明，为了文化发达，‘家’的尺度应该放宽，‘鸣’的园地应该扩大。只要不是反革命，大家都可以伸出手来写，张开口来说。博学鸿儒要鸣、一技之长和一得之见也要鸣，长期刻苦钻研过的老前辈要鸣，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也鸣。这样才能够生气勃勃地从‘百鸣’中产生出成千成万的青年优秀科学家来，向科学进军，向社会主义进军。”
1957年8月，他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坦率地对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一些过“左”的政策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反映了一些受伤害的知识分子的辛酸事，说出了他们的苦闷和悲伤。对一些党组织和党员的错误做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表示了极大的痛心，认为这是在挖六万万人民的万里长城——中国共产党的墙脚，筑起了一道隔离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高墙；为了统一战线，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梁希提出了如何尊重科学家和表彰大、中、小学人民教师的建议。
1946年，梁希为中央大学森林刊物《林钟》写了复刊词，向林人们提出了著名的敲击“林钟”号召：“林人们，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要徒子徒孙打下去。林人们！要打得准，打得猛，打得紧！一直打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梁希身体力行，一生为振兴中国林业而不停地敲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1958年3月，梁希因发高烧入北京医院治疗，退烧后不顾体弱有病，仍坚持工作，并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的文章，这是他最后一篇为林业建设事业而作的论文。9月参加了全国科联和科普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曾两次住院，两次出院。当他第四次住院时，确诊为肺癌，涉及胸膜，超出手术及放射治疗的范围。他身体异常消瘦，体重只有35公斤。10月25日，他还亲自写信给林业部办公厅主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后，医生要我把休养延长到十二月底，请办公厅替我向国务院续假。”病情如此严重，仍念念不忘向国务院请假，可见他工作纪律之严格。不幸病情加剧，抢救无效，1958年12月10日凌晨5时梁希与世长辞。人民的林学家，人民的教育家，政治活动家，模范的林业工作领导者告别了人民，告别了年轻的共和国，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林业事业，停止了对“林钟”不断勤奋的敲击。
梁希去世后，周恩来、彭真、邓子恢、习仲勋、郭沫若、陈叔通、李维汉、许德珩等36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沉痛悼念一代宗师与世长辞。
1983年12月28日是他诞辰一百周年，全国政协、九三学社中央、中国科协、林业部、中国林学会、中国农学会于12月15日在北京联合举行纪念大会。回顾了梁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一生，高度赞扬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我国林业界的一代师表，我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护林天使林学家梁希，还是林业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近代林学和林业杰出的开拓者之一。1933－1949年执教于中央大学。1949-1951年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会主席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林业教育和林产化学研究，晚年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并在科学技术界和民主党派中兼任一些领导职务。他的主要业绩是培养了大批林业科技人才，在中国首创了林产制造化学，传播了新的林业科学理论，提出了全面发展林业、绿化全中国的林业建设方向，把中国林业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梁希，原名曦，字索五；后改名为希，字叔五（或叔伍），笔名凡僧、一丁、阿五等。１８８３年１２月２８日生于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双林镇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幼年丧父，初在私塾读书，稍后就学于蓉湖书院，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１６岁便考中秀才，有“两浙才子”之称。 梁希青年时期追求进步，适值戊戌变法，更加激发他的民主革新思想。１８９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目击清廷昏庸腐败，在“武备救国”的思想支配下，投笔从戎，进浙杭武备学堂学习西洋军事，因成绩优异，１９０６年被选送日本留学，一年后考人士官学校学习海军。 在日本，梁希受章太炎等民主革命家的思想影响，与同乡陈英士（其美），一同加入孙中山在东京建立的同盟会，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经常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上撰写诗文，挞伐腐败辱国的清王朝。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满怀救国热忱回国，投身于革命浪潮，参加了浙江湖属军政分府新军训练工作。辛亥革命后，梁希又回到日本士官学校读书。仍习海军。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是梁希，也是当时所有进步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问题。适值此时（１９１３年）又发生了日本学生破坏班纪的事件，身为班长的梁希处罚了破坏班纪的日本学生，却遭到日本学生的侮辱和歧视，于是他愤然改变初衷，１９１３年改习自然科学，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习期间，梁希对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更具兴趣。他潜心钻研，学习成绩超群，深受导师们的赞誉。 １９１６年梁希学成回国，初在奉天（今辽宁）安东（今丹东）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因该公司日本人独揽大权，梁希对此十分不满，于是离职，应聘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师兼林科主任，历时７年。１９２３年，梁希辞去教席，自费前往德国德累斯顿萨克逊森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１９２７年回国，继续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１９２６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任教。１９２９年到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森林系主任。除从事教学外，还兼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有关林业建设的论著。１９３３年，梁希因不满浙大校长郭任远排挤一位为人正直的浙大农学院院长许璇而辞职。后应中央大学农学院邹树文院长之邀，到该校森林系任教，直到１９４９年南京解放。在此期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他在很多政治活动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坚决反对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１９５１年改为林业部）部长，从此积极参与和指导中国林业建设工作。虽然为时仅９年（到他逝世），但为新中国的林业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梁希一生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１９３５年，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任期６年；１９４５年九三学社成立，被选为监事，１９５０—１９５８年任九三学社副主席；１９４７年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梁希被选为理事长；１９４９年被选为常务委员，以后又被选为第二届常务委员；１９５０年被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１９５１年当选为中国林学会理事长；１９５４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５８年全国科联和科普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科联和科普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梁希当选为副主席。 旧枝叶早晚要消灭的 梁希一生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爱憎分明，绝不随俗浮沉，是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高风亮节的楷模。 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大学仓促西迁重庆，梁希也随学校来到沙坪坝。他很快成为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的忠实读者，并常和潘菽等进步教授去新华社驻渝办事处，听报告，借阅进步书刊。后来在与周思来的交往和直接影响下，思想认识上有了飞跃。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更让梁希看清反动派的狰狞面目，他不畏形势险恶，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发表了《用辩证法观察森林》一文，指出：“依照自然规律，正在腐朽的旧枝叶，早晚要消灭的。它不过是苟延残喘，作最后之挣扎罢了……林学家要认识树木本身的内在矛盾，把它揭露出来，应该留的留，应该剪的剪，此中没有调和妥协之可能。”周恩来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赞扬作者善于联系实际，充满时代战斗气息。该文当时在重庆科技、文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名已签了怎好反悔 1946年9月，为了纪念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九三学社在重庆郑重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周年纪念宣言》，主张立即停止内战，执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解散特务机关，严惩汉奸等，获得广泛的舆论支持。梁希带头在《宣言》上签了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度震惊。 国民政府要员陈立夫，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出动，先后写信劝说，敦促梁希能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言是他人之所为。”梁希复信时说：“《宣言》上的名字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如欲发表声明，亦仅此而已矣。”碰了个软钉子后，继又许以高官厚禄，“征询”愿否出任农林部长。见甜言蜜语无效，则露出狰狞面目，派遣特务荷枪实弹相威胁，梁希愤然斥责说：“名已签了，怎好反悔?!” 这位资历深，学问大、名望重的“部聘教授”被激怒了。有人劝他暂时躲避一下，他却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的后面，可谓死得其所，何俱之有?”表现出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大无畏的忘我精神。这种革命胆识让人景仰不已，被誉为是“国统区进步教授中一面不倒的红旗。” 愿将热血荐黎明 1947年5月，南京发生“五·二○”大惨案，梁希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保护营救了不少进步师生。1948年，南京市万名大中学生在中央大学大操场举行五四运动29周年营火晚会。国民党特务包围了校园，肆意挑衅闹事，冲击会场，掐断电源，就在大会秩序将乱之际，梁希赶到会场，挺身屹立在操场中央，大声疾呼：“同学们!不要乱!天色就要破晓，黎明将要到来!”顿时让与会的万名青年学生精神大振，同学们挽起手臂，驱逐了特务，增强了斗争信心。青年们的斗争精神，让梁希激动不已，当夜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句： “以身殉道一身轻，与子同仇倍有情。 起看星河含曙意，愿将热血荐黎明。” 梁希的革命活动早已引起特务的盯稍，徐恩曾就多次“光顾”，对梁希表示“关心”。1948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进步人士，梁希的处境十分危险。吴觉农曾请他到杭州茶叶厂自己住所暂避，但没住几天，梁希就急着要回南京，并情真意切地说：“此时此刻离开了战斗的同志们，同学们，我于心不安呀!”充分表现一个革命知识分子追求光明，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献身精神。 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 梁希把绿化全中国的愿望和科学道理，用形象感人的词句表达出来。他在《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一文中，歌颂祖国的明天，歌唱为之献身的事业：“绿化，这个词太美了，山青了，水也会绿；水绿了，百川汇流的黄河也有可能渐渐地变成碧海，这样，青山绿水在祖国国土上织成一幅翡翠色的图案。……林业工作是做不完的，绿化要做到栽培农艺化，抚育园艺化；要做到工厂如花园，城市如公园，乡村如林园；绿化，要做到绿荫护夏，红叶迎秋。……这样，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都成一个大公园，大家都在自己建设的大公园里工作、学习、锻炼、休息、快乐地生活”。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美妙境界。他深知，要想实现这个远大目标，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完成的，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因此，要广泛地宣传林业的重要性，要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植树造林运动。他利用各种场合、机会做林业的宣传普及工作。１９５０年春，全国开展春季造林运动，他满怀喜悦的心情挥笔撰文：“用造林来迎接新中国的春天。……春，替我们带来了活泼的生活，使万象由旧而新，由死而生，由黄而青，表示着无限的前程。”１９５４年，中国第一部介绍森林的纪录片《白山黑水话森林》拍摄发行。梁希在《大众电影》上发表文章，介绍这部描写大森林的纪录片。梁希在兼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期间，还亲自执笔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科普小册子：《森林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对森林、森林主副产品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深入浅出地作了介绍。 敲击“林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１９４６年，梁希为中央大学森林刊物《林钟》写了复刊词，向林人们提出了著名的敲击“林钟”号召：“林人们，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扫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要徒子徒孙打下去。林人们！要打得准，打得猛，扫得紧！一直打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梁希身体力行，一生为振兴中国林业而不停地敲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１９５８年３月，梁希因发高烧人北京医院治疗，退烧后不顾体弱有病，仍坚持工作，并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的文章，这是他最后一篇为林业建设事业而作的论文。９月参加了全国科联和科普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曾两次住院，两次出院。当他第四次住院时，确诊为肺癌，涉及胸膜，超出手术及放射治疗的范围。他身体异常消瘦，体重只有３５公斤。１０月２５日，他还亲自写信给林业部办公厅主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后，医生要我把休养延长到十二月底，请办公厅替我向国务院续假。”病情如此严重，仍念念不忘向国务院请假，可见他工作纪律之严格。不幸病情加剧，抢救无效，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凌晨５时梁希与世长辞。人民的林学家，人民的教育家，政治活动家，模范的林业工作领导者告别了人民，告别了年轻的共和国，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林业事业，停止了对“林钟”不断勤奋的敲击。 但是梁希的治学精神，高尚的品德，对党的忠诚和为祖国绿化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楷模，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
来源：资深媒体人journa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