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宗大历三年（768 年），河南河阳（今孟州）的韩氏宅院，一个婴儿在初冬的冷雨中降生。父亲韩仲卿曾任武昌令，因政绩卓著被李白撰文称颂 —— 那篇《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里，“君下车，明法禁，谨关梁，信赏罚，施利惠农” 的字句，正是这个家族曾经的荣光。可韩仲卿在
河阳孤子：在寒灯苦读中淬炼的文心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 年），河南河阳（今孟州）的韩氏宅院，一个婴儿在初冬的冷雨中降生。父亲韩仲卿曾任武昌令，因政绩卓著被李白撰文称颂 —— 那篇《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里，“君下车，明法禁，谨关梁，信赏罚，施利惠农” 的字句，正是这个家族曾经的荣光。可韩仲卿在儿子出生后不久便染病离世，母亲郑氏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望着窗外飘落的桐叶，为他取名 “愈”，取 “病愈”“痊愈” 之意，盼他能在困顿中求得生机。谁也未曾想到，这个历经丧亲之痛的孤子，日后会以 “文起八代之衰” 的气魄，掀起席卷大唐的古文运动，成为继孔孟之后的 “百代文宗”。
韩愈三岁时，兄长韩会也因病离世，寡嫂郑氏带着他辗转宣城。家徒四壁的日子里，郑氏用荻草在地上教他写字，寒冬腊月里，母子俩共用一床破絮，他却在油灯下抄写《论语》，手指冻得发僵，便放在嘴边呵气取暖。有次炭火燃尽，他冻得无法握笔，郑氏便把他搂在怀里，用体温温暖他的小手，说：“阿愈，书中有暖炉，读进去就不冷了。” 十岁那年，他读《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在扉页写下 “文以载道” 四字，虽不解深意，却已在心中埋下对儒家道统的敬畏。有次先生考他《诗经》，他不仅能背诵，还能解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的深意，先生叹道：“此子将来必能续接孔孟薪火。”
十五岁的韩愈已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在宣城的书肆里，他偶然读到陆贽的奏议，被其 “言必中当世之过” 的文风震撼，当即用身上仅有的铜钱买下抄本，连夜研读。那夜书肆打烊后，他就着月光读到天明，清晨老板开门见他蜷缩在角落，嘴角还念叨着 “民为邦本”，感动之下，把店里珍藏的《陆宣公集》借给他细读。他模仿陆贽笔法写下《条上宰相书》，虽稚嫩却言辞恳切，书肆老板见了，叹道：“此子笔锋有锋芒，将来必能直言天下事。” 为了求学，他徒步前往长安，途经华山时，见山路险峻，云雾缭绕，竟写下 “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 的奇句，将险境化为豪情。途中盘缠用尽，便在客栈帮工换食宿，掌柜见他衣衫褴褛却手不释卷，说：“看你不像凡俗子，我送你一程吧。”
长安求仕的岁月充满艰辛。他三次参加科举均落第，在《进学解》中回忆：“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 寄居在靖安里的破庙里，靠替人抄书度日，却从未放弃。深夜读书倦了，便用冷水泼脸；纸墨用尽，就以树枝代笔在墙上书写。有次大雪封门，他断了炊，邻居老妪送来一碗菜粥，他感激涕零，后来在《寄卢仝》中写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第三次落第后，他在考场墙壁上题诗：“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 悲愤中仍藏着不屈。直到贞元八年（792 年），三十四岁的韩愈终于登进士第，在雁塔题名时，他抚摸着冰冷的石壁，写下 “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泪水滴落在墨迹上，晕开一片深沉。同科进士欧阳詹拍着他的肩膀说：“退之，你的笔终于能在长安扎根了。”
宦海沉浮：在直言敢谏中坚守的道心
贞元十二年（796 年），韩愈入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任推官。这是他仕途的起点，却已显露出刚直不阿的品性。有次审理案件，发现地方豪强勾结官吏草菅人命，涉案者中有董晋的远亲，旁人劝他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却连夜重审，终将真凶绳之以法。在《圬者王承福传》中，他借泥瓦匠之口感叹：“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其亦宜也。” 暗讽官场的不公。董晋劝他 “藏锋”，他却答道：“文若不锋锐，何以载道？官若不正直，何以安民？” 幕府中的文书见他常为百姓疾苦奔走，说：“韩推官这股犟劲，迟早要吃亏。”
贞元十八年（802 年），韩愈任四门博士，开始在国子监讲学。他打破门第限制，广收门徒，贫家子弟可免费听课，甚至提供食宿。有个叫李贺的少年，因避父讳（“晋” 与 “进” 同音）不得应试，韩愈听说后，亲自登门拜访，见李贺虽年少却才华横溢，当即写下《讳辩》驳斥：“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文章递上朝堂，震动朝野，虽未能改变结局，却让李贺的才名远扬。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学生们说：“韩先生讲课，如快刀斩乱麻，听得人酣畅淋漓。” 有次讲解《春秋》，他旁征博引，从 “郑伯克段于鄢” 讲到当下藩镇割据，听得学生们热血沸腾，说：“听先生一课，胜读十年书。”
元和元年（806 年），韩愈任监察御史，正值关中大旱，百姓流离失所，宦官却强征赋税。他微服私访，见灾民易子而食，回到官署后，连夜写下《论天旱人饥状》，历数灾情，请求减免赋税。文中 “陛下恩逾慈母，仁过天地，而百姓啼饥号寒，非陛下之过，乃群小蔽塞之过也” 的句子，触怒宪宗，被贬为阳山令。赴任途中，他写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后化用于《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悲愤中不失风骨。在阳山（今广东阳山），他发现当地百姓不识字，便兴办学校，亲自授课，将中原文化带到蛮荒之地。有老妪送他野蜂蜜，他写诗相谢：“山童教我煮松屑，自拾枯薪爇涧泉。” 与百姓结下深厚情谊，离任时，百姓夹道相送，有人捧出当地特产的桂花香米，说：“韩大人，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带到路上吃。”
元和十四年（819 年），宪宗迎佛骨入宫，掀起全国拜佛热潮，王公贵族甚至弃政从佛，百姓更是倾家荡产供奉。韩愈不顾安危，上《论佛骨表》，直言 “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主张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文中 “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的论断，字字如刀，刺向崇佛的时弊。宪宗震怒，将奏折摔在地上，怒吼：“韩愈欺朕太甚，朕要诛他九族！” 幸得裴度等大臣劝谏，才改为贬潮州刺史。南行途中，大雪封山，侄孙韩湘赶来送行，他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悲怆中透着不屈，成为千古绝唱。韩湘读罢，痛哭道：“叔祖，您放心，孙儿定护您周全。”
在潮州的八个月，是韩愈人生的低谷，却是百姓的福音。他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驱逐为患多年的鳄鱼，写下《祭鳄鱼文》，以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 的威严，警告鳄鱼迁徙，据说此后鳄鱼竟真的消失了。见百姓饮用浊水，便主持开凿水渠，引来山泉，后人称为 “韩江”；见学子无书可读，便捐出俸禄刻印儒家经典，当地文风自此渐盛。他还推广中原的耕作技术，教百姓种植水稻、桑树，改变了当地 “以渔猎为生” 的落后状况。离潮时，百姓沿江相送，有人划船追随数十里，他写下 “知汝远来应有意” 的地方，后来建起 “韩文公祠”，香火至今不断，当地还流传着 “不畏公，畏公之笔” 的民谣。
古文运动：在文以载道中开创的文风
韩愈的文学革新，源于对六朝以来骈文的不满。他见当时文人沉迷于 “绮丽浮夸，不顾内容” 的骈体文，连朝廷奏议都充斥着 “雕章琢句，言之无物” 的弊病，痛心疾首地说：“文者，载道之器也，若只为炫耀辞藻，与玩物丧志何异？” 他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提出 “文以载道” 的核心思想，认为文章必须承载儒家的仁义道德，才能经世致用。在《答李翊书》中，他写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强调文章要以道德修养为根本，如树木根深才能结果，油脂充足才能发光。
他的散文气势磅礴，逻辑严密，被誉为 “韩文如潮”。《师说》开篇便破题：“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驳斥 “耻学于师” 的风气，提出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的观点，振聋发聩。当时士大夫多嘲笑他 “降尊纡贵”，甚至说 “韩博士竟与童子为伍”，他却坦然收徒，在《进学解》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必分贵贱长幼？” 他的学生中，既有出身名门的李汉，也有贫寒子弟皇甫湜，他一视同仁，说：“我之门下，唯才是举，不问出身。”
《进学解》是其幽默与锋芒并存的代表作。文中以国子监先生与学生的对话，自嘲 “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说自己 “头童齿豁，竟死何裨”，却在转折处彰显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的主张，既讽刺了官场的不公，又表达了对治学的坚守。宰相裴度读后叹道：“退之此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看似自谦，实则自赞，妙哉！” 此文写成后，在士林中广为传抄，连宪宗也暗中读过，说：“韩愈虽狂，其才不可否认。”
他的记叙文善用白描，寥寥数笔便能传神。《祭十二郎文》追忆亡侄，“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 一连串诘问，将丧亲之痛写得撕心裂肺。文中 “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的描写，道尽中年丧亲的悲苦，被后人评为 “祭文中的千古绝唱”。苏轼说：“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慈。” 据说欧阳修初读此文时，竟哭得不能自已，说：“此文无华丽辞藻，却字字泣血，这才是真文章。”
韩愈的诗歌与散文风格一脉相承，以 “奇崛险怪” 著称。《山石》中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用散文笔法写诗，开创 “以文为诗” 的先河；《调张籍》中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极力推崇李白杜甫，确立了李杜并称的诗史地位。他的诗歌虽受争议，有人批评 “以文为诗，失却诗味”，却为唐诗注入新的活力，影响了后来的白居易、苏轼等大家。白居易曾说：“韩退之诗如猛将，虽偶有粗疏，却气势过人。”
师友同道：在砥砺扶持中温暖的文心
韩愈的朋友圈，是中唐文坛的核心力量。他与柳宗元并称 “韩柳”，同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两人虽政治立场不同（韩支持中央集权，柳倾向革新），却在文学上相互呼应。柳宗元贬永州时，生活困顿，韩愈寄去棉衣和书籍，附信说：“永州虽远，然山水之助，或能成就大作。” 后来柳宗元写下《永州八记》，特意寄给韩愈斧正，韩愈在回信中说：“子厚（柳宗元字）笔力，已过先秦诸子，吾不及也。” 柳宗元则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盛赞韩愈 “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两人的书信往来，构成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时人称为 “韩柳书简，胜过百篇论文”。
与孟郊的交往，堪称 “韩孟诗派” 的佳话。孟郊家境贫寒，仕途坎坷，四十多岁才中进士，却因不会逢迎而官职卑微。韩愈却极力推崇其才华，说：“孟东野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 他多次向朝廷举荐孟郊，在《荐士》中写道：“孟轲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清，可以镇浮躁。” 两人常一同出游，在洛阳的天津桥上，孟郊吟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韩愈续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悲一豪，相映成趣。孟郊去世后，韩愈为他撰写墓志铭，说：“东野之诗，如寒松挂剑，虽不繁茂，却有铮铮骨气。”
他与白居易虽诗风不同，却相互尊重。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韩愈虽不赞同其过于功利的文学观，却欣赏其 “唯歌生民病” 的情怀。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韩退之文章伟丽，动人心魄，虽与吾道不同，亦吾所敬。” 韩愈则在《赠太傅董公行状》中借鉴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可见相互影响。有次两人在长安酒肆相遇，争论 “文与道” 的关系，从黄昏直到深夜，最后相视大笑，白居易说：“退之，你我虽争，却都是为了斯文不灭。”
韩愈对后辈的提携不遗余力。李贺因避父讳不得应试，他写下《讳辩》为之辩护；贾岛 “推敲” 典故的主人公，正是在韩愈的指点下成名。据说贾岛骑驴作诗，苦思 “僧推月下门” 还是 “僧敲月下门”，冲撞了韩愈的仪仗，韩愈不仅不怪罪，反而下马与他探讨，说：“文不厌改，如贾岛‘僧敲月下门’，‘敲’字胜‘推’字，因有声音可闻，更显月夜之静。” 贾岛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常对人说：“若无韩公指点，我不过是个苦吟的愚人。” 刘禹锡、柳宗元被贬时，他虽自身难保，仍写信鼓励：“士穷乃见节义，患难见真情，子等虽远谪，其文必传于后世。”
百代文宗：在道统传承中不朽的文名
长庆四年（824 年）的长安，秋风卷着梧桐叶掠过靖安里的街巷。病榻上的韩愈已气息奄奄，他颤抖着将一摞泛黄的文稿推到弟子李汉面前，枯瘦的手指在封皮上轻轻摩挲：“吾文非为功名，为传道也。汝当悉心整理，勿使圣贤之道湮没于尘埃。” 李汉含泪叩首，接过这承载着师者毕生心血的典籍。数年后，《昌黎先生集》问世，四百余篇诗文如星河璀璨，成为照亮后世古文运动的不灭灯塔。
韩愈离世的消息传开，整个文坛陷入悲恸。白居易在洛阳的书斋里写下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墨迹中浸透着对同道逝去的惋惜；刘禹锡站在陋室窗前，望着秋空长叹：“韩公一去，斯文谁继？” 彼时谁也未曾料到，这位生前屡遭贬谪的文人，会在千百年后获得 “百代文宗” 的殊荣。
时光流转至宋代，韩愈的光芒愈发夺目。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前挥笔写下震古烁今的碑铭，赞其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三十二字评语，如精准的刻刀，将韩愈的历史地位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丰碑上。欧阳修年轻时曾对着韩文彻夜临摹，笔下的《醉翁亭记》虽自成一格，却难掩韩派文风的风骨，他常对门生感叹：“若无韩公振臂，吾辈至今仍在骈文的樊笼中徘徊。” 即便是与韩愈学术观点相异的朱熹，也在《朱子语类》中坦言：“韩子继往圣、开来学之功，不在大禹治水之下。”
“文以载道” 这四个字，如同韩愈为中国文学立下的精神坐标，指引着后世文人的航向。明代方孝孺在狱中批注《昌黎先生集》时，于扉页写道：“韩子之文如五谷杂粮，看似质朴无华，实则能养万民精神。吾学文于韩子，犹学道于周子，二者缺一不可。” 清代桐城派诸子将 “义理、考据、辞章” 奉为圭臬，细究其源，正是对韩愈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升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言中直言：“文之道，韩子已提纲挈领，吾辈只需循其轨迹而行，自能得其中三昧。”
当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冲击中华大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仍将韩愈誉为 “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他认为，韩愈的古文运动打破了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桎梏，让文学重新回归 “经世致用” 的本真，这种对文化内核的革新，与欧洲文艺复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如今，当我们翻开课本诵读《师说》，当潮州韩江的水波映照着千年不变的月光，当 “业精于勤” 的格言仍在激励着莘莘学子，便能真切感受到韩愈的精神从未远去。他以笔墨为犁，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播撒下 “道” 的种子；以风骨为炬，在历史的长夜中照亮了文人的担当之路。这或许正是韩愈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 —— 文章会过时，辞藻会褪色，但那些蕴含在文字中的道义与风骨，终将跨越时空，成为永恒的文化基因。
来源：笑眼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