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身姿笔挺，伫立在岸边，久久凝视着对岸的香港。他的眼神穿过薄雾，落在元朗那一带，仿若要穿透时光与空间的阻隔，洞悉未来发展的脉络。

参考资料：邓小平南巡讲话——前进论坛、邓小平“南巡”始末——春秋、亲历者忆邓小平“南巡”——党员干部之友、邓小平“南巡”与南方谈话，访当年亲历“南巡”的陈卢荻开枝同志——百年潮、邓小平南巡讲话导火索——协商论坛、邓小平“南巡”的八大内幕——南晨、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来到深圳皇岗口岸，那天天气不佳，风很大，88岁的邓小平就这样伫立在岸边。

当时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在旁边劝了邓小平三次，他都不愿意上车。

他身姿笔挺，伫立在岸边，久久凝视着对岸的香港。他的眼神穿过薄雾，落在元朗那一带，仿若要穿透时光与空间的阻隔，洞悉未来发展的脉络。

最后，无奈的陈开枝只好看了邓小平的警卫员，才把他老人家拉上了车。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一段注定载入中国改革史册的行程悄然开启。

时年88岁的邓小平，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先后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四地视察。

旅途之中，他结合沿途所见所闻，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这些话语字字千钧，直接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为当时处于关键节点的中国改革指明了方向。

长久以来因思想争论而紧绷的神经、因改革方向疑虑而悬着的心，在这番明确指引下终于得以舒展。

特区的建设者们卸下了思想包袱，投身改革的先行者们摆脱了顾虑束缚，重新燃起了推进改革、干事创业的热情与信心。

自从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

面对那时候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的进程陷入了艰难境地，内外交困的压力下，这项关乎中国未来的事业几乎走到了“休克”的边缘。

对于这样的局面，邓小平内心充满了不满意，更有着深深的不放心。他清楚地知道，改革不能停滞，发展不容搁置。

于是，他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既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方向，更要把一度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思想，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重新激发热度。最终，邓小平做出了再一次“南巡”的决定。

但这趟行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重重风险：那时候的他，早已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出发前，他并未与中央提前沟通，这趟“南巡”也因此带有“秘密”的色彩。更关键的是，他此次“南巡”的核心目的之一，是批评党内的“左”倾倾向，也就是直面党内的传统力量。

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这趟“南巡”的风险，他曾对身边人坦诚道：“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的行程与以往不同。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前往西郊宾馆，与家人共度佳节，而是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四处视察调研，认真听取工作汇报，及时发表自己的看法。

期间，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叮嘱道：“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在交流中，他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观点，尤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上，明确指出：“不要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

为了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联合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的核心，是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与此同时，他们也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围绕“改革”这一核心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到了当年5月，形势发生了变化：已有不少报纸杂志开始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

不久后，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了题为《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被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经济特区甚至被一些人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

此后，“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遭到了长达一年左右的批判。批判期间，有人甚至直接上书中央，提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的观点。

面对这一系列复杂的舆论与思想交锋，邓小平始终保持着冷静观察。也正因如此，后来北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邓小平就这样冷静观察了一年，直到他最终正式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1992年元旦这一天，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正在南海地区检查工作。忙碌间隙，他突然接到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

接到指令的陈开枝不敢耽搁，立刻动身赶回省委。一到省委机要室，他便看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绝密电报，电报内容简洁明确：“中共广东省委，邓小平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随后，相关人员围绕接待方案展开讨论。

多数人认为，既然电报中提到老人家是“来休息”的，就应当按照“休息”的思路来安排各项接待事宜。但陈开枝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的判断源于多年的工作经验与敏锐的政治直觉。

陈开枝向在场人员直言：“要休息的话，老人家会去上海，不会特意到南方来。”

在他看来，这位始终心系国家发展的老人，从来就没有真正“休息”过。

过往的经历早已证明，老人每一次看似“休息”的出行，背后往往承载着重要的考量。再联系当时的整体情势，以及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春节谈话后的一系列反响，陈开枝愈发坚定地认为：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他们身边发生。

待“南巡”的大致路线确定后，陈开枝牵头着手准备具体的接待方案。

方案经广东省委审定通过后，第一时间上报至邓小平办公室。

很快，邓小平亲自敲定了出行时间：1992年1月17日。

为何会选择1月17日出发？背后藏着老人对家人的温情考量。这次出行，邓小平没有安排任何外人随行，中央办公厅也未派工作人员陪同，同行的只有他的家人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而他之所以定在这一天，是为了等萌萌、羊羊这些孙子辈放寒假。只有等孩子们假期开始，能一同出行，他才放心启程。

最终，邓小平一行在1月17日夜晚正式出发，开启了那段影响中国未来的南方视察之旅。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载着邓小平的专列准时驶入深圳火车站。

9时10分，邓小平一行抵达深圳迎宾馆。

考虑到他已88岁高龄，又刚经历长时间的火车行程，接待方原本未安排当天的任何活动，只盼他能好好休整。

可谁也没想到，邓小平刚在房间里坐定，便转头对陪同的省市领导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外边去看看。”

一句话里，满是急切与牵挂。

见此情形，陈开枝立刻去请来省委书记谢非，两人一同陪着邓小平在迎宾馆的院子里先散散步。为何这位88岁的老人如此“坐不住”？答案藏在他对特区的深切关切里。

当时关于特区的各种流言蜚语不断，他心里装着疑问，只有亲自到实地看一看，才能弄清真实情况。

上午10时，按捺不住的老人家在省市领导陪同下，登上中巴车，开始视察深圳市容。就是在这辆行驶的中巴车上，邓小平打开了话匣子，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讲话。

他目光坚定地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要用20年时间超过四小龙……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车窗外的深圳，处处是蓬勃发展的景象，邓小平越看越高兴。

以往参观时，他大多沉默寡言，很少主动发表言论。

但这一次来深圳，他却完全不同，不仅不停地向身边人提问，还不断阐发全新的思想，对深圳这块改革试验田的大胆探索与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

邓林后来回忆时也说：“父亲不是晚年才不爱说话的，他从来就不爱说话。”

1992年在深圳期间，邓小平其实没有说太多话，可当他从深圳前往珠海的船上，却一口气讲了一个钟头。

家人担心他累着，劝他歇会儿，结果没歇两分钟，他又继续开口。

在场的人都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兴奋，他心里憋着一股强烈的愿望，想把这么多年的经验与想法好好总结出来。

在参观国贸大厦时，邓小平更是突然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突如其来的情形，让邓林和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些措手不及，大家根本没来得及准备录音机、纸张等记录用品。

情急之下，邓林找来几块叠起来的方形纸巾，就在这简易的“纸”上，快速记录下邓小平的讲话内容。

除此之外，邓小平还特地嘱咐家人，帮他买一件夹克衫，说这样的衣服“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氛围相匹配”。

衣服买回来后，他试穿了一下，发现尺寸有些长。家人提出要重新买一件合身的，他却连连摆手说“不用”，只让把衣服改一改就能穿。

那之后，他一直穿着这件改过的夹克衫，还笑呵呵地跟人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

回到深圳迎宾馆后，邓小平突然说了一句让在场人都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

站在一旁的陈开枝清晰地听到了这句话，他立刻明白，这是老人家在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经济特区的人。如此直白的批评，让陈开枝内心深受震撼，既感受到老人对特区的维护，更体会到他对改革杂音的不妥协。

除了这句直言，还有一件事让陈开枝始终铭记于心。1月23日上午，邓小平要乘船离开深圳，前往珠海。当他踏上跳板，即将登船时，却突然停下脚步，转身朝着送行的人群走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见状，立刻快步迎了上去。只见老人家将右手抬到齐胸的位置，轻轻挥了一下，语气里满是殷切期望：“希望你们搞得快一点。”

在深圳之行的第二天晚上，邓小平突然叫来秘书，明确吩咐：“准备给北京打电话。”

很快，电话接通了，另一端是江泽民同志。

邓小平没有多余的寒暄，开门见山，声音洪亮且坚定：“我看了深圳，感到很高兴，很受鼓舞啊。改革开放胆子再大一点好，步子再快一点好。没想到深圳发展得这么快！看了之后，信心更足了，改革开放的路子对头。我们要有这个魄力，不能犹犹豫豫。”

这场通话持续了将近40分钟，期间两人也谈到了当时有人对改革方向提出的质疑。

面对这些疑虑，邓小平的态度依旧坚定：“时代变了，我们也要顺应时代！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随着交谈的深入，邓小平原本紧绷的脸庞渐渐放松下来，紧锁的眉头也慢慢舒展开。直到挂断电话时，他的表情明显轻松了许多，仿佛卸下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

事实上，在此次“南巡”出发之前，邓小平就曾和江泽民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

当时，他郑重地对江泽民说：“江泽民同志啊，现在的时代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不能再闭门造车，要打开国门，看看外面的世界。改革开放是我们中国的必由之路，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鼓励企业创新，要吸引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江泽民坐在一旁，始终认真聆听，还不时轻轻点头，把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

他清楚地知道邓小平这些话的分量，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随后，他坦诚地回应：“邓小平，我明白您的意思。改革开放确实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关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有些同志对市场经济改革还有疑虑，担心会走资本主义道路。”

邓小平听后，语气坚定地说道：“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不能被这些杂音干扰。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手段，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的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国家富强起来。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市场经济道路，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期间的讲话和活动，深圳市委曾请示作正面报道，被邓小平以“不破这个例”驳回。

当时，《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陈锡添是唯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也被告知：“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可才过了两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唯一知情的记者了，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

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发表了上述措辞严厉的重要讲话，10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

随着邓小平“南巡”的脚步不断推进，改革的呼声愈发响亮，与此同时，一些保守派的反对声音也随之加剧，变得越来越大。

这些保守派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不断向中央反映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担忧与不满，甚至试图采取行动，阻止“南巡”的进一步开展，希望能让改革的步伐停下来。

当邓小平得知这些反对的情况后，内心没有丝毫动摇，更没有选择退缩。

于是，他再次与江泽民同志通电话，清晰表明自己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也为中央的决策方向注入明确信号。

很快，电话接通了。邓小平拿起话筒，声音没有丝毫迟疑，沉稳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江泽民同志，现在有一些保守势力在反对改革开放，他们想让我们回到老路上去。这是绝对不行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不能因为一些杂音就动摇。时代变了，我们要顺应这个变化，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

电话那头的江泽民，态度同样明确而坚定。

他立刻回应道：“邓小平，我完全支持您的观点。我会和其他常委们一起，做好相关工作，确保改革开放能够顺利进行。我们会向同志们详细解释清楚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帮助大家消除心中的疑虑，凝聚起支持改革的共识。”

邓小平“南巡”之初，由于没人能准确预判这次行程最终会产生何种影响，党内不少人都保持着观望态度，没人愿意过早地表露自己的立场，毕竟在改革方向尚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贸然站队意味着不确定的风险，大家都在等待更清晰的信号。

然而，这种观望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关键变化。

转折的节点定格在2月28日。

这一天，距离《深圳特区报》发表相关评论已有8天，也是邓小平开启“南巡”的第40天。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明确指令：要求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四个城市视察时的谈话内容整理成册，印发至各级党组织。同时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立即组织传达，确保谈话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党员。

这一指令的下发，犹如一剂“定心针”，打破了此前党内的观望氛围，也让邓小平“南巡”的重要意义开始以官方形式被明确传递，为后续改革共识的凝聚奠定了基础。

只隔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在讲话中称“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他成为中央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的人。

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一个是国家主席杨尚昆，邓小平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一直在大力支持邓小平。一个是总书记江泽民，因为他要求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专门就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持续了两天，与会者们深入领会谈话的精神实质，就谈话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最终，会议决定将中央的立场通过新华社公开发布，向全党全国传达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与推进决心。

与此同时，深圳市委宣传部门也在积极行动。《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接到指示后，立刻找到了时任报社副总编辑的陈锡添，让他找个安静的地方，专心撰写关于邓小平“南巡”深圳的通讯报道。

陈锡添此前全程跟随邓小平在深圳的活动，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他不负重托，经过精心创作，完成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在深圳纪实》。

1992年3月26日，这篇重要的报道在《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文章真实记录了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的重要谈话和感人场景。几天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北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报道或转载。

一时间，“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邓小平“南巡”的重要精神也随之深入到全国人民的心中，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迈向了新的阶段。

随着邓小平“南巡”行程步入后期，改革方向逐渐清晰，但具体措施的推进仍需进一步凝聚共识。就在这一关键节点，邓小平再次与江泽民同志进行了一次重要通话，这次通话聚焦改革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对后续政策调整有着直接指导意义。

电话接通后，邓小平率先开口，直奔改革措施的核心议题，语气中满是对实践推进的细致考量：“江泽民同志，我们要进一步放开市场，让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要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让它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每一句话都紧扣改革的关键环节，既强调了放权与激励，也兼顾了风险防控，体现出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

电话那头的江泽民，始终认真倾听，一边听一边仔细记录下邓小平的每一条建议。待邓小平说完后，他立刻回应，态度明确且坚定：“邓小平，您的这些建议非常重要。我们会尽快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我们也会加强对经济形势的监测和分析，及时采取措施，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

这番回应，既表达了对建议的认可，也明确了后续的行动方向，展现出对改革部署的积极落实态度。

邓小平以非凡的勇气与担当，挺身而出。

他不顾88岁高龄，毅然踏上“南巡”之路。他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倡导敢为人先的精神，让人们重新燃起对改革的热情与信心。他的每一句话，都如重锤敲响，振聋发聩，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

与此同时，江泽民作为党的核心，展现出高瞻远瞩的领导能力与紧密配合的大局意识。他敏锐地捕捉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重大意义，迅速领会其中的精神内涵，并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告。

正是邓小平的果敢与坚毅，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迷茫中的中国拨开迷雾。再加上江泽民的有力配合与坚定执行，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跟改革步伐，共同推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温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