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邸报是/不是报纸开始述说中国报刊史，已成惯例。这个来自于戈公振的命题，在推进研究者对于邸报的认识的同时，也严重束缚了报刊史研究的想象力。他们将此作为中国报刊史的唯一源点，而且这种认定，是以西方报纸的演变脉络为尺度；由于从某一张“纸”开始，整个报刊史的展开逻辑
以邸报是/不是报纸开始述说中国报刊史，已成惯例。这个来自于戈公振的命题，在推进研究者对于邸报的认识的同时，也严重束缚了报刊史研究的想象力。他们将此作为中国报刊史的唯一源点，而且这种认定，是以西方报纸的演变脉络为尺度；由于从某一张“纸”开始，整个报刊史的展开逻辑就是一份一份报纸的连缀和归类，重点是对办报者及其报纸内容的分析和说明，报刊史由此成为报纸为谁所用、如何使用、产生什么效果的功用史。时间，是报刊史书写的根基，如何理解起源也就决定了报刊史的基本面貌。本文提出，现在要和这样的起始点及其思维方式告别，以打开报刊史书写的新可能。
一群孩子——塞西尔·戴·刘易斯的《奥博特里的少年侦探们》，正面临一件极大的烦心事，即如何按照老师的要求，复原刚刚所经历的一切：
“
从哪儿开始说起呢？瑞奇老师只是叫我把故事从头写到尾，这听上去容易得很，可真到了动笔的时候，我却犯了难：这么有趣的故事——我说的是我的故事——到底应该怎么开头呢？
要是我说这一切都怪尼克这个倒霉蛋把球踢进了教室，砸碎了窗户，行吧，这么开头倒也没问题。不过，要不是我们打赢了托比军，一时间激动得忘乎所以，尼克也不会这么得意忘形，一脚把球踢飞，以至于闯了祸。可我转念一想，这不能怪他，要怪也得怪托比和泰德他们俩，谁叫他们一个月前想出这么个游戏，要不然哪来后面的这些事呢？
等等，要不是有一枚流弹落在了奥特博里镇的中心，又哪来这一堆碎石头、破管子、木架子和旧垃圾（我们称这地方为“废墟公园”）？这里又怎么可能成为我们一场场伏击战的绝佳战场？我们的坦克、冲锋枪又怎么能派上用场？
当然了，故事的开端还可以再往前追溯，比如我们可以说如果希特勒没有上台，就不会有战争，这枚流弹自然也不会落在奥特博里镇的中心。
越是往前追溯，事情就变得越复杂，说来说去，故事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
孩子们不知道，他们的难处也正是让历史研究者挠破头皮的大麻烦。“从哪里开始”，对任何历史研究及其书写都是头等大事。按照古尔维奇的说法，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对于总体现象之间转变的重构，以及进而对于时间连续性的重建（古尔维奇，2009：54-63）。重构或重建，都要有一个开始。那么，“从哪儿开始说起呢”？
一
“邸报是/不是报纸”，已构成中国报刊史书写通常的开始。这个在中国报刊史研究中曾经颇受关注的议题，毫无疑问，其意就是要解决报纸历史故事从哪里说起的问题。无论是或不是，但凡有了一个对象，就有了一个时间点，方能张口叙说。与此相应，最早邸报产生于何时，有何特征，如何变化等等，均成为不能少的选题。老实说，我对这个讨论本身（的确成果不少）不感兴趣，也没有什么新材料或新想法要贡献，故就不在这里炒冷饭，再把整个过程说一遍，有兴趣者可以问一下DeepSeek。我在意的是那个命题，即“邸报是/不是报纸”，而不是史实本身及其甄别。
这个问题由何而来的呢？如果我的印象不错，首倡者就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的“外报创始时期”一章中，戈公振一起笔就是：“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这也就是说，他在这一章之前说了老半天的“官报”（邸报），事实上还不具报纸的资格。理由呢？官报“无访稿，无评论”，仅是“辑录成文”，属于“Bulletin（公报）一类”。所以，“若在我国而寻求所谓现代的报纸，则自以马六甲所出之《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最早”（戈公振，1955：64）。
但凡读过《中国报学史》的都知道，戈公振认为报纸需具备三个不可或缺的要件：新闻、评论和公开发行（由此衡量，戈公振称《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现代报纸也在打自己的脸）。既然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将邸报排除在报纸之外，在道理上是说得通的；可是，在书写的逻辑上就说不通了。试想，本是“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的报学史，居然把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给予了不成其为报纸的“官报”，明摆着是自欺欺人。戈公振对此心知肚明，他采用类比的策略，说明如此安排的理由，以化解不可避免的冲突：
其一，“欧美报纸之滥觞，亦为公报”，罗马凯撒大帝时代的“每日纪闻”，就相当于我国的邸报；既然现在的报纸是古罗马的“每日纪闻”之传人，邸报自然可以有资格作为“报纸自身”之前身。两股叉被并成一股道，报学史从邸报说起，就有了合理性。其二，从内容衡量，邸报、京报之类虽称不上报纸，但当时的消息公开传布，全赖它们承当，在功能上已经具有报纸的雏形（戈公振，1955：23，353），由此而起也不算太离谱。
通过这样两个依据，让中国化为欧洲的对等物，戈公振在没有报纸的中国，硬刨出“报纸”的轨迹，为自己找了个台阶，算是勉强把话给说圆了。不承想，按下葫芦却浮起了瓢，逻辑推导或许可以解释历史，历史不会因逻辑而无中生有。中国邸报的“后身”——戈公振所谓的我国最早的现代报纸，竟是一个外来“异种”——《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莫非是克隆不成？这样一个大窟窿，善用推导的戈公振竟然就没有想到。或许也是实在顾不上了吧。有道是百密一疏，有“疏”不奇怪，但“疏”成这样，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二
戈公振留下的这个命题，被改革开放之后的报刊史学者们全盘接受。其时百废待兴，兴起中的中国报刊史研究，自然要重新考虑从哪里说起。于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跟随着戈公振的脚步，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就“邸报”与“报纸”的同或异，进行上下左右的仔细端量。“邸报是/不是报纸”也就因此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平心而论，尽管在为戈公振背书，研究还是有新的推进和拓展的，特别是表现在材料的举证、论证的角度等方面。因此，关于“邸报”的面貌，诸如其内容、形制、名称、特征、发报机构，以至于发行、读者等等，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其中最具创造性，在我看来也是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就是戈公振出于报纸类别之分的“官报”和现代报纸，此时被改变为时间上的不同分期，成为了古代报纸和近代报纸两个阶段（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里，“报纸”被改成了“新闻事业”）。邸报为前者之代表，《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则是后者之首。二者都被认为是“报纸”或“新闻事业”，只因出生时间前后，导致其性质有别。座次排定，二者即可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美其美。戈公振遗留的那个“大窟窿”，也有望就此被填平。
阶段论——把社会或历史切割为三个或四个阶段——成为各个学科的理论基础，并作为分析社会、人类或历史的工具，根据麦克法兰的考察，始于19世纪下半叶。其创造者是那些18世纪后期的进步论者和19世纪后期的进化论者，著名人物有社会学中的孔德和斯宾塞，人类学中的凯姆斯勋爵和泰勒、摩尔根；历史学的代表人物是休谟、吉本以及兰克、斯塔布斯和阿克顿等人。阶段论对于“进步主义”，尤其是“进化论”情有独钟且深为依赖，基此搭建起社会发展的链条：社会和历史的变化，随着阶段不同而不同；变化总是低开高走，后面的阶段必定超过前面的，如此这般一步步向前进，人类社会自就越来越发达。藉于阶段本身不是动态的，也不具动力，这样的“进化”或“进步”，就需要人为地解释并赋予活力，比如是因“冲突”所致，或者属“自然发展”，甚至是“优胜劣汰”。不管如何，向前奔向一个美好的未来是确定不移的。进步论和目的论就这样成为如何看世界的“世界观”，认识世界的根本方式，一种影响一切的思想体系，各种学科的设问和解答的预设，并且如同空气一般，飘散至今，直到21世纪，仍然渗透在社会和学术环境之中。若取用库恩的术语，以阶段理论为标志的“发展进步”，就是19世纪后期以来最大的思想范式，是一种阐明世界运行机制的思想方式和元叙事（麦克法兰，2025：21-27，40-41，31）。沃勒斯坦提出要“否思”社会科学，首先拿“发展”和“时空”概念开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08：导言，2），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旦把所谓的“古代报纸”和“近代报纸”嵌入这种“进步”或“进化的”线性语境中，其内在的意涵就不一般。这不仅仅是两个时期，更是标志着发展线路上的高低两个阶段，预示着报纸从古代走向近代的一种必然，就像是“猴子变人”的不可逆过程一样（方汉奇，1992：242，27）。中国这只“猴子”——“古代报纸”再不能变成“人”——“近代报纸”，后者最终只能来自于西方，原因为二：一是内部的问题，封建自然经济的结构制约了邸报的演变进程；二是外部，西方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破坏了这一转化过程。其言外之意，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古代报纸由蛾化蝶，哗啦啦飘飞出“近代报纸”，就是铁板钉钉不容置疑的事情。因为西方报纸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切。这，就不是像戈公振那样，用官报类型或者邸报的信息功能与西方报刊做类比，而是中国报刊的历史必须置于西方的演变之路来解读，既证明这是中国报纸的未来之路，同时又见证了中国报纸的发端远早于西方。在这种理解下，“发展进化”，亦即麦克法兰所指证的“思想范式”，转化为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奇异混搭；中国报刊史研究者在普遍化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进化观中，展示了中国的民族自豪感。
当代中国报刊史研究者这样的思路，有一点与其前辈戈公振如出一辙，即历史同样被纳入了逻辑演绎而不来自史实本身的展示。当然，这看上去的确比戈公振的说法要周全，报纸起源从邸报开始说起的依据，似乎也更加充分：邸报不是报纸，也就不可能是西方报纸的“前身”，但这无法动摇其作为一个“源点”的地位，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这种完全意义上的报纸，也并不是突然一下子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经历了一定的过程，逐步地孕育发展起来的”。“中国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的萌芽；早在中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的雏形。尽管和现代的报纸相比，它们还比较原始，不够完善，但毕竟反映了中国报纸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汉奇，1992：27-28）。中国邸报自身的现代转化没有完成，最后不得不被迫接受外来的报纸，这是邸报，甚至是中国的不幸，而不是邸报的不能。也正是因此，报刊史研究者陷入了另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当他们认为所有的报纸都是循着同一轨道进化时，自然也就认定，全世界甚至全人类只有而且只可能有一种“报纸”，这个“报纸”既是“古代”的，又必然化为“现代”：历经风雨本色不变，依然还是那个“报纸”。这是一个什么“报”？是抽象出来的空洞模型还是有实际的样板？看来，他们过于在意逻辑上的推敲，反复琢磨如何填平戈公振的那个“大窟窿”，没有料到转了一圈，这一问题会以另一种模样又出现在了面前。还是福柯一针见血，其症结在于历史学研究者本身。他们总是抱有一种痴心，要“在起源中收集事物的精确本质、最纯粹的可能性、被精心设置于自身之上静止的、异于一切外在、偶然和连续的东西的形式的同一性”。为寻求这样的起源，就必须去掉所有杂芜的枝枝节节，千方百计找到“已然是的东西”，找到一个与其自身完全相似的意象的“那个自身”，最终揭示出源初的真面目（福柯，2002：146-165）。
反讽的是，西方人士——主要是那些18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对此的感受却大不相同，没有哪一个认为邸报和他们的报纸有何关联。1793年，随第一个英国使团来华的斯当东，对邸报的印象是，它“在政府的指导下在北京经常发行。它的内容主要登载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要行动，对特殊功勋的奖赏，外藩使节的觐见，各地的进贡礼物等等。皇室的事务和私人日常起居很少登在邸报上。邸报内容只限于国内事务，国外事务一概没有”（转引自尹文涓，2005）。经过比较，传教士们得出的结论是，欧洲“Gazette”这一术语并不适用于中国的邸报。“如果这样推想中国的邸报，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习惯于把它们叫做‘邸报’，但这个名字可能会让你觉得它们几乎与欧洲的‘邸报’相似”。中国邸报“刊印的所有内容，无一不曾呈送皇帝，也无一不是来自皇帝本人”，而“在欧洲的邸报里，编写者把他们认为要加入的所有东西都胡乱凑在一起”。据一位研究者说，这种观点在对中国邸报和欧洲邸报所作的比较中一再出现。总之，当时西来的洋人几乎异口同声：与同一时期流通的大多数欧洲新闻小册子和连载相比，中国朝廷的官方邸报确实相当独特（钟鸣旦，2025：9，50，51）。报刊史研究者比较熟悉的裨治文和麦都思，也都撰文评价过《京报》，意见是共同的，《京报》仅具报纸之形，而无报纸之实，不配称为报纸，根本无法和欧洲的报刊相提并论。所以麦都思说，《京报》虽然“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举动大略”，中国还没有称得上报纸的东西（尹文涓，2005：79）。
由此就很明显，报纸与邸报是否具有同一性，无关于邸报，也无关于报纸，而是与报纸的叙说者有关，与报纸故事从哪里说起有关。中国报刊史研究者的观点或此或彼，所举例证有同有异，但手中所持的都是同一个尺度——一张不知由来的标准报纸（也是从戈公振那里接手过来的）；内心所求的是同一个目标——澄清并找出一个确定无疑的报纸源头。这对于中国报刊史研究者而言，当然很重要，对于中国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倘若能够认定邸报和报纸的关系链条，就可以证明报纸的源头在中国，而且其历史之悠久，世界上罕有其匹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和最先有印刷报纸的国家，……中国近代化的报刊虽然晚出于西方，但中国的新闻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的新闻史因此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史都无法比拟的”（方汉奇，1992：2，3）。邸报和报纸就是在这种混乱的逻辑中被拉郎配，互为识别又互为证明：报纸成为邸报是/不是报纸的判断标准，邸报则是报纸从何而来的证明者；二者既分开彼此，又被安排到同一个等级秩序之中。如果说，由于史料的缺乏之故，大多数对于邸报的研究，都有着将19世纪邸报的特点投射到清代中前期的倾向（钟鸣旦，2025：2）；当代的报刊史研究者，则是无需史料为证，直接倾向于将西方报纸的特征投射到邸报上。问题是，报纸历史毕竟不是报纸话语史，历史伴随着话语但不是建立在话语上；不从历史语境而是在话语逻辑中东寻西找来捕捉历史，看上去严丝合缝环环相扣，最终无法切换进活生生的历史过程之中；研究者的苦心孤诣，不过困在自己所造的话语中艰难跋涉。
三
不消多说，邸报的确很重要，但这种重要性无需报纸做担保，报刊史家是自作多情了。作为一种官方的信息传报系统，从唐代到晚清，绵延一千多年，仅此，邸报就足以让自己傲立于世界之中。它的重要性，也不只是信息上传下达，而是体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诸多方面。这一切，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心者是大有可为。同样，中国报纸（在我看来，凡说报纸，就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根本没有什么古代）的源起，也无需邸报作证人，以显示自己的过去有多阔，别有来处本就是事实，报刊史家实在是多此一举了。假若换一种思路，认定邸报是邸报，报纸是报纸，本就是两类不同但又发生关联的媒介，有什么不可以呢？中国报刊史会因此失去什么吗？当然是有的，这会让邸报是/不是报纸的命题失去了意义，也不妨说成了一个伪命题，一切讨论似乎都前功尽弃。不过，这可以换来很多所得，可以让报刊史研究者的目光投向更为宽广和丰富的历史天地，不再就报刊的起源问题，被拴在“邸报是/不是报纸”的磨盘上转过来转过去。一位宋史专家的说法很给人以启发：唐、宋时代的“信息的沟通往复，具有弥散渗透的性质，是塑造一时代之整体氛围、社会风貌的重要因素。对于影响相关过程的诸多方面之考察，对于参与创造、扭曲、控制、传递各类信息的社会群体及观点理念之关注，关联着、拉动着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因此，这将“日渐成为探讨时代综合面貌的新视角，对于这一课题的讨论，必将引导我们更加贴近历史本身，更加丰富研究的内涵”（邓小南，2012：1-3）。邸报由此提升为“探讨时代综合面貌的新视角”，这样的收获难道不更有价值？真可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为写这篇文字，我又翻了翻白瑞华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有意思的是，该书的前言是从这样两句话开始的：本书“是对现代报刊诞生和本土报刊消亡时期的中国报刊的概述。我认为，在中国现代报刊的形成过程中，本土报刊与外来报刊都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这一观点是全新的，尽管在事实的考察中是显而易见的”（Britton，2013：195-308）。白瑞华所指的本土报刊，并不只是邸报，也包括新闻传单之类。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对“本土报刊”、“中国现代报刊”和“外来报刊”的区分。在白瑞华眼里，这是三种不同的类别。中国现代报刊的产生，是其他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本土报刊与公报”（gazettes），就是其起源的构成因素，而不是其起源。他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说起。
白瑞华的观点可不是没有史料基础的推导。在19世纪中前期，最新一期《京报》的部分内容译稿，大约会在4个月内刊登在广州、香港和上海的英文报纸上，英国本土的报纸偶尔也会转载这些译稿。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字林西报》及其星期刊《北华捷报》就成为刊登《京报》译稿的主要阵地，该报读者一般可以读到半个月到40天之前出版的《京报》的译文（赵莹，2025：39）。《申报》尽管不断申辩它是新报，不同于中国邸报。可在其创办的第一天，就明白宣告：“因京报为皇朝象魏之书，理宜全遵颁发，故逐日全刻，概不删节”（申报，1872年4月30日）。梅嘉乐通过对《申报》的研读发现，办报者了解读者的情况，他们对于报纸的认知，将会受到所熟知的邸报的影响。因此，报纸也就利用了这一预期，不仅转载邸报，还模仿了其格式和标点，以这样的“中国化”换取正当性（Mittler，2004：25）。费南山也认为，《申报》的体裁及内容，与《京报》接近。就像香港《循环日报》上的“羊城新闻”，其内容和报道方式类似“才子佳人”的长篇小说模式。这种“仿故事”的报道形式，是传统文人读者的标记，与《京报》同出一辙，均以笼络士大夫和文人为目标（Vittinghoff，2000：328-329）。综观19世纪中国报业，中西文混杂，报、刊不分，教、俗并存，但节译或转载《京报》成为一种共有的现象（尹文涓，2005：81-82），就足以说明问题，尤其是就中文报刊而言。
循着这样的线索，中国报刊的历史，自就可以是在邸报和外报互为关联、缠绕和交融中开始说起。邸报是/不是报纸，成不了白瑞华的问题，更不做任何讨论，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了。但邸报对于中国报纸产生的重要性因此而消失了吗？显然没有，而且是显得更重要了，因为哪怕是作为一只“猴子”，也不再是摆在那里显示和“人”的差距，而是对后来的“人”的形成及其特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耐人寻味的是，白瑞华自称在写作此书之前，得到过戈公振的帮助，后者给他看了自己收藏的中国早期报刊以及“阐述许多观点”的《中国报学史》（Britton，2013：198）。可是，戈公振关于“邸报”的看法，并没有被他吸纳，或许就没有得到他的关注。推究原因，当与他对中国报刊历史的理解有关。他看到的是本土报刊与现代报刊此消彼长的故事，而不是彼此相承的关联。主旨规定了思考的重点。“这一观点是全新的”，白瑞华是想以此说明自己的独出心裁，不同于一般看法吗？我无法证实或证伪。唯有一点，不同于戈公振倒的确是“显而易见”的，夸张点说，即便摆在今天众多的报刊史书籍中，仍然未失其“新”。另有一点也同样可以肯定，白瑞华关于中国定期报刊兴起的判定，以及所见到的“显而易见”之事实，无疑来自于其“新”观点，是他对中国报刊历史的一种“构想”，因而当然也不能说是唯一的正典。无论如何，因了白瑞华关于中国报刊史的“开始”，关于“邸报是/不是报纸”讨论的反思，有了一个可资比照的对象，反射出以往研究眼光单一、思路单调、思考方式的单向。
如果报纸所起之处，如同福柯所指，有着众多的不一致不协调，那么，报纸的起源及其产生时间的确定，就有诸多的可能。白瑞华的“本土报纸和外来报纸”相互作用是一种可能；胡道静从“搜集消息和传达消息”的角度入手，来查询新闻史上的每一个新时代（胡道静，2018），也是一种可能；梁启超从“报馆”追溯到“太师陈风”，未尝不可以成为一种可能（梁启超，1896）。纵然是像报刊史研究者们所热衷的“邸报”，未必注定就是源头，同样可以越过邸报再往前，从手抄、雕版印刷，甚至“邸报”之前的公文流通说起。为什么不呢？于此，报刊的产生时间——起源，就会生出不确定性，就感受到与奥特博里镇上那群小家伙们同样的烦恼：“越是往前追溯，事情就变得越复杂，说来说去，故事到底应该从那里开始呢”？
事情变得复杂并不可怕，更不能以为是坏事，最令人担忧的是连小孩子都有的那种复杂也没有。话说回来，这种直通通单行道的偏狭思维，并非报刊史研究者所独有，而是新闻传播学界的普遍现象。目前不时热闹一下的关于“新闻”的讨论，我看就与此没有什么两样。从不需要辨析一下所指的是什么“新闻”，也不必考虑从哪里开始说起，于是就有了这一番景象：好像全世界全人类自古至今从南到北世世代代祖祖辈辈乃至于未来的子子孙孙，都只拥有也只配拥有同一种“新闻”。“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这不是在打开讨论的空间，反倒像无缘无故被困在T形台上走猫步。建议不妨学习一下舒德森，我指的不是他的观点，观点大可商榷，而是指他讨论新闻的那种方式，至少他很清楚他要讨论哪个新闻，理由是什么。否则说来说去，除了怀念以往的荣光和批判世道的不古，褒扬坚守的重要和可贵，强调应该如何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毫无疑问，这些都很重要，但翻来覆去是如何应该或应该如何，实在无趣。这种盯在一个点上目不转睛，与“邸报是/不是报纸”的思考方式完全属于同一版本。扯远了，暂且收起，以后会专此具文，还是回到报刊史。
报纸起源的多种可能，并不表示起源的随意性，一切由研究者主观决定。我想表明的意思很清楚，报纸起源于何时，离不开研究者的视野及其想象，特别是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存在一个似乎确切无疑的客观的唯一的起源。戈公振打算描画的是“报纸自身”——从官报到民报——的发达过程；白瑞华要展示的是“本土报纸的消亡和现代报纸的兴起”；胡道静试图探讨的，是新闻史在什么情况下翻开新的一页，又是被什么力量所推动。问题不同，眼光不一，选择切入的时间点相异，报刊历史的开始、展开及其面貌也就不一样。历史的书写，汉娜·阿伦特曾这样写道，就是一个“思想事件”，犹如卡夫卡小说中所描写的：面对着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面，从源头驱迫他；第二个挡住了他前面的道路。准确地说，第一个对手支持他和第二个厮打，因为他想把他往前推，同时第二个对手又支持他和第一个厮打，因为他要把他往后赶。这是理论上的，就事实而言，不只有两个时间敌人在那儿，还有某个人在那儿。因为这个人的介入并占有所据之地，才使得从过去到未来奔流不息的时间产生了裂隙，发生扭转，偏离方向；于是它们将在一个角度中相遇，形成一个新的作用点，也就造成了第三种力（阿伦特，2011：5，9）。古尔维奇所谓历史的“重构”和“重建”，就出自这种新力量的发动及其作用。这一切，都要求研究者从实证材料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去把握“从哪里开始”，而不是反过来，将某一个先定的起源，作为一切实证知识的回溯点。起源是需要验证的设想，不是认识历史的先决条件。
不能不提，这个讨论还造成了另一个结果，报纸史或者报刊史变成了从一张报纸到另一张报纸的变化过程。无论邸报是或不是报纸，在研究者的眼里都是印着文字的那张纸。戈公振的“报纸”是毫无疑问的，“新闻”、“评论”、向“公众发行”，所指向的显然就是纸面上所登载的内容及其传送。对此，我早就有所论述（黄旦，2020）。报纸之“纸”的比照，区分出了另一张“纸”——“无访稿，无评论”，属“公报”一类的“邸报”。这样的眼光和思维定势，在“邸报是/不是报纸”的讨论中，从来没有人反思过。没有反思，表明已经成为默会知识或无意识。报纸起源的辨别，事实上就变成了“邸报”和“报纸”两种物品的拉锯或并列。这就决定了报刊的历史不可能形成一个“思想事件”，一个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激烈的思想搏斗的过程，而是众多不同报纸的累积史：它们被根据时间先后、性质类别集聚一起又一字排开。一旦把报纸当作了“物”，海德格尔所指的某些本能式的习惯思维就立刻出现，不招自来。一提到“物是什么”，人们可能会说：使用或享用可支配的物，消除不方便的物，必须设法搞到的物，就是这些意思（海德格尔，2016：6）。总而言之，物之能用和所用，占据了所有的思考空间，在功用主义的主导下亦步亦趋。报刊的历史也就成为以物证物，以物见用的历史，成为报纸由谁用、如何用、用在哪里、产生了什么效果的历史。一份份报纸就随着这样的描述和评定，归入其应有的位置和等级。报刊史研究者头脑里应该是克拉考尔所指的那种历史主义思维，“臆想自己单从其起源上就能够解释任何现象，就是说，他们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按时间顺序、没有缝隙地重建事件过程，就能够把握住历史的真实性”（克拉考尔，2021：18）。
四
报刊史研究者一直心心念念的，是如何改变报刊史类似革命史、政治史的问题，从没有想过，这种从“邸报是/不是报纸”开始的关于一张张“报纸”的历史，才是根子，因为它使得本来是活生生的革命和政治，变成了令人乏味的纸面内容的介绍和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连革命史、政治史式的报刊史也没有做好，遑论其他。一位哲学家早就有言在先，把本应属于宽泛意义上的“物”——“事务”，变成了窄而又窄看得见摸得到的具体“物”。由这样认定的一种“物”开始，自然什么也开始不了（海德格尔，2016：5，2）。事实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报刊史本应是“事”学，是报-纸的共同作用并介入和造就的“媒介事件”之学，报纸就是由此显示出其非同小可的能效；而不应该是“物学”—— 一种如何“报道新闻、揭载评论”并公开发行的新闻“纸”学。对于当下新传播手段如火如荼的发展变化，报刊史研究者几乎是钳口结舌，无法从历史的角度提供丁点启示，不能说与长期浸染在这样的研究思路中无关。
人们总是喜欢说，一个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其实还应该补上另外一句：一个开端如何，大半也就决定了其结局。“邸报是/不是报纸”的开始说起及其所基于的思维逻辑，长期以来制约着整个报刊史的研究：以静态的思维，在非此即彼间选择打量，依照从阶段到阶段的连缀，数落着也述说着其间出现的一份份报纸。不可否认，它的确尽其之力，取得了所能取得的成果；同样不可否认，它已经耗尽了所有气力，无论再怎么着，也长不出什么生机。因此，是时候向它挥手告别了，告别就是出发；惟有告别，才有新的从哪里说起的开始。
（黄旦：《邸报是/不是报纸：从哪里开始说起呢？——中国报刊史时间刍议》，2025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来源：再建巴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