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该倡议的核心内容包括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及注重行动导向五个方面。这一倡议是中国继全球
Jeremy Garlick,捷克布拉格经济大学副教授
覃方杏,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7, No. 5, 2024
摘要
2025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该倡议的核心内容包括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及注重行动导向五个方面。这一倡议是中国继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提出的第四大倡议,也是基于自身历史经验、国际责任和对全球治理现状的深刻思考提出的系统性方案,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引领作用和对公平、正义、合作的追求。
事实上,本次天津峰会也是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国家、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又一重要事件。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既有物质层面,也有观念层面。在“全球四大倡议”新时代,中国正在积极推动“规范外交”,引领全球治理规范。这种规范性外交既包括话语和非话语实践。例如,在实践中,中国希望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伙伴国家在不引起重大争议的情况下,以中国树立的榜样为榜样。中国的规范外交已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和影响力,因为全球南方国家的行为者已开始按照中国期望的规范路线改变其行为,而不是按照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行动。然而,中国的话语实践尚未获得与非话语实践同等程度的认可,这为西方国家的反制留下了空间。
导读
自2012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加强其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投资、贷款、援助和基础设施一直是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建设的渠道。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框架,如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中非合作论坛(FOCAC)也是建立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事实上,中国长期积极引领全球治理规范,推动“规范性外交”。
中国试图影响国际发展格局的行为可以被描述为规范性的,因为它试图根据中国而非西方的规范来改变合作的背景。中国的规范传播可以被解读为试图在全球南方发挥规范力量。
本文认为中国使用一种规范外交来改变全球南方的发展格局。规范传播通过四个过程进行:胁迫、说服、教育和模仿。然而,由于中国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伙伴,它将自己描绘成主要通过第二、第三和第四个过程(说服、教育和模仿)而不是胁迫来传播规范。
中国主要通过教育和树立榜样来试图赢得伙伴国家对中国规范的认可。寻求通过赢得对传播规范的认可来获得规范权力不同于获得软实力的努力,因为它不一定依赖于文化或其他形式的吸引力。相反,它取决于目标行为者承认和采用规范,因为他们开始认为这些规范有效,即使他们不一定觉得它们特别有吸引力。这样,规范的传播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过程,而不是吸引力。
与欧盟等西方行为者不同,中国的规范外交是通过传播基于实践而非基于规则的规范来实现的。与欧盟不同的是,欧盟有着明确的民主和人权议程,其通常以一系列伴随援助的要求的形式出现,因此显然是一种胁迫形式,中国并没有直接表示希望伙伴国家吸收和采用中国的行为规范。相反,它将它们呈现为话语和非话语实践,通过反复接触,灌输给当地行为者——尤其是精英群体。这种接触发生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在此期间,目标行为者应该学习中国模式并模仿它们。
与此同时,中国谨慎地将自己描绘成尊重当地行为者的需求和传统,为共同规范的谈判留出一些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共同构成的过程是通过获得认可的过程进行的,这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能够相互尊重和投入。这一获得认可的过程包括采用源自全球南方行为者之间讨论的规范实践。
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规范外交在三个相互交叉的框架内进行(见图)。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建立在其“走出去”的前身和20世纪中国外交的基础之上,为具体活动提供了一个松散的外壳。其次,中国利用上合组织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区域合作平台,试图通过区域化产生影响力。第三,北京通过经济促进与各个国家的关系。通过贸易谈判、投资协议、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采和金融安排(例如国有银行贷款)以及旨在建立政治联系和影响力的更传统的外交形式强化关系。
图1
中国的规范外交尤其适合全球南方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经济援助。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或至少是高级合作伙伴),可以推动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规范议程。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在全球南方伙伴国家眼中,中国没有受到殖民历史的束缚。这使得中国关于不干涉和尊重主权的规范话语具有相对较高的可信度,因为中国的经济援助是西方提供的援助的替代方案。
本文通过分析传播话语和非话语实践的尝试来考察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规范外交。中国话语实践包括“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等典型话语单位,这些话语单位在标准(非中文)英语中并不常见。进一步的话语分析,辅以语料库分析,揭示了此类话语实践在领导人讲话以及其他官方和半官方中文文本中的流行程度。随后,本文评估了中国的话语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全球南方国家精英行为者的认可和接受。
规范外交与赢得认可
本文认为,中国试图通过一系列物质和观念方法来赢得对其实践规范的认可,即规范外交。中国的规范外交主要通过其领导人和商业行为者(但也通过国家媒体和其他国家机构)进行。它包括话语和非话语实践。话语实践是词语的形式(例如固定口号、习惯短语或常用表达),而非话语实践是行为的形式。
就中国而言,话语实践包括中国领导人使用的口号和词汇,旨在鼓励目标行为者采取对华友好立场并接受与中国的合作。例如,中国的话语实践中经常使用的词汇包括“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和“和谐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词汇的目的不是促进具体的行动,而是鼓励对中国的积极态度。非话语实践包括中国在区域化、投资和贸易协议方面的做法,这些做法通常被归入经济外交或经济方略的范畴。这些实践期望中国采取有利于中国并与中国合作的特定行为形式。
中国规范外交既包含“照我做的做”(非话语实践),也包含“照我说的说”(话语实践)。中国的规范传播方式与欧盟的规则导向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欧盟试图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中附加明确的书面人权和民主条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发展中国家指责欧盟试图以牺牲当地价值观为代价强加其价值观,并指责欧盟在宣扬其“价值观和规范的同时却表现出虚伪”。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官方坚持不干涉和相互尊重,全球南方的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不那么说教、虚伪和侵扰的伙伴。
中国话语实践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在各地区的演讲和其他话语中都相当一致地运用了六种话语实践。然而,这些话语单位获得当地参与者的认可和共同构成的程度可能很低或有限。例如,其反应将取决于目标精英是否有必要复制中国的话语实践。一些国家的精英可能不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常用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样做可能对他们在公民中的受欢迎程度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在中国更受欢迎的国家,领导人有时可能会选择复制中国领导人的话语实践,特别是在针对中国对话者的话语中。
本文发现只有一些全球南方领导人复制了中国的话语实践,而且只有当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与中国对话者交谈时才会这样做。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话语单位也往往是原句的重复,而不是忠实的再现。这一发现表明,尽管中国为争取话语实践“言行一致”的认可而做出的努力是一致的,但在全球南方领导人的话语中,共同构成的结果通常有限。然而,可以预料的是,尽管中国的话语实践在全球南方取得了有限的影响力,但非话语实践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非话语实践包含一定程度的强制性过程。
中国非话语实践的影响
在南半球,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中国的区域合作机制,并积极参与会议。这些会议定期以不同级别(例如峰会和部长级会议)举行。中非合作论坛涵盖54个非洲国家中的53个;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涵盖22个阿拉伯国家中的21个;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包含除中国以外的33个成员;上合组织除中国外有7个成员,另有4个国家有意成为正式成员,9个国家是“对话伙伴”。简而言之,超过一百个经济发展中国家参与了这四个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平台。这表明中国的区域化集团合作规范得到了全球南方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接受。
“一带一路”会议的积极参与度也很高。2023年10月,超过120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同样,9月的金砖国家峰会接纳了六个新成员: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国主导的峰会并热情参与,表明人们普遍接受中国在国际合作方面的规范做法,这对西方来说是一种替代方案和挑战。
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外交与西方国家尝试的任何做法都有不同之处。最明显的是,中国公司提供国家支持的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都选择接受中国的贷款换基础设施交易。大量中国工人在非洲工作也表明这些项目是按照中国规范进行的。
人文交流是中国规范传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形式包括为选定的军事、新闻和公务员精英提供全额资助的中国培训之旅,以及为选定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这种“交流”主要是单向的,它们被列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其非话语方面与中国独特的话语实践相关,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被归类为一种非话语实践,并一直被用作中国“一带一路”规范外交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尽管中国规范的影响往往不均衡,但有证据表明,独特的中国非话语实践已被全球南方许多国家所接受。中国在规范外交的这一部分赢得了高度认可,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对其附加明确条件。
结论
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规范传播与西方有着不同之处。中国采用的不是以规则为基础、对援助和投资附加条件的方法,而是以实践为基础、以赢得对中国规范的认可和接受为基础的方法。
本文不关注规范权力这个有些模糊的概念,而是认为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规范传播可以概念化为规范外交,其中涉及话语和非话语实践的交织使用。话语实践由词语形式组成,可以在中国领导人的演讲中找到,全球南方领导人应该通过在自己的话语中重现这些话语来回应这些话语。非话语实践包括不干涉或参与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平台等行为形式。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做法是“照我做的做”和“照我说的说”,而不是西方的“照我说的做”。
在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亚国家领导人的话语时,本文发现中国话语实践的再现有限或很低。至于非话语实践,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中国规范获得了认可和接受。总体而言,中国的非话语性实践正在全球大部分南方国家中逐渐确立和效仿。然而,中国规范外交的整体情况并非一帆风顺。全球南方部分地区(尤其是中亚)对中国的意图不信任,有些国家不愿参与中国的做法或复制中国规范。这种恐华怀疑的证据表明,中国通过规范外交进行实践传播要想在全球南方国家获得认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译:吴谨轩,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
来源:Jeremy Garlick and Fangxing Qin, “China’s ‘do-as-I-do’ paradigm: practice-based normative diplomacy in the global South,”The Pacific Review, Vol. 37, No. 5, 2024, pp. 985-1015.
校对 | 李源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张嘉益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