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业史》的创作历程，是一部镌刻着作家生命轨迹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精神史诗。从柳青以“卧薪尝胆”的决绝姿态扎根皇甫村十余载的手稿淬炼，到文本历经多重版本流变的命运浮沉；从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现场的全景式文学记录，到对革命精神内核的永恒叩问与艺术重构，这部承载着

▌姚明

《创业史》的创作历程，是一部镌刻着作家生命轨迹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精神史诗。从柳青以“卧薪尝胆”的决绝姿态扎根皇甫村十余载的手稿淬炼，到文本历经多重版本流变的命运浮沉；从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现场的全景式文学记录，到对革命精神内核的永恒叩问与艺术重构，这部承载着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基因密码的文学巨著，始终以其复杂多义的文本肌理和深邃的历史纵深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兼具标本价值与阐释张力的经典场域。

柳青签赠巴金的《创业史》（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文库存）

柳青《创业史》的外国版本（中国现代文学馆存）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存）

1 手稿浸透着关中泥土气息

柳青的创作实践，始终遵循“深入生活”的文学信条。1952年春，他主动请辞县委领导职务，携家迁居皇甫村，在村头破庙里开启长达十四年的“农民化”生活。这种彻底的身份转变，使得《创业史》的手稿浸透着关中平原的泥土气息。在终南山割竹子的集体劳动中，柳青发现农民用竹篾捆扎衣物的细节，这个观察被写入小说，成为刻画互助组团结协作的重要场景。

手稿的修改过程，堪称文学与现实的反复对话。现存《创业史》手稿显示，梁生宝的年龄经历多次调整，最终定为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形象。这种调整既考虑到青年干部的现实形象，又强化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朝气特质。正如柳青所设想的那样，梁生宝不能像赵树理的小二黑那样单纯，他必须承载更多历史负重。正是这种对人物复杂性的追求，让手稿成为动态生长的文学档案。

手稿中保留的“稻稗之辨”更显创作深意。在描写梁生宝买稻种时，柳青原稿用五百余字论述稗草与稻苗的生存竞争，编辑建议删减以免拖慢叙事节奏。但作家坚持保留这个隐喻，认为“稗草混在稻苗里，就像资本主义思想藏在农民心里”。这种将自然现象与意识形态相勾连的笔法，既源于柳青对农村生态的细致观察，也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思维特征。

2 为何改掉原名《稻地风波》

《创业史》的版本变迁，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景观。1959年4月，《延河》杂志开始连载时，作品名为《稻地风波》，至8月号第四期更名为《创业史》。这种改名背后，既有编辑部对市场接受度的考量，也暗含将“合作化运动”提升至“创业”高度自觉。初刊本中对部分引文进行删减，这个细节折射出文学叙事与政治话语的微妙平衡。

1977年柳青在病榻上完成的修订本修改，如删减徐改霞与梁生宝的爱情描写，将原本三章的篇幅压缩至半章，还增补了对当时有关政策的批判。海外传播版本更显文本的跨文化张力。

上世纪60年代外文出版社便出版了英译本，由于时代局限性与题材特殊性，作品所聚焦的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对非中文背景读者存在着语言与文化的隔阂，翻译、阅读与理解起来是有难度的，于是英译本中采取了很多特殊的翻译策略，如将梁三老汉发牢骚的话语改写为中性表达，淡化了人物性格的矛盾性。这些不同面向的版本变异，使得《创业史》成为研究文本旅行与接受美学的典型样本。

3 触及人性深处的永恒矛盾

《创业史》的叙事空间，构建起微观中国的社会模型。蛤蟆滩这个虚构的地理单元，实则是柳青对皇甫村、王曲镇等真实地标的文学重组。作家通过梁生宝互助组与郭世富、姚士杰的博弈，精准复现了土地改革后农村的阶层图谱。在“活跃借贷”事件中，富农姚士杰深夜磨面的声响，中农郭世富盖瓦房时木料的精心挑选，这些细节构成具象化的阶级叙事，将政策文件中的“两极分化”转化为可感的文学场景。

人物塑造的突破性，体现在对农民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梁三老汉的形象塑造最具典型意义，他抚摸土地证的颤抖双手，梦见“三合头瓦房院”时流下的口水，既揭示了个体农民的发家梦想，又暗喻传统私有观念的顽固性。这延续了柳青一贯的创作风格，不能把老农民写成简单的落后分子，要写出历史在他们心灵投射的光影。这种创作理念，使得文本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触及人性深处的永恒矛盾。

方言运用的文学化处理，创造出独特的审美质地。柳青将“熬煎”“受活”等关中方言纳入叙述语言，既保持地域特色，又通过注释实现跨地域传播。在徐改霞退婚的情节中，“屋里人”与“外前人”的称谓差异，巧妙揭示出传统婚姻观念中的性别权力结构。这种对方言的文化转译，使得《创业史》既具乡土本色，又不失文学普遍性，开创了方言写作的新范式。

4 始终处于“未完待续”

集体劳动场景的仪式化书写构成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在“进山割竹”章节中，柳青用两千余字描写互助组员黎明进山的场景，火把连成的火龙，扁担颤动的节奏，号子声在山谷间的回响，这些意象共同编织成集体劳动的颂歌。作家特意加入拴拴受伤仍坚持劳动的情节，将肉体痛苦升华为精神涅槃，塑造着社会主义劳动美学。

公与私的价值冲突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得以具象化。梁生宝用互助组的钱买稻种时，反复摩挲纸币的细节，展现出集体财产的神圣性。郭振山用党费收据包点心的小动作，则暴露其功利主义本质。柳青通过这类微观叙事，将抽象的政治原则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伦理，这种“从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得革命精神获得具象化的传播载体。

精神传承的未完成性赋予文本开放的思想空间。小说结尾处，梁生宝站在终南山上眺望的描写，既是对合作社成果的肯定，也暗含对前路的忧思。柳青原计划在第二部中展开“合作社危机”的书写，这个未竟的创作构想，使得《创业史》的革命精神呈现动态发展特征，为不同时代的解读预留了阐释通道。

柳青计划中的四部曲只完成两部半，《创业史》始终处于“待续”状态。这种残缺性反而激发研究者的想象，有学者通过笔记残稿推测后续情节，有专家从《铜墙铁壁》寻找创作脉络。未完成的文本永远向未来开放，《创业史》的文学史意义，正是在这种完成与未完成中持续生长。

5 柳青文化园和《创业史》版本馆

在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柳青文化园内，场景复原的皇甫村故居中，土炕上的煤油灯、窗棂糊着的上世纪60年代《人民日报》、砚台里干涸的墨迹，这些物象构成沉浸式的历史场景。特别设立的“《创业史》版本馆”内，陈列着中文初版本、盲文版、连环画版等20多种版本，版本差异通过实物对比得以直观显现。

教育功能的立体开发，拓展了经典传播的路径。文化园推出的“少年柳青”研学课程，将《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的情节改编为情景剧，学生通过角色扮演体会集体主义精神。在“文学工坊”体验区，参观者可亲手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蘸水笔，在仿制稿纸上抄写经典段落，这种参与式传播有效弥合了历史文本与当代受众的隔膜。

园区定期举办的“柳青论坛”，既邀请学者探讨“《创业史》与乡村振兴”的当代关联，也组织农民作家座谈“新时代的创业故事”。这种双向对话机制，使文化园超越静态的纪念场所，成为激活传统、对话当下的精神枢纽。

当我们在柳青文化园翻阅泛黄的手稿，在蛤蟆滩的文学地图上追寻梁生宝的足迹，在版本对比中触摸时代的体温，《创业史》早已超越单纯的文本存在，成为解码中国现当代精神史的文化密码。这既是经典的宿命，亦是文学的光荣。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