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劝妻子“别去台湾”，郑庭笈离婚2年终获特赦，周总理帮他复婚

摘要：郑庭笈本身出自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顺利毕业，凭着优异的成绩，他很快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一师第四团团长，那会儿他年纪轻轻，却已经能独当一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郑庭笈被推到战场最前线，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他毫不犹豫地带兵硬碰硬，尤其是在武汉会战的关键阶段，他亲

郑庭笈从青年时代起，就与兄长郑庭筠、弟弟郑庭筊一道投身革命，三兄弟后来都成了国民党的将领，在当时颇有声望。

郑庭笈本身出自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顺利毕业，凭着优异的成绩，他很快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一师第四团团长，那会儿他年纪轻轻，却已经能独当一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郑庭笈被推到战场最前线，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他毫不犹豫地带兵硬碰硬，尤其是在武汉会战的关键阶段，他亲自握刀冲在前面，与敌人短兵相接，几次身中刀伤，却始终咬牙坚持，把部队稳住了。

武汉保卫战一结束，郑庭笈就因作战英勇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蒋介石也专门夸赞这个学生，称他是真正的黄埔精神的代表，为了发挥他的军事才能，蒋介石把他调到装甲兵团200师担任团长。

随着200师的扩编，它后来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此时师长是大名鼎鼎的戴安澜，郑庭笈和戴安澜是惺惺相惜的战友，两人同是黄埔出身，都怀着强烈的救国热情，戴安澜比他年长几岁，是黄埔三期的老大哥，郑庭笈的同宗兄弟郑挺锋正好也是三期学员，与戴安澜私交甚笃，几重关系叠加，让二人关系更近了一层。

在1939年昆仑关战役中，两人并肩作战，日军在南宁一带集结重兵，企图切断中国的西南通道，戴安澜和郑庭笈率部死守关口，战斗打到最激烈时，戴安澜亲自带敢死队突击，硬是把日军的主要阵地夺了下来，敌人几次反扑，都被他们击退，短短三天，200师就折损两千余人，郑庭笈的团更是惨烈，九个连长牺牲了七个，就在这场惨烈的拼杀中，他们击毙了日军“钢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戴安澜因此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举国震动。

随着战局吃紧，沿海运输线被切断，抗战的国际援助也受阻，为了打通滇缅公路，国民政府组织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200师自然成了主力部队之一，接到命令后，戴安澜亲自带队出征，郑庭笈作为副手，一路辅佐，敌军火力强悍，但中国远征军凭着顽强意志，硬是在同古保卫战打出气势，歼敌四千，还掩护英国盟军安全撤退。

在1942年东瓜保卫战中，戴安澜指挥果断，先发制人袭扰日军，随后层层阻击，击毙伤敌五千余人，此役结束后，连太平洋战区的盟军司令部都公开称赞戴安澜，说他是中国军人的楷模，令世界刮目相看，但英国军队在缅甸节节败退，让中国远征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尽管中国将士英勇无畏，但毕竟寡不敌众，最终部队只能被迫向北撤退。

在撤退途中，部队陷入日军伏击，郑庭笈作为副师长，当机立断激励士兵：“绝不能败在异国他乡，一定要突出去，把部队带回国！”突围过程中，戴安澜却不幸中弹，腹部被机枪扫射，血流不止，他倒在地上，拉住郑庭笈的手，断断续续叮嘱：“部队靠你了，一定要带大家回去。” 郑庭笈泪流满面，答应了这个遗愿。

最终他带着残余部队回到昆明，身上的伤口早已化脓结痂，戴安澜的葬礼极为隆重，蒋介石亲自致哀，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也颁发勋章，但在葬礼上，活下来的战士们却一个个木然落泪，哭声都卡在喉咙。

1948年局势已经彻底逆转，10月26日郑庭笈率第49军撤往沈阳，却没想到东北野战军八个纵队早已布下天罗地网，28日凌晨，他带兵与七纵遭遇，顷刻间全军覆没，自己也成了俘虏。

被押送到北镇收容所时，他心如死灰，接待他的是解放军七纵司令邓华，两人素未谋面，但邓华态度和蔼，微笑着对他说：“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这种与他想象完全不同的姿态，让郑庭笈心头一震，他仍旧心怀对蒋介石的忠诚，不敢轻易动摇，邓华甚至为他准备了一件棉大衣，他却因为内心矛盾而拒绝。

到了哈尔滨的东北解放军官训练团后，他惊讶地发现，那些战俘生活状态比他想象得好太多：有人单独房间，有规律饮食，甚至可以散步交谈，郑庭笈慢慢意识到，自己过往对“敌人”的认知未必准确。

此时组织上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写信劝家族里的将领早日投降，他的堂兄弟郑介民、郑庭烽在国民党军中地位都不低，尤其是郑庭烽掌握第94军，最初郑庭笈犹豫不决，既怕被说成是“变节”，也担心家族指责，但经过长时间思考，他最终落笔写下那封著名的《敦劝书》。

信中他真诚地劝慰兄长：“勿蹈辽西之覆辙。蒋介石大势已去，挣扎皆属徒劳。”这些话并非被迫，而是发自肺腑的清醒，第二天《东北日报》全文刊登此信，立刻引发轰动。

郑庭笈写下《敦劝书》之后，心境反倒比之前平和了许多，11月16日，他被我军的干部带到哈尔滨的广播电台，亲口念出了整篇文字，那时远在南方的妻子冯莉娟，手里正捏着几张好不容易托人弄来的赴台船票，对于国民党将领家属来说，这几张票几乎是保命符，她本来已经决定带着孩子们远走，当她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丈夫的声音时，整个人愣住了。

郑庭笈在电波中劝诫旧部，也专门说到家事，他让妻子不要冒险去台湾，要好好抚养孩子，并向她保证自己有一天一定能与家人团圆，这是解放军首长们特意为他安排的机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家人安心，冯莉娟听到广播后，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她最终下定决心留在大陆。

几年后郑庭笈仍在黑龙江绥化接受改造，冯莉娟却从海南文昌辗转千里，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一路奔波来到北方探望，沿途关卡重重，旅途极其艰难，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见到妻儿那一刻，郑庭笈百感交集，正是这份不离不弃的支撑，让自己能挺过最黑暗的岁月。

在功德林改造所时，他对其他囚犯说过这样一番话：“其实我的生活和从前没什么不同，只是少了硝烟，过去在前线，随时可能倒下，如今虽是战犯，但至少活得踏实，还有家人的牵挂。”正因为有冯莉娟的安慰，他能带着一丝轻松面对现实。

周末冯莉娟按例前来探视，在见面时递给丈夫一份离婚协议，郑庭笈愣住了，手足无措，他怎么也想不通，妻子一向痴情专一，为何突然要走到这一步？冯莉娟哭着解释，原来因为他的身份，孩子们在学业与工作上屡屡受阻，日子举步维艰，她咬牙说：“这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不是为了我自己。”

听到这里，郑庭笈心如刀割，眼泪夺眶而出，他哽咽地说：“悔啊！要是当年我和戴安澜一同殉国，如今你们就是烈属，日子或许反倒能过得更好，可现在，我却拖累了你们。” 离婚是现实的重压逼迫他们走向两难的抉择。

多年后儿子郑心校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父母离婚跟爱情毫无关系，1942年父亲随军远征缅甸，戴安澜牺牲后，母亲也接到过父亲阵亡的公文，但她不信，独自跑到云南保山寻人，非要看到尸体才肯接受，正是她那股执拗，最终把父亲给找了回来。”

1959年毛主席提出对一批改造表现良好的战犯实行特赦，这一消息在功德林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人都在心里暗暗盘算自己有没有机会，郑庭笈也不例外，他揣摩着自己的表现，反复问自己是否“够格”，他渴望自由，渴望以一个新中国公民的身份重新做人，那段时间他几乎彻夜难眠。

12月4日特赦大会正式召开，郑庭笈坐在台下，紧张得心跳加快，他在台上看见了前来代读赦免文书的大女儿，他满脑子都是过往与冯莉娟的点点滴滴，眼眶湿润到模糊了视线，直到听见主持人宣读：“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等，经十年改造，确有悔过之心，予以释放，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他的眼泪就像决堤的河水，止都止不住，十一年的铁窗生涯终于画上句号。

被特赦后，他与儿女团聚，还见到了在北京工作的弟弟，家中渐渐安定下来，某日，一位工作人员神秘通知他：“明天有首长要见你，别外出。”郑庭笈忐忑了一整夜，第二天下午，黑色轿车驶入西花厅，他才知道是周总理要接见他们。

周总理与每一位被特赦者握手交谈，走到郑庭笈面前时，关切地问起家人，郑庭笈低声说：“已经离婚了。”总理追问缘由，他只好如实相告，周总理沉吟片刻，笑着说：“这对夫妻还是有感情的，你们大家要帮他们撮合！”这句话让郑庭笈热泪盈眶。

郑心校后来回忆过那段插曲：为了撮合父母复婚，周总理前前后后关心了不止一次，政协机关也配合得很细心，专门把母亲安排在机关里当打字员，又让父亲在文史馆的稿件必须“当面交接”，一天到晚送稿、取稿，名义上是工作流程，实际上就是创造见面的机会，慢慢地，原本被现实压住的感情又冒了芽，他们又找回了久违的温暖和彼此的依靠，最终在周总理的牵线下，1961年两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复婚那天郑庭笈举杯向在座的老同学、老对手们致意，专门冲着杜聿明、王耀武等人说：“今天这杯，我得先敬周总理一位，他算是我的媒人。”话一出口，他眼眶就红了，仰头把酒干了，紧接着又忍不住抬高了声音：“周总理对我有再造之恩，毛主席对我有再造之恩，是他们给了我重新做人、重新过日子的机会。”这一天成了他一生最亮堂的一天。

来道喜的人里，第一个到的是傅作义，郑庭笈忙起身抱拳：“傅总，劳驾您亲自跑一趟。”谁知傅作义连连摆手：“该我谢你！”郑庭笈一楞：“谢我什么？”傅作义笑道当年在北平，他看到解放军投放的一封《敦劝信》，正是郑庭笈在辽西被俘后写的劝降书，信里那句“国民党日衰，共党日盛”让他深受触动，终于下定决心坐到谈判桌前，走和平一条路，郑庭笈摆摆手：“算不上指点，不过是一句肺腑话。”

1964年春天，他应周总理之邀，随二十多位文史界同仁南北考察，江南的新厂房、黄土高坡上的梯田、运河边成列的机器，一路看下来，他在车窗前默不作声，像把这些新景致一一压在心底，归来后他把全部精力都扎在文史馆的案头活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