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就是李达,中共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口中的"理论界鲁迅",为什么一个建党功臣会如此"不识抬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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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当无数人挤破头想进入权力中心时,有个人却三次拒绝了中央的邀请。
他就是李达,中共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口中的"理论界鲁迅",为什么一个建党功臣会如此"不识抬举"?
"我不去北京。"
1949年5月,香山双清别墅里,李达的话让毛泽东有些意外。这位59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刚刚参加完新政协筹备会议,党中央希望他留在北京担任要职。
毛泽东亲自挽留,两人彻夜长谈,从建党往事聊到理论研究。李达坦言:"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笑了:"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
这番话没有改变李达的决定。
他要回湖南,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他说:"我觉得不一定能适应机关环境,自己的理想是创办一所新型社会主义大学。"
第一次拒绝,就这样发生了。
李达的选择并非心血来潮,早在1923年,他就因为与陈独秀在建党路线上发生分歧而脱党。
那时的他当众顶撞张国焘,甚至骂陈独秀:"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是先把人杀了再跟人家认错。"
26年的"守寡"生活,让他更加坚信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国民党统治区,李达成了著名的"红色教授"。他写出《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10遍,称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权力从来不是他的追求,知识才是。
1949年底,李达重新入党,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三人作历史见证人。李达感慨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他选择了湖南大学,随后又调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3年2月23日,李达走进了武汉大学。
63岁的他被师生尊称为"老校长",他态度诚恳,礼贤下士,最重要的是他懂教育。
"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
1958年,教育界掀起"大跃进"热潮,哲学系师生长期下乡劳动,讨论"花生地里出哲学",李达看不下去了。
他一再催促学生返校上课,武汉大学的"教育革命"经验被推广到各大专院校,连毛泽东视察武大时都给予肯定。
李达却开始痛苦地反思。
从沉默到抵制,再到公开反对。1961年,他终于找到机会发言,在会议上指斥这一时期武大教育的失败,一些"左"派被调离武大。
第二次拒绝的机会来了。
中央希望调他到更重要的岗位,李达又拒绝了,他要继续当武汉大学校长,要把这所大学办成真正的一流学府。
"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捷径!"
1963年以后,有人鼓吹学习可以"走捷径"、"背警句"、"立竿见影",李达严肃反对: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联系实际不能生拉硬扯,不要赶热闹,要有科学性,我们还是要坚持从老祖宗讲起。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你不讲马克思、列宁的东西,怎么讲得清毛泽东思想?总得有个来龙去脉嘛!"
这番话得罪了不少人。
1966年3月,"顶峰论"出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李达听到后惊愕地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吗?"
有人提醒他:"这是林副主席讲的啊!"
李达愤慨地回答:"我知道是他讲的,我不同意,不管是哪个讲的,不合乎唯物辩证法,我都不同意!"
这就是李达,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执拗的理论家。
"我要办一所真正的社会主义大学。"
这是李达的梦想,在武汉大学的13年,他一直在为这个梦想努力。
李达上课从不照本宣科,他先在黑板上写出讲课提纲,然后逐条讲解,简洁明了,通俗易懂,联系实际,借古论今,学生们都爱听他的课。
他单瘦个子,秃头浓眉,面容清癯,戴副眼镜,和蔼可亲,这是学生们对李达的印象。
大跃进期间,李达不无忧虑地说:
"像这样搞下去,共产主义会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列宁说不能剥夺农民,我们为什么剥夺农民?违反客观规律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这些话在当时需要极大勇气。
李达针对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谬论,发表了《关于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等文章,他指出: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混为一谈,要看到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还处在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但不能取消,而且要继续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两者才能取消。"
第三次拒绝,来得更加戏剧性。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组部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房子都给他在北京找好了,书籍、衣物也搬过去了。
李达又拒绝了。
他因为急于向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的编撰工作,于1966年1月22日回到武大暂住。这一次回去,成了他人生最后的重大决定。
1966年1月22日,李达回到了武汉大学。
他不知道,这次回去意味着什么。
到了4月份,氛围越来越不对,李达担心又有政治运动来临,决定全家离汉去京,却得不到允许,接着李达发现自己已被软禁起来。
"三家村"的帽子扣在了他头上。
李达经受来自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批斗,他心里愤怒,对生活秘书刘长森说:
"我是叛徒,叛的是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
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不由产生一线希望。
他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这封"救命信"的命运充满了荒诞。
李达要妻子王会悟送到毛泽东住处东湖客舍,王会悟无奈地说:"我不能送,我出门都有人跟着。"
思考再三,李达要秘书刘长森马上送出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刘长森一出门就交给了武大工作队。
工作队拆开信看完,因是写给毛主席的信,不敢扣押。直到7月29日,工作队才将这封"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出。
其实,毛泽东已于7月18日晨离汉回京。
直到8月10日,毛泽东才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
毛泽东看到的只是一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他用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批斗越来越激烈。
每天,高音喇叭架在李达居所的上方,批斗广播从不间断。76岁的李达常感"头顶发麻",心力衰竭,胃溃疡复发,糖尿病恶化,血压上升。
8月13日凌晨5时,王会悟听到一阵响动,她跑进卧室一看,李达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
医生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却遭到工作队拒绝。
李达最后一次向工作队请求去医院治疗,仍未被准许,他悲愤交加,说:
"印度战俘有病,也会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就算把我当敌人,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也应当让我治病。"
自知不久人世,李达嘱咐王会悟如果他死去,转告陶德麟(李达学术助手)同志,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务。
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人送他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不允许夫人王会悟陪同。
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住进普通病房,在医院三天,粒饭未尝。
8月24日,李达在无一亲人陪伴的情况下离世。
一个建党功臣,一个理论大师,一个纯粹的教育家,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他三次拒绝了权力的召唤,选择了知识和真理,这个选择,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坚持独立思考需要何等的勇气?李达用自己的一生给出了答案。
他不是不识抬举,而是太识抬举。他知道什么对这个国家更重要的不是权力的争夺,而是思想的启蒙;不是政治的投机,而是学术的坚守。
这就是李达的选择,一个知识分子的选择,一个时代的缩影。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人民文摘》2009年8月1日:《李达的最后十四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2005年3月7日:《永远的丰碑: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
冷水滩区人民政府门户网2023年6月27日:《李达》人物介绍
来源:健康陪伴丁医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