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人刚把我们撵得在山沟里跑,怎么就投降了?”1945年8月,15岁的杨多群在江西樟树镇的公路口看到日寇投降的海报时,第一反应是“反动派政府又在吹牛”。如今已95岁高龄的他,坐在自家沙发上,想起当年的场景仍忍不住笑,“那时候通信不发达,没电话、没广播,过了一
“日本人刚把我们撵得在山沟里跑,怎么就投降了?”1945年8月,15岁的杨多群在江西樟树镇的公路口看到日寇投降的海报时,第一反应是“反动派政府又在吹牛”。如今已95岁高龄的他,坐在自家沙发上,想起当年的场景仍忍不住笑,“那时候通信不发达,没电话、没广播,过了一个星期街坊邻居都在传这个消息,我才敢相信是真的”。
杨多群1930年出生于湖北武汉汉口镇,1937年上半年,卢沟桥事变尚未爆发,父亲便将全家从武汉送回江西樟树镇老家。“离南昌将近八九十公里,就在赣江河边的小平原上,周围五六十公里连个丘陵都没有。”他记得,日军攻陷武汉、南京后很快逼近江西,但因兵力不足,未能完全占领他所在的区域,“我们待在日军和反动派政府军犬齿交错的前线,没沦陷,但也常要往山区跑”。
1945年7月底,日军从赣州南下,杨多群和家人逃到二三十里外的丘陵地带。“小山区旁边有十来米高的山地,下面有小溪流,树多,方便逃跑。”待了几小时后,他听到了熟悉的“嘎嘣嘎嘣”声——那是日军三八式步枪特有的后音。“就两三声,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撤退时开枪壮胆。”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存是最大的难题。杨多群说,抗战8年里,县电信部门曾搬到他们村,“我那时候小,常去机房玩,看机务员、报务员摆弄机器,觉得能跟远方说话太神奇了”。这份童年记忆,成了他后来报考邮电学校的契机。
1948年,杨多群在父亲安排下到湖南怀化洪江市当学徒,学做桐油生意。“湘西土匪多,我们小镇被围了两三个月。”1949年五六月份,解放军从广西打过来,洪江解放。1950年,他调往贵阳,1951年看到重庆邮电分校招生广告,“我打定主意报考,考上就走,考不上还有饭碗”。1952年,他坐着烧酒精的油班车,在解放军保护下穿越土匪出没的地带,从贵阳前往重庆求学。
1954年毕业后,杨多群被分配到新疆邮电系统,先后在喀什、伊犁的邮电局工作,1973年调到船务局,直至退休。“在新疆待了快70年,刚来时乌鲁木齐全是土房子,冬天宿舍冷得窗户结满冰花,但大家都想把工作做好、把新疆建设好。”
如今,杨多群每天散步晒太阳,按时吃药,子女常来探望。谈及抗战胜利80周年,他望着桌上的老年机,语气郑重:“当年躲日军时,我们大家都盼着能早点听到安全的消息,现在通信这么方便,更要记住这好日子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80载岁月,杨多群老人见证了在烽火里盼通信的日子,到亲手架起通信线,如今也经历着在和平时代轻松用通信的时光,更明白了通信连接的可贵。他见过电报机的“嘀嗒”声里藏着的牵挂,也见过智能手机屏幕上跃动的笑脸,更懂通信不仅是传消息,更是连人心、通希望。
“那时候吃得苦,是为了现在的甜”杨多群老人笑了笑:“年轻人要珍惜这随时能联系远方的便利,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更要记住历史,不能忘了以前的苦,才能更珍惜现在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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