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绕过半个中国飞来采访，却没想到上海家里那个老人，正是这段经历的亲历者

摘要：在出生的第二天，孩子的曾外祖母赶到产科医院。家人搬来椅子，她坐下，在洒满阳光的房间里，她小心翼翼抱起婴儿，因为谨慎发力，所以双肩耸起，由此撑起她身上那件红底的短袖衬衫，上头是花团锦簇的图案，我知道，她出客会特意新置衣服，艳丽的色彩衬托她一头浓密的齐耳短发。她双

在出生的第二天，孩子的曾外祖母赶到产科医院。家人搬来椅子，她坐下，在洒满阳光的房间里，她小心翼翼抱起婴儿，因为谨慎发力，所以双肩耸起，由此撑起她身上那件红底的短袖衬衫，上头是花团锦簇的图案，我知道，她出客会特意新置衣服，艳丽的色彩衬托她一头浓密的齐耳短发。她双手捧着新生儿，低头凝视，双目垂下，眼睑垂下，两颊的肉垂下，大臂的肉垂下，刘海也垂下，像一棵老榕树在晨风里，向大地垂下她的根须，纷纷扬扬。

我用手机拍下了那一瞬，这一老一小，隔了96年，共享一个生肖。

这张照片后来被打印出来，装在金色的镜框里，放在她家的钢琴上。今年盛夏，在这只镜框的对面，新添老人的遗照。凡人皆有一死，能享年106岁，堪称人瑞。“在乡下，是要当喜事操办的。”追悼会上，前来吊唁的亲友，这么互相安慰着。

但是，人是永远不会为失去做好准备的。

直到她溘然而逝的那天，我才知道，长久以来家人并没有预先备好照片或者寿衣，也许对准备工作的拖延里，藏着一种一厢情愿：只要不去想，那令人恐惧的未知就不会真的到来，只要我们对潜流下的必然视若无睹，日常就会照旧重复。人有时候，就是需要这种妄念……

再说，在死亡真正到来前，死亡的确没有在老人身上显现上风，她一直耳聪目明，能读报看书，能和同伴打麻将（还能赢），她打电话招呼女儿来协助她搓澡，她毫不客气地指名道姓说想吃哪些菜，要鸽子，要黑鱼，要海参，要牛腱，她始终喜欢吃肉，胃口极佳。她和我熟悉的家族中别的女性长辈完全不一样。我熟悉的，是那种孔融让梨的风格，那种抢先穿旧衣、吃剩菜，坚持把新鲜的留给丈夫和孩子的美德，那种总是在说“不太爱吃鱼”“能凑合”“我不需要”“听他的”“没办法”，但这些关于忍耐、勤俭、谦让、勤勉的规训，似乎对这位百岁老人并不起作用。她总是能大声且无畏地说出自己的需求。

这或许能追溯到她的童年？据说她小时候家境甚好且备受父母和兄嫂宠爱，所以从未因是女孩就被要求做家务。又或许能追溯到她的见识？她是那个女孩们刚从裹小脚中解放不久的时代里，鲜少接受了教育的人。又或者追溯到她的经历？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她逃难到大后方。从宜昌到重庆的水路上，途经巴东，日本鬼子的炸弹落在江面，她旁边的两艘船均被炸沉，唯她坐的船躲过一劫。一个在山河染血的大时代里，和无常照过面的人，不会把顺从和隐忍当本分。

现在我想起她，脑海中首先想起的是清晨从她床铺上传来的环佩叮当的声音。

在那些短暂同住的日子里，我知道这些响声意味着她已经醒了，但她没有马上起身，而是先在床上做拉伸，转动四肢做操。她会以手梳头、用搓热的掌心擦脸数百下，她两腕佩戴的手串和手环，就在此时相扣作响，这一整套仪式要持续差不多一个钟头，她才起身。吃过饭后，她会自己去楼下花园和相熟的邻居朋友聊天、打牌，到了饭点，她又会自己慢慢挪回家。

我在家人的叙述中，拼凑出她人生后半段：工作嫁人，生下一儿一女，又在中年时接连失去丈夫和儿子。此后她大病一场，缠绵病榻数年不能起身。她以极大的意志力，在女儿的照料下，再次站了起来。令人唏嘘的是，当时那些曾来探病的她的同辈朋友、那些在她煎药罐子边压低了声音议论她恐怕熬不过今冬的人，在此后几十年的时光里，都悉数去世了，她却还在，青松不老地抖落压枝积雪，倔强地、也固执地和死神说“不是今冬”。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九十岁。每次去看她，她都会从报纸的养生专栏剪下新的文章递给我，嘱咐我好好学习。若是在傍晚时分，那客厅的电视机固定在名医坐堂与中医大师的节目。音量被调到很大，她坐在专属的藤椅里，眯着眼睛认真看着屏幕。于是我跟着也记住了：心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忧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

有时我想，倘若万物真的就是如此相生相克，循环往复，那衰老的肉体该如何回转，曾经的选择与什么相克，此刻的时间会生出什么，我们一生中所在意和失去的一切，还会以何种形式与我们在宇宙间重逢？还会吗？

天色已暗，厨房忙过一轮又安静下来。像所有东亚家庭一样，饭后的闲聊中，其他家人总是在关心别人，关心小辈的学习和工作，生育或者育儿的进展。唯有她，只关心她自己，如一座标记物，或者说如一座塔之类的存在，岿然不动于她的藤椅中，电视机的屏幕映照她的剪影，一明一暗，一呼一吸，是她专注于存在的战斗。

要活着、活下去，千方百计活下去，在生命这条简直一眼望不到头的窄路上，替曾经同路后来不断消失的伙伴活下去，只要她还活着，就是意义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和死神之间隔着围栏，我就还不用惧怕，因为当你知道你前头还有更老的家人时，你就不必与终极的虚无直面对视。

有一阵，她的白发里重新长出了黑发。她梳理着发尾，叫我凑过去看。大约就是在那时，她留意到我当时手里抓着卫生巾正要去厕所更换。

她问：“你痛经吗？”

我说：“呃……还好，我没这个问题。”

她说：“我会痛经哎，每次来都很厉害的，如果你痛经，可以吃吃看当归煮鸡蛋。”

我有点尴尬地说哦，躲进厕所。她对着厕所探头追了一句“或者乌鸡白凤丸”。

我事后觉得有点搞笑，她想到高血压或者白内障这些老年常见病才差不多，她绝经都半个世纪了啊，怎么会还想得到痛经？

盛夏烈日下的嘉陵江边

在她去世前一个月，我和同事去川渝采访抗战时期上海高校内迁往事。我们沿着嘉陵江从宜宾李庄到重庆北碚。我发消息回上海时，她的女儿，也就是孩子的祖母回我说：“怎么这么巧啊，刚才阿太忽然说想回北碚，这里是她念书的地方。”

我说：“在北碚念书吗？我以前只零星听说她是逃难到后方，不知道是随学校师生西迁北碚。”

“对啊，就是在北碚。”

北碚是抗战时重要的文化和教育中心

这里是复旦大学西迁旧址所在，也是民生公司创始人、“北碚之父”卢作孚先生探索乡村现代化设想，并付诸实践的试验地。

从复旦教授孙寒冰罹难纪念碑望向周边的群山。1940年北碚遭日机轰炸时他不幸罹难，时年37岁。

我在如今的作孚广场上，一张北碚的历史街景照片上看见，抗战时期的此地，已经建设得非常现代化，道路整洁，屋宇成排，现代体育场、影院一应俱全。照片前列，走过一群少年男女，手捧书本，大约刚下课，虽在乱世，但难掩风华。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凑近这张照片看，这里面是不是也会有孩子的曾外祖母昔日的倩影呢？她记得日军轰炸北碚导致教授罹难的惨案吗？她见证过北碚轮船码头，青年学子唱着“祈战死”歌投笔从戎奔赴战场的场景吗？我绕过半个中国飞到这里采访前，翻了一本又一本回忆录和档案，却没想到，上海家里那个夜夜坐在电视机前的老人，正是这段经历的亲历者。她也曾是步行于北碚街道上的一个少女。

她不是生而为老人的，她曾带着一点骄纵和稚嫩，也带着不安和好奇地在远离家乡的巴蜀之地住过，她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之后的岁月，会给与她什么，会从她手里夺走什么。所以当她从她的藤椅里起来，和我聊月事的时候，不是作为长辈和小辈交代什么人生经验，而分明是一个女孩在和另一个女孩耳语面对生命的同一种困惑，我为什么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她的乐，她的怕，她的忧，她的怒和思，所处的时代与我不同，但人格的内核，与我的感受并无二致。我应该在曾经能交谈的时候，多花点时间坐下来再问问她的。每个人都能道出自己童年的感受，但这世间有几个人能向我描绘高龄的滋味？但有时候，物理上最亲近的人，就是最陌生的。我一次也没问过她的少女经历。

但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自己一定又回忆起了少女时代。

“宜昌到重庆的水路全长约1300里，经过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丰都、涪陵、长寿等10个县，沿途航道狭窄，滩多湾急，难于行走，如船入巫峡，两岸峭壁，纤夫无法立足，只能候风满帆而行：有的急滩，以数百人拉纤，每小时也仅能前行数丈；遇到险滩，水流过滩时落差太大，行船多易失事。”1938年卢作孚组织“宜昌大撤退”的资料里这么写道。

在巴东的逃难路上，从炸弹缝隙逃出生天的时候，她还不满20岁。她一定想过，如果能活下去，就要长命百岁活下去，等到战争结束，等到回到家乡，等到亲人重聚。在这场仗打完前，绝不先弃，在这条路走完之前，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