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二十岁那年，冬天顶着北风去赶大集，肩上挑着两捆旧棉布，脚底一双翻了边儿的解放鞋，鞋带是用麻绳搓的。

我二十岁那年，冬天顶着北风去赶大集，肩上挑着两捆旧棉布，脚底一双翻了边儿的解放鞋，鞋带是用麻绳搓的。

集上的人吵吵嚷嚷，像一锅刚开的大米粥，咕嘟咕嘟冒热气。

我挤到布摊前，看见一个背影，羊角辫子，蓝呢子大衣，腰细得像被布尺勒过。

我以为是城里来的堂姐，便抬高嗓门喊了一声她的小名。

她猛地回头，不是堂姐，是供销社副食柜台那个姑娘，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

我一愣，手里提的搪瓷缸没拿稳，磕在摊边，白口上豁出一道缺口，发出清脆的“叮”。

她皱了一下眉，紧紧抱住怀里的布票和粮本，目光在我脸上停住。

我想解释，话卡在嗓子口，脸烧得厉害。

她吐了口气，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你这个冒失鬼。”

人群里有几声哄笑，我背上立刻出汗。

我极快地低头，捡起搪瓷缸，连声说对不起。

她没再说话，转过身去，朝人堆里挤，蓝呢子大衣被一阵冷风吹得起伏。

我垂着头往回走，搪瓷缸边沿缺了口，像牙少了一颗，喝水怕烫舌头。

回到家，母亲问我怎么了。

我说认错人了，丢了人。

母亲“啧”了一声，说：“啷个这么冒冒失失的。”

父亲从炕沿上抬起头，笑了一下：“小伙子，脸皮薄，日子就难过，咧。”

我没接话，把搪瓷缸放在灶台上，缺口面朝里。

那时我在供销社后院做装卸，卸大米、白面、油桶，一到冬天，手指缝里裂成一道一道，抹上缝隙膏，第二天又裂。

后院常有塑料布拍打的声音，风一来就“啪啪”像鼓面。

我常在副食柜台那边看见她，她把糖果称得准，手腕一抖，秤砣稳稳落下，不多不少。

她给老人多抓一颗麦芽糖，总把差价写在自己小本上。

她不笑的时候，嘴角是平的，笑的时候，眼里有一点温。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只知道她家住在东头篾匠铺那条巷子。

街坊说她母亲会裁剪，冬天把别人旧棉衣拆开复里，翻新得像刚出厂的。

过了两天，我拎着搪瓷缸去副食柜台，排队的人很多。

轮到我了，我把搪瓷缸放到玻璃台面上，玻璃下压着过年的剪纸，红亮亮的。

她看见那道缺口，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秒。

我轻声说：“那天认错人，冲撞了你，这缸本来挺好用，磕了口，我拿砂纸磨过，不会划嘴，你要不嫌弃，就收着。”

她抬了一下下巴，说：“不了。”

我愣住，又说：“那我把它留下，你别生气。”

她扯了一张小票，写了两行字，压在小票本下面，没给我看。

我买了二两白糖，转身的时候，看见她瞟了一眼我破解放鞋。

那一眼不轻不重，像把一根线轻轻搭在我心上。

我走出柜台，迎面是冷风，吹得鼻子发酸。

晚上母亲缝衣服，灯芯冒烟。

她说：“做人先把礼数弄明白，这缸你要么送，要么别提，反复就不体面。”

我说：“我送，她不收。”

母亲叹气：“都是年轻人，慢慢来。”

正月里，供销社忙，我肩上印出两条深槽，像箍桶的铁箍。

我一忙就不想别的，夜里躺着，耳朵里像有轻轻的潮水声，其实是院子里风吹塑料窗布。

有天傍晚，天擦黑，我下班从后门出来，拐角看见她在台阶上等人，手里提着一个小袋，纸口折得整齐。

她看见我，犹豫一下，把小袋递来。

她说：“这是你的白面，你上回放在我妈那儿的，老人家说年礼也得走个明白，你收回。”

我愣住，接了又递回去。

她把袋口往我手心一塞，补了一句：“规矩要紧。”

我也不知哪儿来的拧劲，把袋子又塞回去：“礼数也要紧。”

她盯着我，眼神里有一点急，小声说：“你这样不成体统。”

我说：“咱俩都不成体统。”

说完我就后悔，觉得自己讲话嘴笨，像把绳子打成死扣。

她脸红了一下，转头看着街对面的自行车修理铺，那里挂着一排车胎，黑油光亮。

正好老支书从旁边经过，停住脚，笑眯眯看我们两个年轻人像打太极。

老支书说：“小两口，哪门子规矩礼数，你们两家的老人都明白，白面是给姨的年礼，不是赔不是还，记在心上，日后互相有个照拂。”

她抿嘴笑了一下，转过来，把小袋又塞给我：“那我就记在小本上，来年还你一回油。”

我接过袋子，心口像被温水烫了一下。

那天回家，我把白面放在桌上，母亲看了一眼，说：“懂事的姑娘。”

父亲蹲在地上磨斧头：“人心热乎，面就发得快。”

春天化冻，地里泛青光。

我休息那天去她家所在的巷子，篾匠铺门口堆了一人多高的竹条，空气里是竹青和浆水的味道。

她母亲把旧棉衣拆开，剪刀在手里飞。

我站在门槛外，说句话就脸热。

她母亲抬头问：“你是供销社那个背肩的？”

我“嗯”了一声，把缝纫机脚踏板的皮带拿出来：“姨，这皮带老打滑，我给你换一根，顺带把轴心滴点机油。”

她母亲眼睛一亮：“这孩子勤快，进来。”

屋里不太亮，窗纸泛黄，墙上贴着去年的“福”。

我蹲下身，拆、装、擦，脚一踩，带子转得很顺，发出细细的“嗒嗒”声。

她端了一杯热水来，搪瓷缸的缺口朝外。

我笑了，心里没来由地稳当。

她母亲翻出一件旧棉袄，对我说：“你个头比我男人矮一寸，袖口改一寸半就合身，拿去。”

我摇手：“不要。”

她母亲说：“拿着，你给我们踩了半天。”

我就收了。

晚上穿上那件棉袄，肩膀贴，腰身合，像被人认真量过。

母亲摸了摸布面：“人心做布，越穿越暖。”

夏天到了，村里开始有人骑二八大杠，我还骑不起新的车，只扛着旧自行车去修理铺换链条。

修车的牛大爷戴着老花镜，在我的车梁上敲敲打打。

她有时从供销社回家，经过修车铺，会停一下，问牛大爷：“我的链条松不松？”

牛大爷笑说：“不松，你脚下有劲。”

她笑的时候，脖颈处会露出一点汗，像两粒米。

我不敢多看，低头拧螺丝。

一天中午，太阳毒，供销社门口的梧桐树影子密密的。

我搬一袋白面从卡车上往里抬，脚下一绊，差点摔，幸好她从门内伸手扶了一把。

我稳住了，放下袋，喘气，鼻尖冒汗。

她说：“慢点。”

我点头。

她看了看我肩上的老茧：“你肩膀该换垫，回去让你妈缝，省力。”

我说：“好。”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捆碎布头，用麻绳捆着，递给我：“别花钱，这些够用。”

我接过来，心里腾起一股酸甜的暖。

我回家让母亲做了两个肩垫，缝在背带里。

第二天往肩上一搭，像往胯上垫了一朵云。

入秋的时候，大队部搬来一台黑白电视，晚上播新闻，院子里人挤人，有孩子坐在石碾上，有老人带着小板凳。

我和她站在后排，风里夹着玉米秆子的青气。

电视里播天气，她小声说：“明儿可能下小雨。”

我点头：“我把晒的红薯干收一下。”

她“嗯”了一声，又说：“你妈牙不好，白面蒸软点。”

我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按了一下。

那天以后，我们便像早就认识的亲戚，见了面不多说，点点头。

有时她在小摊买两颗酸梅，递一颗给我，又很快收回手。

我装作没看见，回家把酸梅给母亲。

母亲眯着眼说：“这梅子比去年甜。”

我心里想，人也比去年近。

冬天又到了，风刮得人脸生疼，巷子口挂起了冻幡。

我攒了几个月工资，换了两尺花布，带上五斤白面，裹在干净的旧报纸里，用麻绳扎好。

我和父亲一早出门，走到她家。

她母亲正在案板上擀面，擀面杖来回走，案板上白茫茫的面粉像雪。

我把东西放下，父亲清清嗓子，规矩已在心里，不用多说。

她母亲笑着擦手：“坐。”

她从里屋出来，穿浅色棉袄，头发盘成一个小髻，脸上干净。

她看一眼桌上的白面，又看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点惊慌，又有一点稳。

她母亲说：“你们年轻人自己商量，我们当大人的就看个心眼。”

我没说话，只觉得鼻尖冷，心里滚热。

午后阳光从窗纸里透进来，照在案板上的面粉上，亮晶晶。

她把一只新搪瓷缸放在桌上，缸口完整无缺，白底红花。

她说：“这只，给你妈。”

我点头：“那只磕口的，就留在你家。”

她笑：“它在我们家喝了一年水，舍不得，就当个念想。”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一年，我们围着一只缸来来回回，水越喝越甜。

第二年，我们成了亲。

四方桌上没有多少菜，红烧豆腐、土豆炖粉条、两盘花生米，一壶热乎乎的开水冒着雾。

邻居把桌子挪到院子里，风吹得红布条哗啦响。

母亲擦着眼角，说不出话。

父亲站在墙角，笑得合不拢嘴。

老支书举起搪瓷缸：“日子，得像这水，一开一热，慢慢就香了。”

她低头笑，我看见她眼里有一圈湿。

我心里说，咱们把日子过实在。

婚后，屋里添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黑壳子，银色旋钮，调台时发出沙沙声。

早上她起得早，烧水，把白面和成面团，手指上带着面粉的香气。

我背着麻袋出门，她在门口给我系紧围裙带子，用力一拉，系得牢。

她说：“慢点。”

我说：“嗯。”

下雨天，我们一起把院子里的晾衣绳收紧，衣服滴水，打在地上溅起点点小灰。

她把破了边的扁担用布条缠紧，木刺扎进指尖，她“嘶”了一声，笑着说没事。

晚上，她靠在缝纫机前，脚踩脚踏板“嗒嗒”响。

我在旁边坐着，把第二天要用的垫肩理平，手里搓麻绳。

收音机里播外语节目，我听不懂，只觉得好听。

她把针上的线咬断，抬头看我一眼，笑了。

我说：“你看风。”

她笑：“哪儿有风？”

我说：“你眼里。”

她摇头：“嘴上抹了蜜。”

我说：“抹了面。”

她笑出声，声音落回缝纫机的“嗒嗒”。

我们去她娘家串门，篾匠铺里竹片叠成一摞一摞的，像绿的书。

她父亲拿出一把竹椅让我坐：“坐。”

我一坐，椅子“吱呀”响，我赶紧站起，惹得屋里一阵笑。

他拍拍椅背：“结实着咧。”

我们也有拮据的时候。

有一次我拿回一个托运单，上面写延迟到货，我那天晚上来回翻身，琢磨这个月的油票还够不够。

她摸黑起来，把柜子里剩的一小罐花生米倒出来，分成四份，用小纸包好。

她说：“一天一包，够。”

我说：“你不吃？”

她说：“我吃气。”

我装作很凶：“啥子话，啷个能不吃。”

她笑：“我吃你剩的。”

第二天她真的把自己的那份推给我，我又推回去。

她硬不接，我们来回推，像推磨。

后来还是母亲出来，拿走两包：“一个人一包，规矩。”

我们都笑了，规矩一落地，心也稳了。

邻里之间互相照应，二婶做豆腐脑，总盛一碗给我们，碗口盖一个小搪瓷碟防灰。

牛大爷帮我把链条调得利索，说：“年轻人，脚下要稳。”

我说：“稳得很。”

老支书在门口抽旱烟，喷出的烟圈像小轮胎。

他说：“小日子，门一关，屋里有个热乎劲儿，啥都能过去。”

我们点头。

其实我们很少起冲突。

不是我们多贤惠，是我们都知道，吵完了还要一块儿过日子，床还是那张床，锅还是那口锅。

一次我干活扭了腰，疼得直不起，她把热水瓶里的水倒进热水袋，用毛巾包住给我敷。

她说：“忍一忍。”

我咬牙：“不疼。”

她瞪我：“男子汉不等于铁打的。”

我笑：“我是钢。”

她抿嘴：“再硬也要防锈。”

我说：“听你的。”

她把手按在我背上，手心暖，像一团炉火。

那年秋收，我跟着队里帮忙扛麻袋，回家晚了，院里黑，只有窗缝里透着灯光。

她在灶台前等我，锅里冒着白雾，是土豆炖粉条，香味像一只柔软的手，把我从风里领回屋。

她给我盛了一大碗，放在桌上。

我小口吃，烫舌头，她递来一口凉水，那只新搪瓷缸被她擦得发亮。

我忽然想起那只磕口的缸。

它还在她娘家，缺口朝外。

我没再去拿。

后来我们买了新的缸，新的碗，新的锅。

可每次去她娘家喝水，她总把那只磕口的放在我面前。

我端起来，轻轻碰到唇，觉得有一点烫，又有一点安稳。

第二年春天，供销社来新人，我被调去库房记数，手上少了风霜，多了铅笔印。

她有时从窗口看我，递来一张写着货号的小纸条，字很工整。

我留意她写字的样子，头微微一低，眉尖像两笔浓墨。

我们算不上甜言蜜语，但心里一直有火。

她曾对我说：“人心冷不得。”

我点头：“火要看好了，火大了糊，火小了夹生。”

她笑：“你就会说这些。”

我也笑：“这些就够了。”

那年夏末，村里来了电影队放露天电影，白布一拉，放《地道战》，孩子们在前面跑来跑去。

我们站在人群后，风里带着麦秆味。

她悄悄把手背到我手背上，一触即分。

我心里像被轻轻一弹，弹出的弦音在胸口回望半夜。

回去路上，月亮从云里出来，路灯少，影子长。

她说：“明天我要去县里进货，回来晚一点。”

我说：“路上小心。”

她“嗯”了一声，又说：“你别忘了把院里的豆角收了，雨一大就爬烂。”

我应着，心里像捧了个热馒头。

县里的货回来晚了，她到家时夜里九点多。

我蹲在巷口等她，听见车铃，抬头，她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过来，额头有细汗。

我接过车，扶着进巷，篾匠铺口的竹条在夜里发青光。

她轻声说：“辛苦你了。”

我说：“不辛苦。”

她笑：“嘴上又抹了蜜。”

我说：“这回抹了油。”

她笑得肩膀抖了一下，风把笑声带进院子。

秋天一到，家家户户开始收玉米，我在打场，尘土飞起来，太阳照上去都是金。

她把家里的旧席子拿到场边，拍打干净，说：“晒晒。”

我说：“等会儿风大。”

她说：“有风才好，吹走潮气。”

我点头，心里也被这两句话吹开。

冬天来得比往年早一些，河面上起了薄冰。

我在库房清点，一个纸箱掉在脚背上，疼得直吸气。

她正好进来签单，看到我一脚一脚挪，提起裤腿看，脚背起了青包。

她皱眉，说：“走，去医务室。”

我摆手：“不用。”

她不搭理我，扶着我一拐一拐过去。

医务室的医生拿来药酒，揉了一会儿。

她把我那只松了线的鞋带抽掉，用自己的发绳系上。

我看着那根黑色的发绳，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暖。

她说：“凑合一下，回去我给你搓一根新鞋带。”

我说：“好。”

晚上回家，她真的用旧布条搓了两根鞋带，搓得很细，打在鞋眼上，正好。

她说：“看走不走扣。”

我踩了一圈：“稳当。”

她点头，眼里有光。

过年的时候，我们把屋子又糊了一层新窗纸，白生生的，一按就有回弹。

母亲在屋里铺被子，嘴里念叨着“新窗新被，来年顺遂”。

我站在凳子上贴春联，手心都是浆糊。

她在下面扶着凳子，说：“稳点。”

我说：“晓得。”

门外有邻居路过，探头说：“你们屋里亮堂。”

我说：“灯泡换了。”

邻居笑：“人亮堂，屋就亮堂。”

我也笑。

初一早上，院子里的枣树上还挂着几只红枣，被霜一打更甜。

她从锅里夹出两个白馒头，一人一个。

我把自己的那半掰给她，她又掰回我手里。

我们来回推了两下，还是各吃各的。

我说：“规矩。”

她笑：“规矩。”

年后，我被派去外地短期学习仓储管理，第一次离开这么久。

临走那天，她给我缝了个暗暗的布口袋，能放在衣服里，装身份证、粮本复印件和钱。

她说：“在外头看紧，别掉。”

我说：“晓得。”

她把缝纫机停下，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些要紧的事，字迹细细的。

我把纸条对折，再对折，塞进布口袋里。

她看着我，目光温和。

我说：“你照顾好妈。”

她点头：“你照顾好自己。”

火车站的广播一遍遍提醒旅客注意安全，站台上人来了又走。

我在车窗里看见她站在人群边，围巾系得不紧，风一吹，围巾一头飘起来。

我隔着玻璃比了个手势，意思是“围巾系紧”。

她点头，把围巾重新绕了一圈。

火车开动，我眼前一晃，心就空了一截。

外出那两个月，我每天写一小张明信片，寄回家。

一张写我今天学了库位编码，一张写我在车间门口喝到一碗烫嘴的豆腐脑，一张写我梦见院子里的枣树。

她回信不多，每封都只写几句，最后一句总是“慢点”。

我把这些信叠在一起，像把日常的叮嘱叠成一床薄被。

学成回来的那天是个晴天，路边杨树叶子亮得慌。

我在村口看见她，站在路灯下等我。

那时村里早装了路灯，晚上回家不再摸黑。

我走近，她接过我肩上的包，轻轻叹了一口气：“啷个又背这么重。”

我笑：“轻得很。”

她伸手替我抹掉额头上的汗，手心暖。

我忽然想到第一年冬天那只磕口的搪瓷缸，时间像一阵风从我耳边吹过去。

我们家后来买了一台缝纫机，脚踏板新，油光亮。

她说：“不用老往我妈那里跑了。”

我说：“还是要跑，姨的手艺好。”

她笑：“你这人。”

我说：“亲戚多走动，心不凉。”

她点头。

我们也有小小的不合。

比如她爱把碗整齐地码成一列，我总会有一只放歪。

她看见，轻轻摆正，不说什么。

我心里记着，下次就注意。

比如我忘了把自行车立好，夜里风大倒了，吵醒了她。

她起来把车扶正，回头看我一眼，不埋怨，只说：“下回记着。”

我说：“记着。”

记着这两个字，在日子里比什么都管用。

那年秋末，供销社调来一批搪瓷缸，白底蓝边，质量很好。

我挑了两只，回家把旧的收起来。

她把其中一只拿起，对着灯看，笑着说：“以后喝水都不怕磕嘴了。”

我说：“哪能老磕嘴。”

她摇头：“日子里磕磕碰碰，总要小心。”

我点头。

我们把旧缸擦干净放进柜子，像把一些旧事温柔地叠好。

村里的孩子长高了，冬天里跑得脸都红。

牛大爷修车的摊子搬到路口，生意好得很。

他见我，笑：“库房管得顺不顺？”

我说：“顺着咧。”

他点头：“稳当。”

老支书年纪大了，走路慢，烟也抽少了。

他在我们门口停一下，说：“看你们屋里，不急不躁，人就有福气。”

我说：“托您的福。”

他摆摆手：“都是你们自己过的。”

她从屋里出来，递给老支书一杯热水。

老支书接过，喝一口，说：“好水。”

她笑：“一样的水。”

老支书说：“人心不一样，水就不一样。”

我听了，心里暖和。

之后几年，生活慢慢往前走。

我们添了一台收录机，能录下春晚的歌。

每到腊月，家里忙得像上了紧的弦。

她把过年的菜谱写在一张旧日历背面，豆腐、粉条、萝卜、白菜，后边标着分量。

我看着那张表，像看一张地图，知道家里的热闹从哪儿生，从哪儿往外走。

我也在库房里把货位标识做得更清楚，画了格子，贴了标签。

同事笑我认真，我说：“东西有序，人心才稳。”

她回家听我讲这些，笑着说：“你就会念叨稳。”

我说：“稳字值钱。”

她点头：“值。”

有一天夜里下雪，雪落得很干净，院子里铺了一层。

清晨她先起来，扫雪，扫把在地上划出两道整齐的线。

我披着棉袄出门，接过扫把。

她说：“慢点，别滑。”

我“嗯”了一声。

雪扫完了，院子清亮，屋檐下挂着冰凌。

她把一盆热水端到门槛上，让我泡手。

我把手伸进去，热气往上冒，鼻尖也跟着暖了。

她看我一眼，笑：“冻不住你。”

我笑：“冻不住。”

那天晚上，她做了枣糕，香气在屋里打转。

我吃了一口，觉得甜。

她说：“枣是今年的。”

我说：“甜里有个心眼。”

她笑，没接话。

又过了一阵，我母亲的牙口更不好了。

她把白面蒸得更软，把菜切得更细。

母亲吃完，说：“好吃。”

她说：“慢慢嚼。”

母亲点头，脸上舒缓。

这些细细的事，一件一件像线一样，织在家里。

我有时夜里听她的呼吸，均匀，稳，像缝纫机踏板踩得恰好。

我想，人要的安生，不过如此。

有一年夏日夜里，电扇吱呀转，收音机里播着天气预报，说第二天有阵雨。

她说：“把晒的被褥收一下。”

我说：“好。”

我们一起去院子里收被子，月光照在被面上，像撒了一层淡盐。

她抱着被子，有些吃力，我伸手接住。

她说：“不轻。”

我说：“我背。”

她笑：“你背，啷个都不喊累。”

我说：“有你在，轻得很。”

她没再说话，眼睛在月光下亮亮的。

那年秋天，村里的广播里开始播新的政策，大家谋划自家的活计。

她说：“我想学点新手艺。”

我说：“学。”

她说：“先把供销社的活做好，再说。”

我点头。

她做事一向稳妥，不抢不急。

我心里佩服，嘴上不夸，怕夸掉了实。

她却明白，常常看我一眼，像在说“知道了”。

一到腊月，我们还是忙。

她把年货一一检查，鸡蛋放在竹篮里，白菜在墙角码成塔，红薯干装在麻袋里。

我在院里看着这些东西，觉得踏实。

她说：“有吃有穿，心里就不慌。”

我说：“对。”

除夕夜，收音机里放歌，屋外偶尔响起鞭声。

我们在桌边坐着，吃着热菜，谈着明年。

我说：“明年给你换个新围巾。”

她说：“老围巾系久了也顺。”

我说：“新围巾也要有。”

她笑，低头喝了一口热水，水气在她眼镜片上起了雾。

我拿手指给她拭开，她抬头看我，目光很近。

我心里一动，像翻过一页旧报纸，看到一行熟悉的字。

又过几年，村口修了新路，公交车能直接到镇上。

她每个星期去镇上的布店看新花样，回来说她看见一种碎花布，颜色像春天的豆荚。

我说：“买。”

她摇头：“先记着。”

我说：“买。”

她笑：“你这么急做啥。”

我说：“你喜欢。”

她摇头，还是第二周才买，揣着布回家，像揣着一片轻飘飘的云。

她给母亲做了一件新坎肩，穿上去整个人都亮起来。

母亲摸着布说：“轻。”

她说：“轻，耐穿。”

母亲笑。

我看着两个人，觉得屋里亮度又多了一格。

这几年，日子像一条小河，绕过石头，绕过岸草，流得不急不缓。

有时候我站在门口看天，天从早到晚都在变，云一会儿散，一会儿收。

她从屋里走出来，递给我一杯水。

我接过，喝一口，说：“甜。”

她说：“一样的水。”

我说：“心不一样。”

她笑，眼睛里有小小的弯月。

我们偶尔也会谈起从前。

我问她：“那天大集上，你骂我‘冒失鬼’，后悔不？”

她笑：“不后悔。”

我说：“那我磕口的那个缸……”

她说：“那只缸让我记住了一个人，磕口也不碍事。”

我点头。

她说：“你那时候脸红得像蒸熟的红薯。”

我笑，想起那股热劲。

她说：“人有点笨拙，反而让人放心。”

我说：“那你放心了？”

她说：“放心。”

我心里像落下一块稳稳的石。

我常想，日子里最要紧的，是把事情做在当下，把人放在心上。

我们不求大红大紫，只求每顿饭有热气，每次出门有人提醒一句“慢点”。

她常说：“人活在互相照拂里。”

我说：“嗯。”

春天开花了，白杨树边的野花一簇簇。

她把旧窗帘拆下来洗，晾在院里，风把布面吹得鼓鼓的。

我站在洗衣绳旁边，看她把夹子一个个掐上，手指发红。

我说：“我来。”

她说：“你去把那袋米搬屋里。”

我搬米进屋，回头看她，她抬眼对上我的目光，笑了一下。

那笑像一颗小小的白石头，落在水里，圈圈荡开。

有一天，她从供销社带回两小块绿豆糕，包在油纸里。

她说：“尝尝。”

我拆开，一块递给母亲，另一块给她，她再掰一半给我。

我说：“你吃。”

她说：“你先。”

我说：“规矩。”

她说：“规矩。”

我们笑。

那几年，村里小孩开始学骑车，常常在巷子里一拐一拐。

有人摔了，她会停下，扶一把，拍拍孩子的肩：“慢点。”

我站在远处看，心里像被春风吹了一下。

我知道，她不是只对我说慢点，她对这世界也说慢点。

慢一点，人心就跟得上。

到了新年，我们照例往姨家送点白面。

她总是细细把袋口折整齐，用麻绳打个结。

她说：“礼数。”

我说：“礼数。”

她笑。

我每每在门口回头看一眼那只旧搪瓷缸，它有缺口，但光泽依旧。

我想，东西如人，磕磕碰碰过，也就有了自己的亮光。

后来我被调去镇里一个新建的仓库帮忙，来往车多，装卸更紧。

第一天回家晚了，她在门口等，我远远看见她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片静水。

我走近，她伸手接我肩上的包。

她说：“累不累？”

我说：“不累。”

她说：“饿不饿？”

我说：“有点。”

她点头：“饭热着。”

我们进屋，桌子上有一碗汤，是海带豆腐，热气在碗沿上缭绕。

我一勺下去，喝一口，爽利。

她看我吃，眼睛里安安心心。

我吃完，把碗放下。

她收走，端到水槽里。

我在她身后看她洗碗的背影，肩胛骨在衣服下面起伏。

我忽然觉得，生活就是这些细细碎碎的动作，慢慢地把人心养熟。

有一次，我去仓库收尾，回来晚，天上起了风。

巷子口的灯晃了几下。

我快走两步，担心她在门口吹冷风。

到家门口，门虚掩着，屋里暖。

她没出门，坐在灯下把母亲的旧围巾换边。

她抬头看见我，笑：“风大。”

我说：“嗯。”

她说：“慢点。”

我点头。

我脱了外套，坐在她旁边，听她的剪刀“咔嚓咔嚓”。

剪刀的声音像冬夜里的心跳。

我说：“你手稳。”

她说：“你心稳。”

我笑：“互相拉着。”

她也笑。

又一年的春天，我在院里挖了一个小坑，栽了一棵小石榴。

她蹲在旁边，扶着树干。

我把土拍实，端来一桶水浇下去。

她说：“再扶一会儿，等它根抓住。”

我说：“好。”

我们两个人就这么扶着一根细枝，像扶着日子往下扎根。

夏天雨大，石榴树被风吹得一晃一晃。

她把一根竹篾条拿出来，拴在树身上，绑到篱笆上，定住。

我说：“你这手艺好。”

她说：“小时候见得多。”

我点头。

到了秋天，树上开了两朵花，红得像火。

她说：“开花就好。”

我说：“明年结果。”

她说：“慢点。”

我说：“慢点。”

我们把“慢点”说得像一句家常的祝词。

那一年，我们俩的工资本子翻到了新的页。

我提议说买一张新桌子，四腿稳，桌面大，吃饭写字都方便。

她说：“先攒两个月。”

我说：“行。”

两个月后，我们去镇上木器铺挑了一张，木头纹理清透。

木匠拿刨子刨了一道，刨花卷起来像白面条。

我摸了摸桌面，说：“润。”

她说：“光。”

我们把桌子抬回家，我用手掌把桌角再摸了一圈，心里踏实。

桌子上摆一只搪瓷缸，缸里插三支康乃馨，是邻居送的。

缸口反着光，花影在桌面上摇。

那天晚上，我们把旧账本拿出来，算了一下这一年的收入支出。

她拿铅笔记，我在旁边报数。

记完，她合上账本，把铅笔用小刀削好。

她说：“过日子，像削铅笔，慢慢削，尖了再用。”

我说：“别削太尖，容易断。”

她笑：“我晓得。”

冬至那天，我们包饺子。

她擀皮，我拌馅。

馅里有猪肉、韭菜，少放盐，多放一点姜。

她说：“你妈牙口不好，馅打细一点。”

我点头，把肉馅剁得更细。

包好一盘，水开，饺子下锅。

锅里翻滚，饺子像小船在热浪里起起伏伏。

她掀盖，水汽扑到脸上，睫毛上沾了几滴。

我忍不住想伸手去擦，又怕烫着她。

她把盖子放下，转头看我，笑了一下。

饺子出锅，白胖。

我给母亲夹了几个，母亲说：“香。”

我说：“吃慢点。”

母亲点头。

我们也吃，蘸一点醋，抿一口汤。

她说：“热得很。”

我说：“慢点。”

她笑：“你就会这两句。”

我也笑：“这两句不坏。”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

有时我们会去河边走走，河堤上的风轻，水面像一页摊开的书。

她说：“你看那水，一路向前。”

我说：“是。”

她说：“不急不慢。”

我说：“嗯。”

我们坐在河堤上，看远处一群孩子在放风筝。

风筝越飞越高，绳子从孩子手里放出去一寸又一寸。

她说：“放着，别一下放太多。”

我说：“我晓得你要说啥。”

她笑。

有一天，我在库房忙到傍晚，回家路上买了一小袋山楂片。

到家时她正在给母亲熬粥，粥香在屋里绕。

我把山楂片放在桌上，说：“尝个新味。”

她拿了一片，笑：“酸里有甜。”

我说：“跟日子一样。”

她看我一眼：“你说话越来越像老支书。”

我笑：“老支书说得对。”

她也笑。

偶尔也有不顺。

比如那回我把一袋白面放在门口没及时搬进屋，夜里潮气重，面受了潮。

第二天她打开袋，一股淡淡的潮味。

她看我一眼，没有责备，只说：“以后记着。”

我点头，说：“记着。”

我们把受潮的面晒出来，挑掉结块，剩下的做面糊。

她调了葱花和盐，锅里摊成薄薄一张饼。

我夹起一条尝，竟意外地香。

她说：“不好也能变好。”

我说：“是。”

人也一样，走错一步，退回来，再走，路还是路。

有一年，供销社换新秤，旧的秤砣重新上漆，黑得发亮。

她把秤砣擦得一点灰都不沾。

我说：“你当宝贝。”

她说：“它衡量公平。”

我点头。

她一向对“准”很在意，称东西从不马虎。

我在一旁看，学她那股认真。

我常常想，我们俩做事里都有个“准”，那是做人最先要有的尺。

这一年末尾，我们终于把那张旧床换了。

新床比旧床高一点，木头光。

第一晚躺上去，有一点不习惯，像坐进了新车。

她把手伸到我手边，握了一下。

我问：“冷不冷？”

她说：“不冷。”

我说：“那就睡。”

她说：“嗯。”

灯灭了，窗外的风轻轻响。

我想着从前的一点一滴，像把谷子一粒一粒过筛。

筛到后面，剩下的，是暖，是稳，是一串看得见摸得着的小日子。

第二天清早，我起得早，给她烧了一壶水，放在桌上。

她起床洗脸，抬眼看见桌上的水，冲我笑了一下。

那笑有点像早春的阳光，淡，柔，真。

我说：“今天路上打滑，慢点。”

她点头：“你也是。”

我点头。

我们走到门口，互相把围巾又系紧一圈。

她说：“走了。”

我说：“走。”

门关上，院里还留着热气。

午后风停，阳光从窗纸里斜斜进来，落在桌上的搪瓷缸上。

缸口那圈光像一条细细的环，把时间套在里面。

我伸手摸了摸缸沿，觉得冰，心里却是热的。

我忽然想起老支书当年那句话：“人心热乎，面就发得快。”

我想，是啊。

这许多年，我们用一袋袋白面、一个个馒头、几件缝得密密的衣裳，把生活一点点发起来。

发到如今，白，软，香。

我们把它掰成两半，各吃一半。

剩下一半，留给明天。

收音机里响起天气预报，说夜里有小雪。

我看向窗外，天色慢慢暗。

她在灶前转身，端起一碗汤，汤面上漂着几片葱花。

她把碗放到我手边。

我点头。

她说：“慢点。”

我说：“嗯。”

话到这里，像一只落地的鸟，不再扑腾。

屋里暖，风在窗外走，一圈又一圈。

我抬头看那窗纸，白，整，没裂。

她在灯下，低头，线从针孔里过去，细，稳。

我心里忽地一静，像把话收住，留给明天慢慢说。

来源：奋发有为沙滩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