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 年,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已步入尾声。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抗争,最初曾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群体的并肩作战而充满力量 —— 他们共同面对殖民压迫,渴望在独立后共建统一的家园。然而,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代表印度教徒核心利益的印度国民大
1946 年,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已步入尾声。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抗争,最初曾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群体的并肩作战而充满力量 —— 他们共同面对殖民压迫,渴望在独立后共建统一的家园。然而,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代表印度教徒核心利益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 “国大党”)与捍卫穆斯林群体诉求的全印穆斯林联盟(简称 “穆斯林联盟”),却因权力分配、宗教权益等问题彻底决裂,分歧错综复杂到无法调和,为后续的暴力冲突埋下了隐患。
英国宣布撤离印度前的数月里,宗教对立彻底点燃了仇恨的导火索。1946 至 1947 年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事件此起彼伏,规模一次比一次惨烈。这血淋淋的现实让所有人看清:统一的印度已难以为继,唯有分治,为两大宗教群体划定各自的生存疆域,才能勉强平息纷争。
1946 年 8 月加尔各答骚乱的照片,以近乎残忍的真实记录了这一历史惨剧。其中一张影像尤为震撼:“直接行动日” 的街头,一个男孩被打倒在地,无人施救,孤零零地躺在混乱中。这张照片不仅定格了骚乱的狂暴,更刻下了令人心碎的后果 —— 它既是对过往仇恨的回望,也像一声警钟,提醒着世人:当时的伤痛,从未真正消失。
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作为印度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政党,曾多次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商讨独立后的政权架构。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与国大党主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起初曾考虑英国提出的 “组建统一印度政府” 方案。该方案中,英国方面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无法忽视穆斯林群体的深切担忧 —— 在一个完全统一的印度,印度教徒因人数绝对优势必然掌控主导权,穆斯林的文化传统、政治诉求与社会生活,恐将被彻底吞噬。为化解这一矛盾,国大党提出建议:各省拥有完全自治权,中央政府仅负责外交、国防、交通等少数关键事务。”
可这一脆弱的妥协,很快便因尼赫鲁的强硬态度破裂。尼赫鲁坚持 “有权根据实际需求修改方案”,这让真纳认定:穆斯林群体的利益永远无法得到保障。几周后,真纳公开宣布:穆斯林联盟将全力争取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即后来的巴基斯坦)。
作为抗争的重要一步,1946 年 8 月 16 日被正式定为 “直接行动日”。真纳在记者会上沉痛表态:“为了守护我们的生存与尊严,我们被迫放弃单纯的宪法协商,只能选择直接行动。”
加尔各答所在的孟加拉省(英国殖民时期的省级行政区),是 “直接行动日” 的核心舞台。时任孟加拉省总理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迪(Huseyn Shaheed Suhrawardy)及穆斯林联盟官员,表面上策划了 “和平抗议”:大规模罢工、停工,组织游行集会,甚至详细指引民众 “如何进行祈祷”,试图以非暴力方式向当局施压。
但在 “和平” 的外衣下,激进的动员早已悄然展开。穆斯林联盟向追随者发布的号召令,字里行间都透着 “不惜一切” 的决绝:
“今天是直接行动日!今天,印度的每一位穆斯林,都要将生命与财产奉献给自由事业!以真主之名发誓,我们将抵抗所有压迫;以自由之名立誓,我们愿为国家牺牲一切!我们要么夺取独立,要么与这片土地共存亡!”
最终,“和平集会” 的指引与 “激进抗争” 的煽动相互交织,像两股拧在一起的导火索,只待一个火星,便能引爆整个加尔各答。
对许多穆斯林而言,“直接行动日” 是向国大党与殖民当局表达诉求的最后机会,他们喊出的口号充满对抗意味:
“你若求和平,我们便放下武器;你若挑战端,我们便血战到底 —— 印度要么分裂,要么毁灭!”
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这份敌意的矛头,主要指向印度教徒与国大党支持者,而非英国殖民者。
据部分历史学家考证,8 月 16 日当天,穆斯林联盟已向穆斯林聚居区的宿舍住客下达了明确的 “行动指令”:“携带刀具、煤油,伺机纵火焚烧电车与军车”—— 这些细节,早已预示着暴力的不可避免。
加尔各答居民南达・拉尔(Nanda Lal)的回忆,为我们还原了那一天的恐怖开端。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打开烤箱准备早餐,还跟儿子说 “街上很安静”。可当看到几乎空无一人的电车缓缓驶过(罢工导致乘客稀少)时,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他。
没过多久,载满砖块、玻璃瓶的车辆呼啸而过,车上的人跳下来,不由分说地砸向印度教徒开设的店铺。南达・拉尔急忙关窗,玻璃碎片却在此时飞溅而来,划伤了他的手臂。窗外,穆斯林暴徒的喊杀声此起彼伏:“打!往死里打!”
尽管当天加尔各答警方与英国殖民军队已进入戒备状态,可暴力真正爆发时,各方却陷入了诡异的沉默。英国殖民者担心自身安全,迟迟不愿介入;警方与军队也按兵不动,任由混乱蔓延。事后,英国当局的一份报告中曾无奈承认:
“最反常的一点是,欧洲人全程未遭攻击。除非军队主动驱散暴徒,否则连军车都不会被扔砖块。更讽刺的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双方,甚至会互相‘传授经验’,告诉对方该怎么打、怎么烧。”
英国殖民当局在骚乱后的调查报告中提到,为了守护自己的聚居区,“印度教徒开始在街头堆砌路障,试图阻挡穆斯林靠近”。可这微弱的防御,根本挡不住仇恨的洪流。到 8 月 16 日深夜,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双方都已尸横遍野,伤亡数字不断攀升。
报告中还揭露了警方的两难处境:“我们驱散了哈里森路等密集区域的人群,但除了少数高级警官,没人敢开枪。我不怪他们 —— 就算开枪平息了骚乱(还得快、准、狠才能起效),事后也会被骂‘滥用武力’,谁都不想担这个责。”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场毫无枪声。南达・拉尔记得,哈里森路上 “子弹嗖嗖地飞”,伴随着枪声的,是此起彼伏的纵火声与尖叫声,“恐怖像浓雾一样,很快笼罩了整个城市”。
8 月 17 日、18 日,杀戮仍在继续。大规模的骚乱虽集中在五天内,但零星的冲突却持续了数周,还像瘟疫一样蔓延到加尔各答周边的乡村 —— 原本宁静的村庄,也变成了互相残杀的战场。
加尔各答骚乱的惨状,足以让任何人心生战栗。美国摄影师玛格丽特・伯克 - 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拍摄的《加尔各答的秃鹫》(Vultures of Calcutta),刊登在《生活》(Life)杂志上时,已被编辑判定为 “相对不那么触目惊心” 的作品。
与照片一同发表的文章,字字泣血:
“秃鹫成群结队地俯冲下来,落在堆满尸体的街道上。它们弯曲的喙撕扯着腐烂的肉,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巨大的翅膀扇动着,只为在尸体堆里站稳脚跟。有些秃鹫吃得太饱,翅膀都抬不起来,只能趴在屋顶上慢慢消化;还有更多的秃鹫在低空盘旋,盯着那些还没被啃食的尸体。印度的葬礼队伍赤着脚,走在满是血迹的路上,必须先赶走这些贪婪的鸟儿,才能把亲人的遗体埋进土里。”
这场灾难的伤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谜:
当时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信使邮报》(The Courier-Mail)报道,截至 8 月 18 日,至少 600 人死亡,2500 人受伤;1946 年 8 月 24 日英国殖民当局的内部报告则称:“准确数字根本算不清,但至少有两三千人丧命。加尔各答北部的河里、运河里、小巷子里,到处都是尸体。被抢、被烧的店铺,也有两三千家;”还有更悲观的统计认为,总伤亡人数已超过 4000 人。更令人绝望的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死亡人数几乎持平。历史学家尼基尔・查克拉瓦蒂(Nikhil Chakravarty)因此将这场事件定义为 “内战”,而非普通骚乱:“两边都在有组织地冷血杀戮,没有谁是绝对的受害者,也没有谁是无辜的。”
目击者米基・赫鲁斯卡(Mickey Hruskova)的回忆更令人窒息:“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被肢解、被烧焦、被殴打变形的尸体。杀戮停了之后,天气越来越热,那些没人埋的尸体开始膨胀、发臭,整个加尔各答的空气里,都飘着一股让人作呕的味道。”
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与巴基斯坦正式宣布独立 —— 这一天,距离 “直接行动日” 刚好一周年。在英国撤离前的几个月里,一场规模空前的迁徙已经开始:穆斯林背着行李,朝着巴基斯坦的方向逃;印度教徒则拖着家人,往印度境内奔。他们跨越的不仅是新划定的国界,更是一道用仇恨筑起的鸿沟。
当时的巴基斯坦分为两部分:西巴基斯坦(即现在的巴基斯坦国)与东巴基斯坦(1971 年独立为孟加拉国);印度则以印度教徒为主体,同时容纳了部分穆斯林聚居区。可英国殖民当局留下的 “烂摊子” 远未结束 —— 独立钟声刚响,印巴两国就因争议领土爆发了第一次战争。其中,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简称 “克什米尔”)的主权归属问题,成了两国解不开的死结,数十年间战火不断,至今仍是南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1946 年 “直接行动日” 在加尔各答上演的惨剧,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印度次大陆宗教与文化分歧的深痕。它不仅是印度独立进程中一段黑暗的插曲,更像一道伤疤,刻在了印巴两国的历史里,提醒着世人:仇恨的代价,远比想象中沉重。
来源:世界史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