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9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已经68岁，拄着拐杖，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亮相。一大堆师生稀奇地看着这位传奇人物，他却在演讲台上毫不遮掩地宣布，自己早在青年时代就对苏联体制充满了怀疑。而且他说，是妻子比他先有了“改变苏联”的念头，甚至还鼓励他往更高的位置爬。坦率得让人

1999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已经68岁，拄着拐杖，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亮相。一大堆师生稀奇地看着这位传奇人物，他却在演讲台上毫不遮掩地宣布，自己早在青年时代就对苏联体制充满了怀疑。而且他说，是妻子比他先有了“改变苏联”的念头，甚至还鼓励他往更高的位置爬。坦率得让人瞪大眼睛，台下不少人听得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不是一直是苏联最高层吗？怎么他当年就打算“革自己的命”了？

当然，人是复杂的，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说起来他出生也非常普通，1931年，南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家里就是土里刨食的农民，一年到头没什么体面饭吃。正是苦出来的孩子，一路考上莫斯科大学，1955年毕业。大学毕业没两年，苏联正在闹“和平竞赛”，他居然靠一口流利俄语和机敏手腕，很快被地方推到团委骨干。那个年代提拔快，但像他这么一路顺风，16年就坐到中央委员，真不多见，说到能力或运气，谁都得服气。

有意思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爬得飞快，却始终被外人说“和别人不一样”。不是说他嘴太滑，而是他对“苏联模式”满肚子疑问，身边朋友都感觉，他好像比谁都想搞点新鲜东西。这一点，其实从他的身边人就能察觉——例如老同学吉奥尔基·沙哈拉佐夫，在学生时代就给他灌输东欧那套“民主像空气，能呼吸才正常”的理念，有点像是后来的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那种“身在体制，心向自由”的劲头。没错，二人还常常一起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变革，甚至私下读一些被禁的外文杂志。这些杂志不少来自东柏林，也有波士顿那边偷偷印来的，当然，大多数是用的是地下渠道流通。

也难怪戈尔巴乔夫会被窝里密友推向西方。“沙哈拉佐夫”可不是简单角色，这人后来居然在东德卷进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风暴，半公开跟苏联“顶牛”。他们小时候关系极好——就像两棵树根纠缠，风吹雨打都不分。戈尔巴乔夫曾在90年代一次访谈，形容沙哈拉佐夫是“让我困惑，让我兴奋的人”。而沙哈拉佐夫也会在信里劝他：“如果想真正改变国家，你必须走到最顶端，否则什么都做不了”。这话其实像极了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困局，外面有世界、头顶却是铁盖。

事实上，1953年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个转折点。斯大林倒了，权力重组，全社会舆论都乱了套。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在宿舍里，被人拿美式香烟诱惑，聊到了“体制崇拜”。这一场争论，被老同学笑谈“老弟，你终究会反”。当时莫斯科大学校园流行一则段子：谁要是晚上不批判苏联，第二天就没早餐。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思想大爆炸，很多学生在饭厅边喝咖啡边讲西方生活，不少人也喜欢学点英语、法语，为的是以后能跑去外边看看。

有一回，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大会上大骂“个人崇拜”，顿时苏联知识界翻了天。戈尔巴乔夫坐在会场后排，眼睛瞪得溜圆。还是这年，他的伯父被调岗，理由是“持不同政见”。家里的老人都破口大骂咱们的体制，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听得心里发闷。或许就是那种从家庭到社会的双重压抑，把他逼得不再相信“红色理想”，反而向往一种混杂自由里夹杂着责任的生活。这种心理转变，在苏联几乎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身上都能如影随形。

到了1960年代，他已是边疆区团委一把手。有一次大会上，他率先表态，把斯大林的画像撤下。“我们要面向未来”，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口头禅。可他心里明白，体制的权力和自身的野心一旦结合，“局外人”也能变成“场上主角”。苏联上上下下都在琢磨他，他也在琢磨苏联。官场如战场，每一句话、每一步棋都得仔细掂量。

苏联的高层其实谁都不是铁杆理想主义者。上一任领导、比如安德罗波夫，据说年轻时也偷偷带家人在西芬兰度假，私下吐槽“我们只是活在权力的游戏里”。官方发言和私底下的“哼哼唧唧”，隔着一层窗纸，大家都知道但没人愿意捅开。怪也怪不得苏联越来越像一锅老汤，浮着一层油，底下全是杂质。官场退休老人常私下发牢骚：“想当年，谁认真工作谁吃亏。”

官场风气滑坡，总要找个背锅的。“人才逆淘汰”这词儿现在流行，其实在苏联七八十年代已是公开的秘密。实干的人被边缘，拍马的小聪明上位。谁都知道，戈尔巴乔夫能够一路高升，除了他个人能力，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体制本身已经变味。像有那么一回，莫斯科的党校聚会，大家背地里吐槽：“现在上面就喜欢能说漂亮话的人。”

到了他执掌大权那几年，戈尔巴乔夫格外善用“洗牌术”——人事调整搞得风生水起。他提拔的那些人里，有个伊利亚·克拉斯诺夫，不仅西方背景深厚，还和英国工党圈子很熟。有些人被认为是西方总会的“联系人”，比如被他任命为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的波波夫，后来常去巴黎开研讨会，把西方的市场经济理念悄悄带回苏联。记者圈都在背地小声议论：苏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另一边，一些政策专员很会“造势”，比如搞“青年动员”，办起了四五种新的流行杂志，专门报道美国流行文化、音乐和奇闻趣事。结果年轻人闲下来的时间，全都在学校里看漫画、讨论好莱坞电影。年长一辈的干部苦啊，私下抱怨：“孩子们再也不管农村粮食产量了，只知道谁又去看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

也不能忘了，苏联解体时的惨烈场面。街头失业大军、工厂倒闭、老人流浪，报纸上天天都能看到“家破人亡”的故事。有次老医院医生感叹，说一天收到的急诊比以前一个月还多。就连老干部家属都说：“我们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朝不保夕’。”戈尔巴乔夫本人呢？一方面获得了一堆国外奖章，诺贝尔奖、自由勋章、欧洲金盾，风光无限；另一方面，他也背了最大的“骂名”。不说民间，连老一辈的党内同志都私下说，“他就是个弄权的倒霉鬼。”

你说戈尔巴乔夫荣誉加身，还是受万人唾弃？其实现实就像老百姓常说的：“朝里有人好行事。”权力风浪里谁都可能被卷翻。比如一次大新闻，叶利钦当着记者的面，拿稿子让他念，戈尔巴乔夫拿着稿子，声音颤抖，像是被“猫抓老鼠”——这话本来他自己说的，“猫不吃老鼠，只是折磨、羞辱它。”谁又能想到，这样的大人物，最后会被赶出办公室，搬到市郊“小房子”里，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头？

说到他后来生活，也挺无奈。金融危机一来，戈尔巴乔夫攒了几十年积蓄全泡汤。没办法，变身做广告明星，和外孙女一起上必胜客拍广告，再后来又给奢侈品站台。说得难听点，原先的“大国总统”，如今不过是个爱赚钱的“网红爷爷”。甚至还跑去参演反映自己人生的电影。这种人生落差，怎能不让旁人唏嘘。

很难说，到底戈尔巴乔夫毁了苏联，还是苏联毁了戈尔巴乔夫。有没有一点“宿命”？我总觉得，就像家里结婚生子的老人常说：“有些事儿，你图它好，最后变成坏。”前苏联的大佬们，享受着国家的好处，回头又敢于根本性动摇这江山，谁说不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反面教材？

其实，外力再强，也得内部先烂。拿美国和苏联比，一样被全球盯着，却千疮百孔的，好不容易“拆”了自己家。苏联的许多问题，说到底还是自家拉下的，别人顶多是推了把力。有些老党员晚年悔恨莫及，说“我们养大的队伍，谁知一夜散了”。想来想去，体制里的人才都是“被选择”的结果，哪能指望他们只念红旗就行。

当然，那些背后的人也没安分。苏联瓦解后，有个美国情报局头目在莫斯科傲慢地转一圈，说：“这国家，我们用炸弹打不垮，用舆论搞不成，最后全靠自己人把它炸了。”听起来是不是很冷？但细想，我们眼中的历史，总带着一丝荒谬——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有时候只是十年前的一次谈心或者一次广播引发的连锁反应。

权力的游戏，谁能全身而退？戈尔巴乔夫或许也没想明白。他是苏联的孩子，也成了那个大厦倾倒时不情愿的“搬运工”。留给后人的，是一堆不能消化的故事，不知让多少老教授睡不着觉。是不是命运对他开了个大玩笑？反正，这个世纪还没完，但历史里的人生，好像已经悄悄画上了问号。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