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格说，我个人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我小时候遇到文革，文革结束时是1976年，我已经高一，然后77年高二参加高考，考上大学，进了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当时北京医科大学什么系都没有中文的课，所以我没有受过中文教育。我就特别觉得这是个问题，毕业后我就工作，没有继续受

止庵（1959年～），原名王进文，北京人，学者、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自由撰稿人，代表作有《惜别》《画见》《周作人传》《神拳考》等。

【正文】

读书是一种自我教育

严格说，我个人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我小时候遇到文革，文革结束时是1976年，我已经高一，然后77年高二参加高考，考上大学，进了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当时北京医科大学什么系都没有中文的课，所以我没有受过中文教育。我就特别觉得这是个问题，毕业后我就工作，没有继续受教育，所以我只受过中学的中文教育，还是文革的中学。这让我自己觉得从学校里所获得的东西很少。

我的父亲是一个诗人，我们家也算是一个文化人家庭，可是文革自顾不暇，没有一个很系统、很严格要求的教育。那时也没有什么社会教育。我小时候没有文化活动，有活动也是阶级文化活动。

没有好好的教育，我怎么在以后还略知一点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敢写书，还敢来和各位说话呢？其实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外，我有一种自我教育。这个自我教育当时没有别的招，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读书。所以我自己受的教育很大一部分是从读书来的。

我小时候，电影院演的是八个样板戏改的电影，后来有了《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屈指可数。当时没有话剧，电视里连电视剧都没有，只有新闻。《人民日报》当时也就四开，没有其他接受信息的东西，全得靠书。我小时候最想得到的书是辞典。如果问我什么是必读书，就是《辞海》或者《辞源》，或者《现代汉语辞典》。

因为这世上有很多事我都不懂，辞典的好处是，一个词条就相当于一件事的头，如果感兴趣就能继续往下看，否则你从哪学这些东西？因为我连中文都没好好学，就得从一个辞典，看别人的书，看人家这词怎么用，然后听人说话，说什么词记下来，就这么来学习。

互联网不能给我们提供一切

我们现在接受信息最快的方式，第一有电视，有直播，第二有互联网。互联网使得我们的阅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很多信息不需要通过读书来得到了。我们可以知道实时的信息。但是有一个问题，互联网不能给我们提供一切。

我自己也在上网，可互联网不能提供所有东西。我觉得信息不需要通过看书，我们基本上不需要从书里得到这种滚动的信息。但是这世界上有些东西不是信息。

我们得到或者获取的东西包括两种，一种是实时变化的，一种是恒定不变的。有些仅仅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有些比告诉你发生什么事还要深，那是互联网不能给我们的。凡是带有个人感悟、个人情绪、个人发现的东西，都不是互联网能提供的。一个人自己对世界的发现是没法通过互联网得到的，因为很多人不把这个东西放到网上去。

我们读书就是要读网上没有的东西，就是涉及到我们个人修养、个人品味、个人知识的一部分知识。我自己作为一个写书的人，也必须得问自己一个问题，有了互联网以后还要不要写书，或者说有了互联网以后，要写得更多，还是写得更少。我可以明确地和大家说，有了互联网以后我们应该写得更少，因为写网上没有的东西才是我们写书的人对各位读者的一点真的奉献，或者说爱护。如果一个人写文章只是提供信息，这样的文章我觉得可以不写。

读书还是为在世界上见一点高人

读书的意义就在于和作者的交流。书里面装着一个作者，他辛辛苦苦写书，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搬出来。即使作者死了，他也会希望这本书能活得长一点，能有更多他不相识的人遇到这本书，能跟这本书里面的他有一个交流，这对他来说就是他生命的延续。当然有一天这本书也死了，那这人就彻底死掉了。读书给我们的作用就在于这，它给我们一种潜在的、更多的知识，归结起来，就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么一种人生观，读书对我们就是有用的。法国作家加缪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使我们活得最多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比方我们读一本小说，小说里有个人物，他活了一辈子。我自己本来活了一辈子，我读完它，又活了一辈子，读完那本，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活了一辈子，一个人就可以活得很多。但是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活了自己这一辈子，区别就在这里。所以这标志着两条路，愿不愿意活得更多，才能谈到能有什么作用。

我们读书时也常常会叹为观止，确实觉得有些人在某些地方写得非常之好，有的是你能想到的，有的是你想不到的。其实我们读书还是想在世界上见一点高人，我们还是嫌周围的人不够高。我们成天在家里见的人都面目可憎，但只要读书，一会孔子来了，一会庄子来了，一会卡夫卡来了，你的生活就会很好。其实我们读书不就是为了这个？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