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批评人家不拾粪积肥，人家说：我几十万亩地捡什么马粪

摘要：1915 年，陈永贵出生于山西昔阳县的一个贫寒农家，彼时的中国，深陷于军阀混战与列强侵略的泥沼，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陈永贵的家庭，在贫困的深渊中苦苦挣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态。5 岁那年，家乡遭遇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为了让家人活下去，父亲忍痛将妻子和女儿

1915 年，陈永贵出生于山西昔阳县的一个贫寒农家，彼时的中国，深陷于军阀混战与列强侵略的泥沼，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陈永贵的家庭，在贫困的深渊中苦苦挣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态。5 岁那年，家乡遭遇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为了让家人活下去，父亲忍痛将妻子和女儿卖掉，带着陈永贵逃到大寨村。然而，大寨村并没有成为他们的避风港，贫困依旧如影随形。不久后，不堪生活重负的父亲选择上吊自尽，年幼的陈永贵瞬间沦为孤儿，从此，他便开始独自在这艰难的世间讨生活。

为了生存，陈永贵小小年纪就给地主家放牛，风里来雨里去，每天都要在山间奔走，让牛吃饱。山里早晚温差极大，清晨，他常常冒着刺骨的寒风出门；傍晚，又伴着冰冷的露水归来，鞋子常常被露水湿透，双脚长满冻疮。除了放牛，他还得做各种杂活，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地主的打骂。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始终在困境中顽强地坚守着。

长大一些后，陈永贵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更想找到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他不辞辛劳，四处打听家人的消息，终于找到了母亲。然而，母亲改嫁后生活依旧困苦，根本无力收留他。无奈之下，陈永贵只好返回大寨村，继续在地主家做长工，过着艰苦的日子。这段在困境中挣扎的童年经历，塑造了陈永贵坚韧不拔的性格，让他深知生活的艰辛，也让他对土地和粮食有了更深的眷恋。

新中国成立后，陈永贵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1952 年，陈永贵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他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大寨这片土地上。大寨村地处太行山深处，“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农田零散分布在 4700 多块零碎的坡地上，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极低，村民们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面对这样的困境，陈永贵没有丝毫退缩，他深知，改变大寨的命运，唯有靠艰苦奋斗。

为了改造农田，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制定了十年造田计划，决心将荒山变为良田。在改造狼窝掌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狼窝掌长不足 2 公里，宽不到 15 米，但沟深却达到了 200 米，这里 “无雨则旱，有雨大涝”，之前曾有人尝试开荒，却被一场山洪冲垮了所有努力。然而，陈永贵坚信人定胜天，他带领村民们扛着锄头、背着箩筐，风里来雨里去，不畏严寒酷暑，一镐一镐地刨，一筐一筐地挑。

遇到坚硬的岩石，他们就用钢钎和大锤一点点地凿；遇到湍急的水流，他们就用沙袋和石块筑起堤坝。经过几个寒暑的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将狼窝掌改造成了 30 亩梯田。第一年种下庄稼，亩产就高达 200 公斤，这一成绩让大寨人看到了希望，也让周边的村庄对他们刮目相看。

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不仅改造了狼窝掌，还对其他七沟八梁进行了全面整治。他们修建了蓄水工程，挖排水沟、筑堤坝，有效地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保留了土壤的养分。同时，他们还积极推广科学种田，选用优良品种，合理施肥，精耕细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大寨的粮食产量大幅提升。1952 年，陈永贵刚上任时，大寨村粮食亩产只有 237 斤；到了 1962 年，亩产已经上升到 774 斤，增长了两倍多。大寨村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还开始向国家交售余粮，成为了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1963 年，大寨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连续七天七夜的降雨，让整个村庄陷入了绝境。洪水冲毁了大寨人多年来辛苦修建的梯田和堤坝，房屋倒塌，庄稼被淹，许多村民无家可归。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山西省委迅速调拨粮食和物资准备救济大寨。然而，陈永贵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带领大寨人喊出了 “三不要三不少” 的口号，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保证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迅速投入到了灾后重建工作中。白天，他们顶着烈日，修复被冲毁的梯田和堤坝，重新播种庄稼；夜晚，他们借着月光，抢修倒塌的房屋，安置受灾群众。没有工具，他们就用双手去挖、去搬；没有材料，他们就四处寻找，就地取材。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大寨人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没有一个人退缩逃避。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大寨人奇迹般地完成了灾后重建工作。这一年，大寨的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社员的口粮得到了保障，还按时完成了国家的征粮任务。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创造的这一抗灾奇迹，震惊了全国。《人民日报》报道了陈永贵的事迹，将他树为全国典型。随后，他受邀到全国各地巡讲，大寨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陈永贵也因此成为了新闻人物，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随着大寨经验在全国的推广，陈永贵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1967 年，他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开始步入省级领导岗位。在这个新的平台上，陈永贵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经常深入基层调研，了解农民的需求和困难。他积极推动大寨经验在全省的推广，带领山西人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使山西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著发展。

1975 年，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当选为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出身的副总理。这一任命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陈永贵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国家领导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更是广大农民的骄傲。

为了更好地了解全国农业的实际情况，陈永贵向毛主席提议，自己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务农，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认同他的这种工作方式，并批准了他的提议。

1974年，陈永贵到北大荒军垦农场，批评人家不拾马粪积肥。一个师长不满的表示，大寨才几亩地？他手下有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哪里有时间收拾马粪。笔者认为，大寨那套办法，那是被逼出来的，为啥？因为他们那地儿山多土薄，一小块一小块儿的，只能靠双手和汗水一颗一颗地抠粮食。陈永贵带着大伙儿，硬是靠着一股子拼劲儿，把日子过红了。但这招儿拿到北大荒那片大天地，就好比给人乱穿衣服，有时不太合身。

陈永贵的第一任妻子是李虎妮，两人在艰苦的岁月里相识相知，携手走过了许多风雨。李虎妮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她默默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务，全力支持陈永贵的工作。在大寨的那些年，李虎妮与陈永贵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她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参与农业生产，为大寨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命运却对这个家庭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65 年，李虎妮因癌症不幸去世，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陈永贵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但他深知自己不能倒下，因为他不仅是一位父亲，更是大寨村的领路人。

在李虎妮去世后，经人介绍，陈永贵与宋玉林走到了一起。宋玉林同样是一位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她有着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一颗温柔体贴的心。当时，陈永贵因为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家庭，而宋玉林的出现，就像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宋玉林毫不介意陈永贵的家庭状况，她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她视陈永贵的孩子如己出，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疼爱。在生活中，宋玉林与陈永贵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营造了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

宋玉林 18 岁就成为了妇女干部，担任过妇女委员、妇女队长、卫生委员等职务。日本投降前，她积极为八路军制作军鞋和军服，是支前模范和积极分子。解放后，她每年都会收到县里邀请她参加劳模会的请柬。也正是在劳模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陈永贵。如同评剧《刘巧儿》里唱的那样：“上一次的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一个呀”，在那个年代，劳模就是众人敬仰的偶像。宋玉林对这位全国劳模心怀敬佩，却未曾想到有一天两人会结为夫妻。

1965 年，陈永贵的第一任妻子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此时，全国已掀起学大寨的热潮，陈永贵整日忙于村里和县里的事务，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于是，有人便给他介绍了离异的宋玉林。尽管陈永贵比宋玉林大 10 多岁，且当时他还没有担任太多职务，但宋玉林还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对于当年的选择，宋玉林老人只是满脸笑意地用 “喜欢” 两个字简单解释。

嫁给陈永贵后，宋玉林的生活虽然并不轻松，但她却感到无比幸福。陈永贵在家中从不摆大男子的架子，只要有时间，他就会主动帮忙做家务。有一次去北京开会，陈永贵看到北京的夫妻会互相帮忙做饭，回到大寨后，他便大力提倡 “要男女平等” 。在那个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年代，陈永贵的这一做法无疑是非常开明和进步的，这也让宋玉林感受到了丈夫对她的尊重和关爱。陈永贵总是以身作则，带头多交粮食，这导致家里的口粮常常不够吃，一家人只能吃杂面。宋玉林心疼丈夫，经常单独为他做一碗白面擀的面条。然而，她后来发现，给陈永贵盛一大碗，他会说吃不了；盛一小碗，他还是说吃不了。原来，陈永贵是想分一点面条给她和孩子们吃。这种看似平凡却充满爱意的举动，让宋玉林深深地感受到了丈夫的体贴和关怀。

陈永贵对子女的教育也十分重视，他虽然工作繁忙，但始终关注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孩子们。他教导孩子们要勤劳、朴实、正直，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都养成了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是他最疼爱的孩子，他总是亲昵地称呼陈明亮为 “小淘气”，还说淘点才有脑筋。当初宋玉林怀孕时，因为自己已经 40 多岁，觉得不好意思再生孩子，甚至想打掉孩子。

陈永贵得知后，专门打电话把她骂了一顿，他说有这么一个儿子，老了就有盼头了。事实证明，陈永贵的坚持是对的，陈明亮后来成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陈明亮是陈永贵家唯一拥有北京户口的孩子，他能跟着父母到北京，是因为他当时刚刚小学毕业。陈永贵自己的户口在不当副总理后才迁到北京，在此之前，他一直是大寨户口，家里人每年都要把他的几百斤口粮换成粮票带到北京。陈永贵拒绝了周总理和中央多次对他户口的安排，他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城市户口。他也从不允许子女沾父辈的光，所以他的哥哥姐姐都还在山西昔阳。

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曾担任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默默奉献了 20 多年，一直没有晋升，如今已经退休。陈永贵的二儿子陈明善 17 岁时去陕西当工程兵，表现非常优秀，部队首长打算培养他入党、提干，还准备送他去军校深造。然而，陈永贵却坚决反对，他认为只要陈明善是自己的儿子，就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最终，陈明善直到陈永贵去世都还是一名工人。后来，陈明善所在的昔阳县拖拉机厂倒闭，他赋闲在家很长时间，直到前几年才去电业局上班，以工代干。陈永贵的女儿多年来一直在昔阳县公安局负责档案管理工作。宋玉林深知，陈永贵一心为公，他什么都不图，只为集体。

精神传承

1986 年 3 月 26 日，陈永贵因肺癌在北京逝世，享年 72 岁。他的离去，让无数人深感悲痛，人们纷纷以各种方式缅怀这位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副总理。大寨人更是将他视为大寨的灵魂，为他在虎头山立碑，每逢清明，都会有许多人前来祭扫，表达对他的敬仰和思念之情。

陈永贵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精神却永远地传承了下来，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子女和身边的人。他的小儿子陈明亮在他的影响下，养成了勤劳、正直、坚韧的品质。陈明亮在商业领域拼搏时，始终坚守着父亲的教诲，秉持着 “该赚的钱赚，不该赚的，白给也不能要” 的原则。他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打工，毕业后涉足多个行业，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商海中闯出了一片天地。2008 年，他当选为太原新晋商联盟副主席，2009 年 1 月，又当选为重庆市山西商会首届会长，成为了新一代晋商的典范。在陈明亮看来，父亲的精神是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他都能从父亲的身上汲取力量，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