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真得可信吗？

摘要：在核策略领域，宣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First-Use, NFU）似乎是一剂政治安抚剂，体现在缓解危机、抑制敌意，并推动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目标。然而，本文指出这些潜在好处可能被高估，可信度门槛异常之高，几乎苛刻。基于“昂贵信号”（costly sign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真得可信吗？

Caitlin Talmadge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副教授

Lisa Michelini

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硕士

Vipin Narang

麻省理工学院弗兰克·斯坦顿核安全与政治学教授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8, No.4, 2024

导读

在核策略领域，宣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First-Use, NFU）似乎是一剂政治安抚剂，体现在缓解危机、抑制敌意，并推动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目标。然而，本文指出这些潜在好处可能被高估，可信度门槛异常之高，几乎苛刻。基于“昂贵信号”（costly signaling）理论，,可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与其潜在对手关系相对温和，或在敌对关系下其根本不具备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才可能被视为可信。而现实检视显示，这两种条件极为罕见。通过深入分析三个核大国——苏联、中国、印度——及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在敌方如何被感知，可发现在冷战期间，尽管苏联多次宣称拒绝首先使用核武器，敌对的政治关系和明显的核力量仍让美国对这类承诺高度警惕；信任度微乎其微。中美关系的三个阶段尤值得关注：1964年至1982年，中苏结盟时期，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当时核打击能力有限，美国相对认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有一定可信度；1982–2010年，随着关系回暖，美国更易信任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但从约2010年至今，中美互信倒退、竞争加剧，中国核力量持续扩张，导致美国重新评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信性，显著下降。所以，当政治关系敌对，或当对方拥有甚至最低限度的先发能力时，即便有明确“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也难以打消对手的戒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潜在效力在现实中受限，而其带来的稳定与信任红利则远不如倡导者常说的那般丰厚。

NFU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

NFU从本质上定义是一个国家承诺在未来的冲突中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它要求国家不以不对称的形式升级常规冲突或用核武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NFU的倡导者提出了诸多论点，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分别是稳定危机、减少敌意和管控军备。以下是对三种说法和逻辑的简要回顾:

表一：NFU主要论点的机制与作用（译者自制）

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NFU发挥作用的前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手对其可信度的感知。因此，作者进一步对对手认为NFU可信所需的政治和军事条件进行了理论化（详见图一）。

图一：对手对NFU可信度的看法（译者翻译）

首先，国家对手将检查与该国的政治关系，以评估其声明的可信度。其次，若该关系为“良好”，那么无论该国的军事姿态，对手都可能将承诺评估为可信；若政治关系为“敌对”，对手则将继续进入决策第二步，即评估国家的军事态势，以判断其是否有能力对对手进行核首先使用。最后，如果一个敌对国家拥有哪怕最低限度的首次使用能力，那么对手很可能会降低承诺的可信度。只有当敌对国家几乎没有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时，对手才有可能接受不扩散核武器的承诺是可信的。

案例分析——验证作者论点

为验证论点，作者研究对手对NFU三个拥核国家的看法：苏联、中国和印度。主要有六个案例（见表二）。

表二：来自对手对NFU承诺看法的案例证据（译者翻译）

（一）1977-1991年美国对苏联NFU承诺的看法

首先，在政治关系方面，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显然是相互敌对的。其次，鉴于这种敌对的政治关系，该理论预计美国不会从表面上接受苏联的无核承诺，而是评估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军事能力。作者的理论预测，在敌对政治关系的背景下，苏联的这些军事能力将导致美国对苏联的NFU承诺产生深刻怀疑。需要明确的是，美国从未将苏联首次使用核武器视为高概率事件。事实上，解密的美国文件一再强调，苏联不太可能发动突然的第一次打击，尽管他们似乎越来越有能力这样做，因为苏联将其庞大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保持在和平时期的高度戒备状态。相反，人们担心的是，苏联可能会在常规战争期间被迫使用核武器，特别是如果他们失败了，或者他们认为美国正试图发动自己的第一次核打击。

总而言之，苏联的宣示性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首次使用的可能性做出了越来越有力的保证。但鉴于冷战时期的政治敌意和军事平衡，这些保证几乎没有改变美国的看法。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消息来源表明美国政府曾经相信苏联的NFU会阻止对美国的核打击（尽管美国甚至在苏联宣布之前就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可能的事件）。

事实上，这个时代的美国解密文件根本没有提到苏联的宣示性政策。相反，对受制于苏联首先使用的前景评估，压倒性地集中在作者理论中强调的第二个因素上：苏联的实际核能力。该案表明，当政治关系处于敌对状态，而承诺国保留在极端情况下先发制人的能力时，即使是明确的不扩散核武器承诺也不会被对手视为可信。

（二）美国对中国NFU承诺的看法，1964年至今

自1964年以来，中美政治关系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在第一个时期（1964-1982年），由于中国与苏联的结盟，两国关系充满敌意，尽管随着理查德·尼克松政府改善关系，紧张局势在1970年代开始消退。作者预测，只有当中国的核首次使用能力极低时，美国才会认为中国的承诺是可信的。

1971年，美国对中国核力量的详细分析一再指出，中国缺乏攻击美国本土的武器。因此，该估计认为中国的不扩散核武器是可信的，并得出结论：中国有坚定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在第二个时期（1982-2010年），中美关系在正常化后变得更加友好，在作者的理论中，两者处于决策树的良好而不是敌对分支。两国不是盟友，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但解密的情报评估显示，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倾向美国，以此来对抗苏联政权并确保经济发展。在美国看来，这种做法是中国希望避免与超级大国发生武装冲突。

在第三个时期（2010年至今），中美政治关系的竞争性加强，回到决策树中的敌对分支。作者的理论认为，这一事态发展将导致美国重新关注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军事能力，从而降低中国不扩散核武器承诺的可信度。同样，证据支持这一预测：政治关系的恶化加上中国首次使用能力的提高，导致美国大幅修改了对中国不扩散核武器承诺的评估，认为它不可信。

首先，在政治关系方面，美国在2010年左右开始将中国的行为描述为“新自信”。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将其防务战略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亚太地区。这种重新定位被称为2011年的“重返亚洲”，后来又被称为“再平衡”，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高度担忧。此后，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明确强调更具竞争力的长期关系，而拜登政府继续采取这种做法。其次，这些不断恶化的政治关系导致美国更加关注中国不断提高的核能力，这应该会导致美国对中国不扩散核武器承诺可信度的看法下降。事实上，尽管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库使中国相形见绌，但中国的力量已经增长，并且似乎正在进一步扩大。此外，中国还使其军事平台多样化，包括新生的海基核力量，以及可能部署核空射弹道导弹的努力。中国核力量的这些变化增加了美国对中国不扩散核武器承诺的怀疑。例如，《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认为，美国需要能够阻止中国的核升级，这意味着美国认为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可能的。

总体而言，尽管中国的NFU政策是一贯的，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对中国不扩散核武器承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理论中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发生了变化。此外，这种变化的性质提升了承诺可信度的门槛，要么需要良性的政治条件（1982-2010年），要么要求承诺国采取最低限度的核态势（1964-1982年）。当这些条件开始发生变化时，美国对中国不扩散核武器承诺可信度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

总结

实证记录表明，不扩散核武器的承诺面临着很高的可信度门槛，尤其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政治关系是敌对的，承诺国实际上具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军事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两个因素存在时，目前找不到任何对手认为 NFU 是可信的案例。

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变化也说明了美国认为中国的不扩散核武器承诺不可信的原因。此外，鉴于中国的承诺自1964年以来一直保持不变，美国对中国不扩散核武器的看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承诺的可信度因不同的对手和不同时期而异，这强化了作者理论中确定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对解释NFU承诺的效果的能力。如果这些政治和军事条件很难（尽管并非不可能）满足，那么不扩散核武器承诺的潜在好处可能比支持者经常声称的要有限得多，特别是这些好处取决于拥有核武器的对手的看法，这是作者本文分析的重点。

译者：

曲弘毅，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

来源：

Caitlin Talmadge, Lisa Michelini, Vipin Narang, “When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dversary Perceptions of Nuclear No-First-Use Pledg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8, No.4, 2024, pp.7–46.

校对丨于依言孙溶锴

审核 | 施榕

排版丨陈思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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