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鸿章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的“三千年”不是指中国全部的历史，而是中国有蛮夷入侵的历史，而且也是虚指，他有时也说四千年。实际上综合所有的史料看，应该是五千年。中国最早的蛮夷是蚩尤、九黎，黄帝战蚩尤是中国第一次抗击蛮夷。此后蛮夷入侵周期性出现，四五百年一
壹
尽管中国文明从未中断，一直连续，但是，在周期性的蛮夷入侵的冲击下，中国历史还是存在局部的断裂和失忆。
李鸿章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的“三千年”不是指中国全部的历史，而是中国有蛮夷入侵的历史，而且也是虚指，他有时也说四千年。实际上综合所有的史料看，应该是五千年。中国最早的蛮夷是蚩尤、九黎，黄帝战蚩尤是中国第一次抗击蛮夷。此后蛮夷入侵周期性出现，四五百年一个周期。
“三千年未有”只是说1840年来入侵中国的西方蛮夷，与以前的所有蛮夷都不同，军事力量更强大，因此所采取的抗击手段，也必然、必须同样“三千年未有”，就是学习西方，兴办洋务。实际也就是搞工业化。
蛮夷入侵所带来的破坏，不仅仅是暴力征服，还有更重要的文化冲击。他们往往会携带一种新文化，对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构成挑战和压力，甚至要取而代之。
所以周期性蛮夷入侵，也是周期性的文化入侵。抗击蛮夷，不仅包括在军事和武力上抵抗，也包括在文化和思想上抵抗。
入侵中国的蛮夷，只是新文化的携带者、中间人，而非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如果他们有能力创造一种可以影响中国文化的文化，他们也就不会搞暴力侵略了。譬如佛教，最先向中国传播它的是北方游牧，当时被称之为胡人。东晋五胡乱华中的五胡，也大都都是佛教信奉者。他们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在推动佛教从印度向中国传播的过程。
所以，佛教最初的中文名字是：胡教。即胡人所信奉的宗教。
黄帝时期的蚩尤、九黎文化，实际上也是多神教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文化；魏晋唐朝的佛教文化；近代的西方文化，是这个期间，所传入中国的四种代表性的外来文化，尽管没有真正中断中国历史和打败中国文化，但是也造成巨大的冲击和破坏，制造了文化变革和历史断裂。
而在四者之中，春秋战国的法家文化和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文化又最为严重。法家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在秦国“统一”中国后的秦朝达到顶峰，而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则在民国达到高潮。
对佛教和近代西方文化的外传，现代中国人很清楚，因为历史较短，记录的非常清楚。但对于蚩尤文化和法家文化的外来属性，就完全失去历史记忆了，而想当然地认为，这二者都不是外来而，而是产生自中国内部。事实上，这种历史失忆本身就是外来冲击的结果，而且是多次冲击的叠加。
文化也存在着一个惯性定律：在没有遭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情况下，会一直延续。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自身不会破坏和否定自己，不会憎恨和打倒自己。但是出现中国自身传统文化被憎恨、打倒和破坏的情况，一定是来自另一种外来的不同文化。
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是义理-儒家文化，三代之前是结绳而治的契约文化，三代之后则是礼乐文化，西汉以来则是儒家文化，新中国之后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从结绳到礼乐，再到儒家，最后到中国式社会主义，外在形态有变，而内在义理内核一直没变。
概而言之，中国文化就是讲理的文化，尊重人心人性的文化。而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是不讲理的，都是不尊重人心人性的。这会导致严重的文化敌对和文化冲突，甚至文化战。在法家鼎盛的秦朝，以及西方文化鼎盛的民国，这种冲突也就更加明显。
秦朝和民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极端敌视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设法去污蔑和打倒她。这又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图毁灭中国的传统经典，二是仇视和破坏中国的文字。
秦朝不仅制造了焚书坑儒，而且还是颁布了挟书令。企图把中国的传统经典全部烧掉，而且立法禁止老百姓藏书和读书。
对秦朝所实施的破坏经典的行为，后人尚且还有记忆，也被称之形象地称之为“秦火”、“坑灰”。而对秦朝所实施的破坏汉字的行为，后人的记忆就很模糊了。甚至，民国之后，反而认为伟大贡献，而大加歌颂：“统一文字”。
汉字本来就是统一的，商周时期，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是主要为天子国所使用，即为商国和周国所使用，而且仅仅在“礼乐”领域使用，并不在日常生活、生产实践中使用。具体来说，就是仅在祭祀仪式中使用，是一种献给天神和祖宗的祭品。
春秋之后，礼崩乐坏，出现很多对礼的僭越，诸侯行天子礼。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就是这种僭越的表现。
《春秋》是以鲁国国君为中心的修史，原本这种修史是仅有天子才做的，然后将其作为祭品，在重大祭祀中献给神灵，其最初形态就是甲骨文。甲骨文也是中国原始的历史记录。但是，春秋之后，诸侯国国君也纷纷开始修史。鲁国的叫《春秋》，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
这样，汉字的使用就开始从天子国向诸侯国下沉，其普及程度在提高。同时，汉字的属性和使用目的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在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时期，汉字属于礼乐要素，是祭祀中的祭品，而春秋之后，在开始世俗化，逐渐在社会实践中使用，而且战国之后，这个过程得以加速。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汉字的数量开始爆发式增长，使得其和语言的对应程度大大提升，从而可以独立地去表达语言。具体表现是，可以用汉字写长篇的文章了。从而汉字的一个新形态也得以诞生：文言文。
只有到了文言文，汉字才真正成熟。在甲金时代，汉字实际上是不成熟的，因为无法独立地去表达语言，而更象一种语言的注记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到了文言文时代，汉字和语言依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对语言保持着距离和相对独立性。在文言文表达中，不仅不会对语言进行100%对应，其字数远比语言词汇少，同时，其语法结构也和语言不同。
现代人会把文言文的这种对语言的距离，斥责为落后，甚至还有人杜撰和污蔑说，这是统治阶级为了垄断语言，故意设置障碍，不让老百姓学。
贰
要真正明白这一点，必须明白文和字的区别，以及汉字发展史的从文到字的渐变过程。这个就需要更大篇幅，我以后会逐渐展开讲。现在只告诉大家一些基本事实。
汉字的发展是一个从文到字逐渐演变的过程，处于这个过程两端的是纯粹的文和纯粹的字。纯粹的文，就是甲骨文之前早已在中国成熟存在的独立的表意符号系统，主要是结绳符号系统，它们只表意，而和语言无关，实际上是和语言并列的。纯粹的字，就是自身没有独立意义，完全是表达语言的工具。民国后所出现的白话文就是。而在白话文中，又数翻译字，譬如马克思、卡通之类，汉字完全沦为表音工具。
在纯粹的文，和纯粹的字之间，又存在汉字的两个形态，一个是商周的甲金（甲骨文金文）形态，一个是春秋之后所逐渐出现的文言文形态。尽管依然与语言不同步，但文言文已经是成熟的汉字，因为可以写出长篇文章，系统性地表达意图。之所以叫“文言文”，原因在于，它兼具文和言的双重属性。因为可以和语言对应，而具备语言属性，同时其字形结构是文，同时又象文一样独立表达意，因此也具备文的属性。
从和语言的对应和表达程度上看，甲骨文、金文都是不成熟的，而是从文到字的一个中间期，过度期，它们的文的属性大于字的属性，更是文而非字，这也是秦朝之后，它们被彻底遗忘的原因之一。
汉字是由文发展而来的，以文为基本字形结构的字，这就决定了，汉字存在双重的记录功能：文的记录功能，和字的功能。
甲骨文之前的文，就是上古结绳时代的结绳符号。上古中国之所以“结绳而治”，因为结绳实际上是契约，而且主要是处理公共事务的公约，能够表达和记录公共意图，即记录和表达公义、义理。后来所流传的“结绳记事”，完全把结绳的契约功能给遗忘了，不仅是对结绳的矮化，也是对上古历史的矮化和割裂。
甲骨文的基本造字原理不是象形，而是对结绳符号的借用，即对文的借用。是以结绳符号为基本字形结构的。因为甲骨文，乃至整个汉字，也可以叫做结绳文字。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已经甲骨文中的结绳符号全部识别，从而不仅能够透彻理解甲骨文和汉字，而且发现了这些字形结构中所记录的重大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甲骨文的造字极具匠心，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绝对大师，它们以结绳符号为基本结构，在结绳而治的历史背景下，按照中国文化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原理，去构造字。这样，每一个甲骨文就是一副伟大作品，甚至比任何一片文章都要伟大，因为被注入了历史和文化信息。这就使得，甲骨文本身，汉字的字形本身，就是伟大的信息记录载体。这样汉字的第一重记录，也是文层面的记录。
有字所组成的文章，则是第二重记录。
遗憾的是，因为秦朝所实施的对汉字的破坏，导致后人对汉字的中的文属性，已经汉字发展中的由文到字演变过程，完全失去历史记忆。这导致汉字自义歧义纷出，而无法定夺，最终导致无法准确正确地理解所流传下来的经典。这是两汉在经学研究上出现巨大混乱的根源所在，并且在汉朝之后一直延续，并在清朝再次达到高潮。
五经是由汉字所写成，要准确理解，消除混乱，从逻辑上看，就需要确定每个汉字的含义，这样以来，一种崭新的学术形态就出现了：考据学。东汉的许慎之所以花费巨大精力去写《说文解字》，也是属于考据学，本义也是为纠正经学中的混乱。
魏晋之后，佛教的传入让这种经学的混乱得以被掩盖，甚至整个儒家都沦为二流学问，佛教才是一流，这就是中唐时期韩愈所说的“入主出奴”。佛教入主后，儒家被出奴。宋明两朝的学问是让复兴儒家、排斥佛教，最后形成一种崭新的儒学形态：宋明理学。
进入清朝，儒学被佛教污染的问题成为主流。明清之际的大儒，将明朝的灭亡，归因于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而宋明理学“理”、“性”的脱离现实世界的先验性，正是受佛教影响的产物，或者说受佛家污染的产物。清初的儒家提出，要回归五经本义、孔孟本意，而其工具依然是考据学。
所以，肇始于两汉之际的考据学，却在清朝迎来辉煌和高潮。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东汉，还是清朝，考据学最终都是失败的。东汉儒家并没有真正解决五经中的混乱，而只是被和稀泥地调和和掩盖了，这就是郑玄、马融这些大儒的工作，尤其是郑玄。
清朝的考据学更是惨败，因为其本意是为了还原和振兴五经，但最终却让五经中的混乱再次曝光，并得出荒唐的结论：王莽为篡位而系统性篡改五经，因此往后的五经都是伪书。这就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核心观点，摧毁了国人对五经的信仰和信心。而康有为则是清朝考据学的“集大成”者。
无论是西汉所所出现的五经混乱，还是东汉和清朝考据学的最终失败，其总根源都是秦朝对汉字的大破坏。当然这种对汉字的破坏，应该说在整个战国时代都存在，只是秦朝出现一个大爆发，达到顶点和高潮。
和烧诗书、禁藏书一样，秦朝之所以对汉字进行大肆破坏，其根源在于，秦国本为西部蛮夷，并因此而信奉和推行外来的法家文化，并大获成功，然后蚕食和吞并东方六国，实现了所谓的“统一”中国，之后就是企图在全中国搞法家专制。而法家专制和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是背离的，即和儒家是背离的，因此，秦朝开始大肆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以为法家专制扫除障碍。
秦朝对汉字的破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一”，二是简化。
民国后，出现了一种对秦朝的新杜撰，此后这种杜撰写入历史教材，被奉作历史真实。说是中国的统一要归功于秦始皇，秦朝是中国“大一统”的起点。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统一是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属性，“大一统”则是夏商周三代政治的基本特征，这是因素都是中国文化本身所固有，秦朝不是中国统一的缔造者，而恰恰是巨大的破坏者。关于这一点，以后在专文详述，本文重点关注秦朝对汉字的破坏。
民国新杜撰还认为，秦始皇“统一”了汉字，这是巨大的功绩，殊不知，这恰恰是对汉字的巨大破坏，导致后来的五经混乱和历史断裂和失忆。
前面已经指出，最为汉字最初形态的甲骨文，包括后来的金文，本来就是统一的，而仅仅在天子祭祀时使用。春秋后礼崩乐坏，诸侯国僭越而行天子礼，也开始学着象天子一样去记录自己的历史，导致汉字开始向诸侯国下沉和普及。同时，诸侯国的掌管祭祀的修史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去修改修正汉字的写法。出现诸侯国在书写上的分化和差异。事实上，这种分化和差异本身也记录了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但是，从汉字使用效率上看，各国的分化的确导致了不便，然后李斯才强行规范了汉字，在全国推行同一种写法。这就是民国所杜撰的秦始皇“统一”文字。这让后来人普遍产生一个错误的判断：秦朝之前中国存在很多种文字，象欧洲诸国的不同文字一样，然后秦始皇搞了统一。
其实，汉字本身是就是统一的，即便平王东迁之后，汉字开始从天子国向诸侯国下沉和普及，导致出现写法上的分化，这并没有改变汉字内在统一的基本属性。
这类似于中国话和方言，各地方言都会不同的地方口音，但它们依然都是汉语。不因为方言的存在，而说中国话丧失了统一性。现在推广普通话，统一了汉语的发言，但决不能说是普通话统一了汉语。
秦朝李斯，将小篆的写法规定为汉字写法的统一标准，只是象现在推广普通话一样，规范了汉字的写法而已，而不能说统一了汉字。即便说统一，也不是统一汉字本身，而只是统一汉字的写法。
但是，小篆的写法依然复杂，这导致书写效率很低，于是又出现了写法上的简化，隶书出现了。
隶书之所以叫隶书，是因为秦朝的文字简化工作出现监狱管理的过程之中。秦朝推行法家专制，导致罪犯数量庞大，在对其进行管理过程中，需要繁重的文字书写工作。有一个懂书写叫张邈的人，也犯罪入监，被安排帮助书写。正式它在抄写监狱管理文件的过程之中，觉得非常辛苦，于是发明了一套简化版的字体。因为这种字体出现在对徒隶的管理过程中，而且其发明者本人也是一名徒隶，因此被称之为“隶书”。
如果汉字是单纯的表音工具，单纯的表达语言的工具，这种对汉字写法上的规范和简化无疑是正能量的。但是汉字并非语言的工具，它是由文所组成的，能够独立表达义理符号系统，兼具文属性和字属性。
秦朝对汉字的写法的统一和简化，显然是无视汉字的文属性，而只关注其字属性。事实上，对汉字的文属性，秦朝不仅无视，而且敌视，像敌视诗书一样敌视，因为文就是结绳，和诗书一样，都是中国文化的记录者。
秦朝对汉字的大破坏，其实就是破坏汉字的文的属性，导致后人再也无法理解作为汉字基本结构的文，无法理解汉字的字形含义，从而也无法从字形结构上去追溯汉字的字义、义项，而只能用考据学的方式去确认。而考据学表面看是引经据典，而实际则不过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这注定其最终的失败。
同时这也割裂汉字的从文到字的演变史。到了东汉的许慎写《说文解字》时，他居然完全不知道甲骨文和金文的存在，对古代的文字，只是通过传抄而保留了少许，而且也完全不知道其字形含义了。
这导致许慎对汉字认知出现重大错误，并通过《说文解字》而误导后人，直至当下。其中最大的错误是，认为汉字的基本属性是象形，其基本造字法是象形。许慎对汉字从文到字的起源史一无所知，对汉字在造字上对文的继承也一无所知。
来源：甲骨蔡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