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传递的“性别平等”强音，照亮了我后来的学术路。2006年我发表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研究论文，正式踏入性别研究领域。回望二十多年的性别研究之路，每一个研究项目、每一次调研、每一组数据，都承载着我对性别平等事业的执着追求，也见证了传统与现

转自：中国妇女报

关键记忆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传递的“性别平等”强音，照亮了我后来的学术路。2006年我发表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研究论文，正式踏入性别研究领域。回望二十多年的性别研究之路，每一个研究项目、每一次调研、每一组数据，都承载着我对性别平等事业的执着追求，也见证了传统与现代观念的碰撞，体会到文化变革的艰难。未来，我会继续秉持严谨态度，探索创新，用智慧与力量为性别平等事业添砖加瓦。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下称世妇会）在北京盛大召开。这场盛会是全球性别平等进程的里程碑。彼时我深耕文物考古领域，虽未亲身参与，但大会传递的“性别平等”强音，如同穿透迷雾的光，悄然照亮了我后来的学术探索之路。攻读人类学硕士与社会学博士期间，我开始主动选修性别研究、婚姻家庭相关课程，逐步揭开性别议题的深层内涵，也越发明晰性别平等的价值重量。

2005年，正值北京世妇会10周年，我从布朗大学学成归国；次年，我发表了关于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研究论文，由此正式踏入性别研究的阵营，与这份事业结下不解之缘。2008年，受时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的谭琳教授邀请，我加入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团队，后来又全程参与了2020年第四期调查。在性别研究这片广袤天地中，我时而深耕细作，时而畅意遨游，即便研究领域偶有拓展，性别主题始终是我学术生涯里最温润、最耀眼的明珠。

观念篇：洞察性别观念变迁的复杂脉络

性别观念是社会性别制度的基石，它悄然渗透在日常行为里，更深刻塑造着社会结构的肌理。为理清性别观念的演变轨迹，我依托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展开细致研究期间，我发现一个既令人欣喜又引人深思的现象：整体来看，性别观念正朝着更平等的方向稳步前行，但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却依旧停留在传统模式，仿佛比时代的步伐慢了半拍。

为探寻这一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我多次走进城乡社区，与不同群体促膝长谈，在实地调研中触摸真实的生活肌理。我渐渐明白，性别观念的变迁从不是一条笔直的直线，而是像一条蜿蜒的河流，被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政策导向、媒体传播等诸多因素交织牵引。

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大力推动性别平等，从法律层面赋予女性平等的权利，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拥抱社会劳动，这些努力如同春风化雨滋养着平等的土壤。但我也深知，改变深层观念仍需长期努力，唯有让平等观念真正扎根人心，才能转化为践行平等的自觉行动。

婚姻篇：揭示婚姻家庭中性别权力结构的转变

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始终是性别关系最鲜活的“展示场”。2018年，全国离婚登记数量突破400万对。围绕离婚原因的讨论中，主流观点大多聚焦于个体层面，却很少有人从性别视角深入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于是，我决定带领团队透过离婚数据的表象，探寻其背后隐藏的性别关系变革。

我们首先系统梳理了近40年的离婚数据，发现超过七成的离婚案件申请人是女性。如今的女性大多拥有自己的工作，能独立支撑起生活，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她们更看重婚姻中的情感共鸣，更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不同年代的离婚动因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20世纪50年代，离婚多与破除封建包办婚姻有关，是对自由婚姻的向往；80年代，“感情破裂”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人们开始重视婚姻中的情感联结；近年来，“价值观不合”“家务分工不均”“精神需求无法满足”等因素的占比大幅上升。这一系列变化清晰地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女性对婚姻的期待早已不同往日。经济上的独立让她们有了底气摆脱不幸福的婚姻，追求更有尊严的生活。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婚姻依旧是组建家庭的基本前提。婚姻的每一次变迁，都会直接牵动家庭结构、关系、功能的深层转变；反过来，家庭领域的动态，比如育儿责任如何分配、代际之间如何相互支持也会悄悄影响婚姻的缔结意愿与存续质量。正是看到了这种联动关系，我在研究中尝试将婚姻与家庭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通过二者的相互映照、彼此印证，更系统地拆解当前婚育家庭转变背后性别权力关系的演变逻辑。在此基础上，我还试图探讨：数智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哪些力量在推动性别关系重构？这一过程又面临着怎样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希望能为理解当代婚姻家庭中的性别议题提供新的视角。

职场篇：剖析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与影响

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一直是性别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它像一道无形的壁垒阻碍女性职业发展。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实施，这一问题越发突出，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冲突渐渐成为制约女性职业进阶的关键瓶颈。为厘清这一复杂问题的内在逻辑，我提出了“性别—母职双重赋税”理论框架，希望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

依托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我展开了细致的分析，结果令人忧心。即便尚未生育，女性的工资水平与男性相比已然存在明显差距，这便是“性别税”的直观体现；而女性生育后，这一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母职税”的影响清晰可见，且孩子数量越多，差距就越显著。仿佛女性每多承担一份母亲的责任，在职场中就要多承受一份“隐形代价”。

随后，我对1990—2010年间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展开纵向研究，又发现单纯靠经济发展无法实现性别平等；相反，若缺乏有效的制度干预，市场机制反而可能成为“推手”，进一步强化传统的性别分工，让性别不平等的鸿沟越拉越大。要从根本上打破职场性别壁垒，为女性营造公平的职业发展环境，就必须构建一个由国家、企业、家庭共同分担生育成本的制度体系，让女性不必独自承担生育带来的职业风险，让“母亲”与“职业人”这两个身份不再成为彼此的牵绊。

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我进一步反思并提出优化路径，希望能为破解女性“就业质量不高”“充分就业不足”的困境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思路。这些研究与此前聚焦的“性别—母职双重赋税”、生育成本分担制度形成呼应，共同搭建起支持女性职场发展的完整研究体系。

权益篇：探讨女性权益保护的制度路径

在女性发展与权益保障这一领域，我们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而是展开了多维度、系统性研究。面对当下生育低迷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入剖析背后原因，最终发现公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核心诱因。而推动两大领域性别平等同步发展，或许就是扭转生育颓势的关键突破口。

结合当前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人口背景，我们还从性别视角出发，聚焦生育支持与养育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过程中，我们逐渐明确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既是应对个体婚育家庭观念转变、破解“职业—生育平衡”难题的必要举措，也是强化家庭长期发展能力、保障国家人口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这一建设需坚持“两性”兼顾、“三全”协同、“四维”统筹、“五度”并重原则，兼顾多元需求，助力育儿者平衡公私领域，实现均衡发展。

与此同时，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需求出发，我们梳理了生育支持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也直面实践中遇到的难点与挑战。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具体落实路径，希望能让政策从“纸上”落到“实处”。此外，针对0~3岁婴幼儿照护这一关键民生领域，我们通过政策文本分析，系统检视当前幼育支持的总体思路，从政策设计、法律保障、服务供给等多个层面凝练出幼育支持体系的主要策略，为完善女性生育、养育相关权益保障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

总结与展望

回望二十多年的性别研究之路，每一个研究项目的立项、每一次深入社区的调研、每一组数据的整理分析，都承载着我对性别平等事业的执着追求。在性别观念的研究中，我见证了传统与现代观念的激烈碰撞，也深刻体会到文化变革的艰难。在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研究中，我一点点揭开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的多重困境，也更加明确制度创新是打破性别壁垒、促进性别平等的关键钥匙；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研究里，我看到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觉醒与成长，她们不再被动接受命运，而是主动追求幸福，但同时我也意识到，保障女性婚姻权益的法律制度仍有完善的空间。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性别研究的学术内涵，更让我真切感受到学术研究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每一个数据背后都藏着无数个体的真实生活；每一项研究发现都可能为解决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展望未来，社会的车轮在快速向前，新的性别问题不断涌现。比如在数字化时代，如何缩小“数字性别鸿沟”？如何关注老年女性群体的特殊需求？我深知，性别研究的道路依旧漫长，途中或许还有荆棘与迷雾，但我不会停下脚步。我会继续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行，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为推动性别平等事业添砖加瓦。我始终相信，只要学术界、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以及每一个普通人都携手努力，性别平等的美好愿景终会在未来照进现实。

来源：新浪财经